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为什么有时游牧民族要入侵中原?有藏族入侵中原的时候吗?

历史上,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其实就一个原因,草原经济模式太单一,一不足以支撑社会生活,二不足以抵御自然灾害侵袭。没有牧区生活经验的人,对草原的认识一般都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或者“暮色下牛羊归栏,蒙古包炊烟袅袅”。

其实,草原哪有那么田园牧歌,草原生活是及艰苦的。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草原上人口膨胀的很慢,中原的汉族人历史上也曾经历过多次大变乱,比如说安史之乱短短七年,就让唐朝损失上千万的人口。

但只要有几十年的安定日子,人口很快就能迅速回升补足缺口。农耕地区的人口迭代速度,是草原地区绝对难以想象的,这如实的反映了牧区生活的艰苦。

另外,草原上的自然灾害也是农耕区很难想象的。

即便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内蒙草原遭遇白灾(雪灾)都能在几天内冻死数十万头牲畜。我在内蒙草原的亲戚曾亲口向我描述,冬季草原起白毛风(风吹雪)的时候,目不视物,视线距离只有几米远,很多人就在家附近被冻死。

等天气变好,牧民们去寻找走散的羊,这时就会发现,一大群羊静静挤在一起御寒,全都站着被冻死在雪地上。

所以,内蒙草原才会流传一句俚语:“家财万贯,有毛的不算。”

另外,太过单一的牧区经济,导致了两个严重问题:一、生活所需的产品不能自己生产;

二、游牧民族天生没有协作与配合。

因为草原环境的限制,牧犬经济无法发展出采矿、烧炭、冶炼、金属加工等工业领域,这导致牧区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不能自给自足。

明朝时“边禁商品”的目录里,铁锅都赫然在列,据说当时牧民家里没有铁锅,只能用皮囊装水煮肉。

其次,没有各种手工门类也意味着,民众间没有互相协作配合的机会和动力。

草原上的民众基本是以部落小集群的方式生活,各部落间用刀子说话的机会更多。

这一点是游牧政权多遽起遽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游牧骑兵不能打,而是不能长时间团结在一起打。

清楚了上述两点,便可以知道,为何游牧政权有南下侵袭的动力了。简单说,就是两个诉求:以掠夺来壮大自己部落,或用掠夺逼农耕政权开放互市贸易,这是游牧民族南下的原动力。

我们的历史里面,很喜欢用结论反推原因,给人感觉成就霸业的少数民族领袖,似乎从小就心怀天下,立志要干翻农耕政权取而代之。

其实,以当时的资讯条件来说,生于一隅的少数民族领袖,根本不可能知道中原有多大,如何可能有志于天下?

游牧骑兵南下,基本状态都是打着看,打着打着发现有机可趁,勃勃之心才升腾的不可抑制。

说完了游牧民族南下的动力,我们来说第二个问题,藏族政权是不是也曾侵袭中原。答案是有,而且一度极其剧烈。

但藏族政权只在吐蕃王朝时期,有实力窥视中原。吐蕃王朝崩溃后,西藏地区便陷入了持续一千多年的低迷。别说东进中原,就是自己本土的事务,都受到外域政权势力强烈的影响,沦为一个既悲催又尴尬的配角。

但吐蕃王朝东进的脚步也不算顺利,因为他们与唐朝恰好迎头相撞。松赞干布崛起时,正赶上李世民最强势的岁月。

贞观十二年(638年)八至九月,两国在唐朝剑南道交通要道松州(今四川松潘)一番大战。

虽然,《旧唐书》、《资治通鉴》都记载着松赞干布拥兵二十万,并放出豪言,“公主不至,我且深入”。

但其实,松州之战不过是一场小规模的边境摩擦,以当时吐蕃的国力来说,几无可能倾尽国力,以二十万之众寇关。松赞干布也不会,对一个完全未知的对手赌上国运。

我比较赞同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的估算,“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其军队划分为四茹四十东岱,东岱就是千户所。每东岱管理1000多户,每户出1兵,则其总兵力在4万至5万,当是比较合理的。”

再有,吐蕃军队不过被唐军小挫后,便徐徐退去,也能印证这一点。松州之战虽然是唐蕃二百年国战的开篇之作,但实际意义不过是两国各自比划了一下,都认识到对手不是软柿子,不太好弄。于是,公主和亲便成了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吐蕃在禄东赞和他儿子们(噶尔家族)的领导下,先后吞并了白兰羌和吐谷浑,并以青海草原为前进和后勤补给基地,开始向北谋求截断河西走廊、向东侵袭陇右(六盘山以西)、向西染指安西四镇的争霸之路。

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唐蕃大非川之战和安西四镇的六度易手。

很多人都觉得薛仁贵的大非川之败后,吐蕃占据绝对上风,其实这种看法不甚准确。

高宗、武后时期的战场态势,吐蕃确实比较主动,但唐朝远远没到全无还手之力的状况。

二十二年里,安西四镇六度易手,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咸亨元年(670年),吐蕃攻陷龟兹拨换城(今新疆温宿),唐朝被迫罢安西四镇。

四年后(674年,上元元年),四镇复归唐朝。

仪凤三年(678年),迫于吐蕃压力再次罢黜。

次年(679年,调露元年),裴行俭千里奔袭西域,生擒阿史那都支,再复安西四镇。

垂拱二年(686年),四镇再罢。

692年(长寿元年),王孝杰、阿史那忠节西击吐蕃,在大岭、冷泉大败蕃军,噶尔·赞辗恭顿(汉史称赞刃,禄东赞五子)逃遁,噶尔·达古日耸(汉史称悉多于,禄东赞四子)被俘,四镇再复。

此后,唐庭吸取了四镇几度失陷的教训,遣军两万四千人常驻四镇,西域算是基本稳定了下来。

从四镇屡废屡建的过程可见,唐朝即便是在相对遥远的西域,有尚且有能力和吐蕃一较短长,更何况是在后勤压力较低的河拢地区呢?武后朝晚期、玄宗朝,唐军打出了一系列的反击战,这其中最典型的战例便是石堡城之战。这一时期,吐蕃的疆域是在不断收窄之中,两国边境从神龙会盟约定的以赤岭(今日月山)为界,逐步推至青海湖以西以南地区。唐朝逆转了战场形势,并开始占据上风。

但好景不长,安史之乱的爆发改变了一切,唐朝由此陷入内乱困局,吐蕃豪取河西、陇右,截断了关中和西域的全部联系。这一点唐蕃两国的史料都有比较相近的记载。

汉地史料记载则散布于多本史书之中,综合来看,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兰州(甘肃兰州)、廓州(青海化隆西南)、河州(甘肃东乡)、鄯州(青海乐都)、洮州(甘肃临潭)、岷州(甘肃岷县)、秦州(甘肃秦安)、成州(甘肃西和)、渭州(甘肃陇西)等数十州,已经相继沦没。

代宗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突破大震关(陕西陇县西境),泾州(甘肃泾川县北)刺史高晖投降,给蕃军充当向导,引军深入。

六日,克邠州(陕西彬县)、奉天(陕西乾县)、武功(陕西武功县西北),代宗东逃陕州(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长安陷落。

吐蕃在长安城内留居十五日(《资治通鉴》记十三日)期间,将留居长安的宗王李承宏找了出来,让他接替逃到陕州的代宗李豫当皇帝。这个李承宏都没跟着代宗一起跑,说明在唐庭里根本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当他听说吐蕃将领马重英(恩兰·达扎路恭)让他当皇帝,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心里说:“李豫又没死,我当了皇帝,他回来我还好得了?”

但马重英不干,对他说:“你是金城公主的兄弟,俺们是实在亲戚。你当了皇帝好,从此唐朝与我吐蕃的关系,就从舅甥关系变成姐夫和小舅子的关系了。这样好,就是你了,不干不行!”

就这么着,李承宏哭哭啼啼的干上了傀儡皇帝。可吐蕃在长安只待了十几天,等到郭子仪以疑兵之计诈走了吐蕃军队,代宗还朝后,李承宏这倒霉孩子先是被代宗一顿痛骂,然后就被流放华州,不到一年就稀里糊涂的死了。

不过,此后吐蕃军队再也没有突破唐朝在京西陇山一线的防御,虽然吐蕃为了再次攻入关中,曾一度占领了鄂尔多斯高原,准备从北向南进攻,但鄂尔多斯高原上严酷的气候条件,让吐蕃起兵吃尽了苦头,最终不得不从盐、灵二州附近撤军。

综上所述,如果您认为关中、河陇也算中原一部分的话,藏族政权是曾经染指过中原的。其在河陇地区统治时间还很长,大概有80多年,很多当地河陇唐族都已经开始编发左衽,说藏语用藏文了。

我们比较熟悉的沙州归义军首领张议潮,在最初给唐庭上书时,便是用藏文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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