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向盟国的无条件投降仪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就此落下帷幕。作为最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战后五大国之一，中国代表光荣地参加了这一仪式，和各同盟国一起，在日本帝国的投降书上签字受降，为八年全面抗战写下一个完美的句号。

不过，为什么把这样一个隆重庄严的仪式布置在该舰上如此狭小的一个地方？

空间局促的会场

密苏里号，1945年1月服役，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也最先进的战列舰衣阿华级最新的一艘，堪称海上巨无霸。它的吨位虽然不是世界第一，却是历史上主机功率最大、航速最高的战列舰。

密苏里号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艘战舰是美国海军米切尔中将的快速航母特混编队的旗舰，曾在硫磺岛、冲绳岛诸战役中直接参加对日军战斗，先后击落击伤3架日本轰炸机、引导击沉一艘日军潜艇。它自己也曾两次遭日军自杀飞机的冲撞，可说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从这个角度来说，密苏里号的确有资格举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仪式。

然而，作为会场，密苏里号也有个缺点，就是舰体较窄，只有33米。为了能够通过巴拿马运河船闸，便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快速调动，美国海军在设计密苏里号时要求限制其船体最大宽度，为此被迫拉长了舰体的纵向长度，使舰体的长宽比达到8.2：1。根据记载，受降仪式的会场，被设置在密苏里号二号主炮右侧的二层平台上。从模型上看，这里左侧紧贴着高大的406毫米重炮炮塔，右侧和后方是或高或低的高射炮炮台，只是一个比通道稍宽一些的狭长平台。

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不到会场有局促之感，相反颇有威武庄严的气氛，盟军方面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直到找到当时布置会场的原始文件，笔者才恍然大悟。他们把密苏里号巨大的三联装406毫米二号炮塔转向了一边，炮尾甩向左侧，于是，炮塔右侧后方的空间便被腾了出来，让平台的面积骤增一倍，形状也从长方形变成了不规则的五边形，大大方便了会场的布置。且周围的炮塔顶部，高射炮炮位，舰桥上方乃至主炮炮管上，都成了居高临下观礼的好位置。

排座次费思量

即便如此，会场依然不能说宽敞。受降代表摆成了一个曲尺形的队形。各国代表面对正前方站成了一个方阵，构成曲尺的一竖。不过，由于仪式举行时麦克阿瑟上将作为盟军总代表上前致辞，并把参谋长萨瑟兰中将和另外两位盟军将领温赖特将军和泊希瓦尔将军都带到了会场中间，于是在中国首席代表徐永昌将军的侧面，美国代表只剩了海军上将尼米兹一人，由于拥挤几乎被推进了旁边的记者堆中，所以看起来中国代表便成了引领各国的第一列。

受降代表摆成了一个曲尺形的队形。各国代表面对正前方站成了一个方阵，构成曲尺的一竖（尼米兹在左侧第一列，左侧第二列队首是徐永昌）。上百名美军将领构成了曲尺的一横，签字桌就放在曲尺队形的夹角中

举行仪式的签字桌，就放在曲尺队形的夹角中，据说是密苏里舰士官室的一张餐桌。周围是人山人海的观礼官兵和记者，为了方便记者拍照，在会场外侧还搭起了一个临时平台，供摄影师们使用。

密苏里号上更加宽敞的地方也有，比如一号主炮前方的起锚甲板，但观看过受降过程的人们很容易发现，把会场布置在二层平台上有着独到的好处。当日本方面的代表到来时，登上军舰的主甲板后，还要再向上经过一个陡峭的舷梯才能到达这里（代表日本签字的重光葵1932年在上海被炸断右腿，终身跛行），他们必须从高昂的炮口下走过。盟军的威严和震慑更能得到体现。

彰显胜利者的地位

这次受降仪式独具匠心之处甚多。例如，所有参加仪式的官兵，包括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都身着军便服，不穿礼服，以此表达对于法西斯的轻蔑和战争即将结束，军人们将要停止征战、铸剑为犁的意愿。同时，签字双方采用的文件版本一致，但装潢迥然不同，盟军保留的一份真皮包装，美轮美奂，给日方的一份是帆布包皮，粗糙得多。盟国各国代表在8时30分至8时50分之间陆续到达会场，日本代表则在9时钟准时到场，由代表日本政府的外相重光葵和代表军方的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带头，颓然进入会场。据说梅津得知被推荐这一任务时叫嚣着要切腹，后经天皇开导才同意。他们虽然身着礼服，却面色阴沉，一副沮丧。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前左为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前右为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

9时整，麦克阿瑟上将肃然宣读要求日方投降命令，并即席作了如是演讲：“今天，我们各交战国的代表，聚集在这里，签署一个庄严的文件，从而使和平得以恢复。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已在战场上见分晓，我们无需在这里讨论。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也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情绪相聚的。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神圣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用我们在这里即将取得的谅解，而忠实地执行这种谅解。在这庄严的仪式之后，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旧世界，迎来一个十分美好的世界，一个维护人类尊严的世界，一个致力于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世界，这是我最热忱的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我命令，日本帝国政府和日本军队代表，在投降书指定的地方签字！”

日方代表率先在投降书上签字。由于屈辱和紧张，深悉外交仪礼的重光葵竟一度找不到签字的地方，踌躇达一分钟之久，在萨瑟兰中将提醒之后才完成签字。

此后，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各盟国代表，陆续在受降书上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排在签字的第二位。9时18分，最后一名代表签字完毕。

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人

当时，在舰上观礼的中国记者朱启平回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 ⋯⋯ 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密苏里号上的签字仪式，见证正义的人们如何共同用牺牲维护着世界的公理，也见证着中国人如何在漫长的战争中用鲜血守护民族尊严而最终赢得胜利。这一刻将作为埋葬法西斯和展开人类新纪元的标志永载史册。

在1945年9月2日的密苏里号上，到底有几名中国人见证了日本帝国的落日，这个问题曾众说纷纭。根据对当时史料的考证，今天可以确认登上密苏里号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人，共有9名。其中，受降代表6名，新闻记者3名，另有一人未能得到完全确认，但很可能参加了仪式。

在美方保留的中国参加密苏里号受降仪式代表名单中一共记录6人，包括：Gen.Hsu Yung-Chang，即中国首席受降代表徐永昌上将，正是他在密苏里号上代表中国签署了对日受降书。徐永昌上将能够担任受降代表既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说出乎意料是因为他并非蒋介石嫡系将领，而是出身晋军，起于行伍的一名老式军人。但他很早就退出了派系之争，在抗日战争中专任军令部长之职，为这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徐永昌（右）在受降书上签字，王之少将在他身边侍立，他身后话筒旁站着麦克阿瑟

徐永昌在受降仪式上体现出了出色的政治头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评价这一时刻：“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受降归来之后，徐永昌即告病引退，任陆军大学校长，似有躲开内战漩涡之意，但最终身不由己，仍不得不为蒋介石参赞军机并随其退往中国台湾。1959年，徐永昌病逝于台北寓所，终年72岁。

Vice Adm. Yang Hsuan Chang，即中国海军在密苏里号上的唯一代表杨宣诚中将。杨宣诚，原名杨宣德，因顶替胞兄杨宣诚考中留日海军官费生而与兄长互换姓名，1911年毕业于日本海军水雷学校，此时已经是一名同盟会员。他实际在海军舰队工作时间不久，但参加了海军舰队1919年出兵海参崴的行动，积累了外交经验。抗战中，担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主持对日作战军事情报工作。他曾作为海军代表签署了《开罗宣言》，并建言在其中加入日方必须归还澎湖诸岛的内容。由于他在情报工作方面极有建树，在盟军中颇有威望，或许是他得以参加这一仪式的原因。

中国海军是抗战中与敌对比最为悬殊的兵种，几乎全部舰只都在战斗中沉没，但仍然坚持到战争胜利，有着难能可贵的坚韧精神。杨宣诚参加这一仪式，客观上也成为对中国海军抗战贡献的承认。杨宣诚战后归隐田园，1949年后蛰居家中，不问窗外事。1962年病逝于台北，享年73岁。

Lt. Gen. Chu Shih Ming，即朱世明中将，是国民政府中少有通晓数国语言的儒将。他1910年就读清华大学，后留美先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弗吉尼亚军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曾长期在美苏等国担任驻外武官，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他深厚的知美背景或是被选拔出任受降代表的重要因素。

朱世明此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曾在日本部署中国驻日军先遣工作，但因国际国内局势变化，中国在日驻军的计划最终取消。不过，朱世明和他的代表团在对日战后索赔等方面，还是取得了若干成绩。由于被传闻与日本女影星李香兰有染，朱世明后遭到解职。而今从种种迹象看来，这可能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问题在于朱世明与中国共产党方面有所联系。1965年，滞留在日本的朱世明逝于横滨，终年73岁。

Maj. gen. Wang Chih，即王之少将。和朱世明一样，王之也是出自于清华并有留美经历的中国将领。他参加过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七七事变后，曾送工兵器材和人员到延安，支援八路军抗战。此后长期担任与美军联络的联络员，并追随麦克阿瑟转战太平洋战场。1945年被任命为驻日盟军总部首席联络官。

与其他参加受降人员同团出发不同，王之属于先期到达日本的人员，推测他是由于需要承担盟军和我国代表团之间的协调任务而被派赴密苏里号的。当徐永昌签字时，在他身边站立侍从的便是王之。

王之此后参加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1949年到台后不久离开军队，进入东吴大学任教，退休后定居美国。

Col. Li Sho Chang和Col. Wang Pei Cheng，即李树正上校和王丕承（成）上校，前者出身于远征军，与驻华美军合作较多，曾参加过柳州桂林诸战役。后者是国府著名的军事外交人员，曾在美苏德法各国从事相应工作，并受到过斯大林的接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与盟军有较大交集且都是盟军代表中少见的青年军官。

中国受降代表在密苏里号上与美军士兵交谈，从右至左依次为徐永昌、杨宣诚、朱世明、王之，朱、王之间还有一位中国军官，从军衔上看应该是两位上校之一

除了六名军人外，还有三名中国记者登上了密苏里号，他们分别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黎秀石和中央通讯社记者曾恩波。另外，据说徐永昌将军的幕僚陈延晖也登舰参加了这一仪式，因未见于代表名单，尚不能完全确认。

这些中国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便是无论军人还是记者，都曾亲身经历了这场苦难的战争。于是，我们便可以理解朱启平先生当时发回的报道《落日》中如此总结这一时刻——

“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