为什么万历十五年被认为决定了明帝国的命运？
导语：《大明王朝1566》极力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帝制中国晚期的官场众生态，在嘉靖和朝臣的多重博弈中，大明王朝终究保留了一线生机，眼见就要在隆万新政中破茧成蝶。但是到了《万历十五年》的历史背景下，王朝的一线生机却已遭断裂，道德终究代替不了技术，政权命脉的延续耗尽了传统社会最后的劲力之后，帝制中国晚期的崩溃势所必然。
嘉靖的“君王南面之术”
依稀是一年里最冷的寒冬时节。这一日，习惯了老皇帝脸色苍白的梳洗太监不禁有些悲从中来——天日之表的九五之尊也难免有萎靡的时候！朝堂上，老迈的帝王似乎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断断续续地对儿孙诉说着他的治国之道：
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数省两岸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两岸数省之田地，不能只因水清而偏用，也不能只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只要朕用长江而废黄河，朕其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便需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黜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炼等人的道理。
这是大陆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最后一集的经典剧情。对于懂历史的观众来说，嘉靖的这段话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到这么一个典故：面对太子劝谏不应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时，大怒的汉宣帝一时失口说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说起来，电视剧里的嘉靖有点像美国史家斯特雷耶笔下的美男子菲利普。作为常人眼中傀儡的菲利普，通过对宫廷中各种重要职位的人选、职能的精心安排，在幕后遥控指挥、统揽全局。当然，这么说并非为嘉靖张目，而是为我们展现王朝体制下帝王心术的微妙难测。
不知怎的，看到电视上这一幕总让我想起《雪中悍刀行》里人屠徐骁临终时的场景——卧榻上难掩疲态的老凉王消耗着近乎油尽灯枯的精气神，身边那个年轻的背影双手紧紧握着他的手，听着那最不该由老人絮絮叨叨的大道理：
“……记住，你既然坐上了北凉王这个位置，就要能听得进去不想听的话，要容得下自己不喜欢的人，一样米养百样人，各有各自的难处，也就有了各自的爱憎和脾气，尤其是那些不记得别人好的家伙，很多时候你也得忍着，谁让你是北凉王了，不是输给哪个人，而是得照顾大局，爹当了这么多年的大将军和北凉王，也有许多憋屈，跟谁都说不出口，这是没法子的事情……”
“当了皇帝被称为孤家寡人，那是君臣有别……”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柱国徐骁去世前最惦念的是徐家、北凉一肩挑的世子凤年，那一句“爹睡会儿”至今仍时常回荡在我耳畔。嘉靖则是要把自己一生积累的皇帝经，那秘不示人的“君王南面之术”传授给自己的儿孙——大明接下来的掌舵人，王朝的未来和希望。在这里，编剧和导演似乎要告诉我们，隆万新政是嘉靖皇帝早已布好的暗棋。其实不用等到隆庆和万历，学者已经指出早在世宗的非正常即位和随之而来的“大礼议”之后，明廷已经开启了嘉靖革新，张居正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嘉靖革新的继续。
张居正的“万历十五年”
看《大明王朝1566》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种在读《万历十五年》前传的错觉。记得《万历十五年》的开篇如此写道：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万历十五年，西元1587年，大明王朝看似平常无奇，但“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黄仁宇一开始就为隆万革新划上了并不完美的句号——张居正去世，甚至紫禁城的上空都由此漂浮着一层惨淡的愁云。环境史学家早已指出，万历以降气候的恶化及其带来的灾难性的破坏，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在黄仁宇眼里无关紧要，他深信“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他借首辅申时行的心理活动表达了对传统社会王朝体制下各级政府运作方式的不满：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政治家?二十五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时行（当时他尚未姓申，仍袭用外祖徐姓）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道德官僚救不了岌岌可危的大明，更何况晚明是一个道德也不能保证的时代。黄仁宇指出异端的思想家用自相矛盾的理论试图动摇理学名教的大厦，正统学者却又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政治和军事改革家注定在荆棘中寂寞的独自前行，并相继离世。有学者将南宋和整个元朝的历史称为宋元变革期，而宋元变革带来的不仅是精英转向地方化和明清时代乡绅的产生。北宋中后期以来层出不穷的党争和南宋权臣秉国下的政治清洗，以及蒙元入侵对儒学士人价值观的冲击，和明朝建立以来专制统治的加剧，使得士大夫一步步沦为皇权，沦为政治的附庸，更使得昙花一现的士大夫政治逐渐异化为文臣官僚政治。北宋时只存在于笔记小说中的那则京城“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的笑谈，到了明清竟成为万千科举士子的真实写照，无怪乎顾炎武高呼“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事实上，黄仁宇那种讲求行政效率的技术也并非大明的救命良药。李伯重先生新近的研究已经把明清易代放在了整个全球史的视野中去考察，将其视为17世纪全球危机的一部分。并指出全球气候变化是17世纪危机的主要原因，而早期经济全球化则是导致东亚政治军事聚变的重要推手。这个时候的中国需要的已不再仅仅是《万历十五年》中所提出的行政技术，而是更具有近代性质的种种综合性的技术，尤其是科学技术。可以说早期经济全球化以来的时代，国运越来越和技术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些并非黄仁宇时代的中国史家所能够意识到的。
虽然《大明王朝1566》的最后为明王朝留了一线生机，但是这一线生机到《万历十五年》那里，已经消弭殆尽——隆万新政只是给朱家天子多了几十年的苟延残喘，恢复不了中华帝国曾经的辉煌。黄仁宇笔下的1587年，不仅大明王朝这艘老旧不堪的巨轮行将颠覆，步履蹒跚的帝制中国也是奄奄一息、日薄西山，并一步步走向沉沦。而在明王朝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满清政权，以及那看似声势浩大的康乾盛世，不过是落日前最后的余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