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去见了个老同事，

闲聊中，

他说起前些天带着刚上中学的儿子，

去了趟黄花岗公园，

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父子俩对着墓碑，一个个读出上面的名字。

他说，他和儿子一样，

只有在那一刻，才知道这些烈士的名字，

以往，他只知道一个烈士的名字：

写下《与妻书》的林觉民。

其他烈士的名字，湮灭在72这个数字里面。

都说在大历史的洪流中，

人民群众总是悲情地化作战争与灾难伤亡统计里，

一个个冰冷的数据。

谁曾料到，即便是英雄烈士，

经过时间的淘洗，也只能以群体形象让人记住。

72，何尝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

这个数据的背后，是一些怎样的人？

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人生与选择？

1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日），下午五点半。

喧嚣的广州城冒出了一队年轻的人马，

每个人臂缠白布，脚踩黑面树胶鞋，

腰缠炸药，手持枪刀，直奔两广总督署。

接下来的战斗中，这120余名英勇的起义者，

有的当场战死，有的被捕就义，

大多化作了黄花岗墓园内的一抔黄土。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纪功坊

喻培伦，四川内江人，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

曾自称“世界恶少年”，表示对封建制度的挑战。

他的特长是制造炸弹，留学期间，

因研究炸弹不慎引发爆炸，引来了日本警察，

并“牺牲”了右手三个手指。

喻培伦曾与汪精卫等人进京，谋刺摄政王载沣，

计划暴露后，他侥幸逃脱，

化名王光明、尤国楠，分别寓意“望光明”、“忧国难”，

在香港继续研发炸弹，被革命党人称为“炸弹大王”。

黄花岗起义之前，起义的计划已经泄露，

清军在广州城内作了严密的戒备。

要不要延期？革命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喻培伦十分气愤，向起义领导者黄兴慷慨陈词：

这次起义，倾国内外同胞的人力财力。

如中途延期，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断送了革命？

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

黄兴也非常痛苦，以往多次起义失败，

已经使革命党人在海外募款的信用日益不佳，

这次起义前后已用掉募款十多万元，

如果无疾而终，如何面对资助革命的海外华侨？

黄兴决定拼个人一死，来挽救革命信誉，

他本可以坐镇香港指挥起义，但自己冲到了第一线：

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

起义前夕，革命党人阻止喻培伦参加战斗，

革命还需要他继续制造炸弹，为革命储备有用之才。

喻培伦自己站出来反对说，

党人都是有用之才，如人人都留为后用，谁与谋今日之事？

当革命需要流血时，我应为前驱！

起义时，他胸前挂着满筐炸弹，勇往直前，

退出总督署后，辗转巷战，他始终战斗在最前列。

终因弹尽力竭，浑身受伤被俘。

面对审讯，他担心连累家人，至死都说自己叫“王光明”。

三天后，“王光明”遇害，年仅26岁。

▲喻培伦

2在此次起义中，喻培伦的真实身份是：

一名“选锋”，即敢死队队员。

黄兴、赵声作为黄花岗起义的直接领导，

吸取了此前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

依靠起义中临时运动起来的军队、会党，

他们纪律性不强，常常不听从指挥。

所以革命必须精选一支由起义领导机构直接掌握的队伍，

作为起义发难的先锋，这就是“选锋”。

最初计划的选锋是500人，后来增加到800人。

参加选锋的很多年轻人，都是海外华侨。

黄花岗起义遇难者中，有姓名可考者计86人，

其中至少30人有华侨身份。

年龄最小的才18岁，最大的52岁，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

基本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据说，当时想回国革命的年轻人太多，

只能以抽签的形式决定谁能回国参加起义。

越南侨胞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敢死队，

因搭乘船只中途遇到大雾，没能赶上黄花岗起义。

选锋李炳辉，是一名马来西亚华侨，起义前夕回国。

他母亲得知儿子回国了，想让他回家见一面。

他也很想念母亲，但含泪给母亲写信，

说有重要任务在身，现在还不能回去看您。

在信里，他附了自己写的一首诗：

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

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私。

他牺牲的时候，年仅20岁，

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未见上。

华侨郭继牧和余东雄是黄花岗起义遇难者中，

年纪最小的两位，一个19岁，一个18岁。

郭继牧是“侨二代”，生在南洋长在南洋，

他曾回到祖国，立志为祖国战斗。

父亲欲为他订婚，他对父亲说：

男儿志行未遂，何以家为？

父亲一再坚持，他只能勉强成婚，

婚后不久，他对妻子说：

我要到广州参加革命，这一去，成败不一定，

假如不幸失败，切不可过于挂念我，还要请你替我孝养老父！

随即和余东雄一起回到中国，双双战死。

余东雄15岁加入同盟会，牺牲时年仅18岁。

当初因他年龄小，同盟会未准他回国参加起义，

他再三恳求，才被批准。

▲余东雄

罗仲霍，原是广东惠东人，只身到南洋谋生，

与妻儿阔别十年。

起义前，妻子杨氏知道丈夫人到了香港，

于是带着儿子远途跋涉去看他。

罗仲霍没有时间陪他们，

仅用一点钱就把十年未见的妻儿打发走了，

连一个晚上都未共同度过。

妻儿走后，他心里很难受，但说不出来。

数日后，他默默来到广州参加起义，

在战斗中左脚受伤被俘。

临刑前，罗仲霍还对清朝官兵演说革命宗旨，

官兵们惊叹不已。

回国前，他已写过一首诗，表达了必死的信念：

公等健儿好身手，愧余一介弱书生。

愿将热血造世界，亚陆风云倩汝平。

在他殉难后，他的妻儿仅靠同盟会每月12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

▲罗仲霍

3黄花岗起义殉难烈士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十九世纪的“80后”，

看看这份名单——

罗仲霍生于1881年，秦炳生于1882年，

徐松根生于1883年，方声洞生于1886年，

喻培伦生于1886年，林文生于1887年，

林觉民生于1887年，饶国梁生于1888年……

他们中的很多人，家境都算不错，

还有好几个人出身富商家庭，是典型的“富二代”。

这些年轻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也还不错，

有教师，有记者，有医生，有做工商的……

可以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

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有条件在国内或国外，

谋得一条不赖的生路，已经比底层民众好太多。

但是，偏偏是这一批未被逼入绝境的知识青年，

成了清末最早、最坚定的革命者。

他们用力地生活，只是想努力地改变这个社会，

为它做一点点事情，让它变得好一点点，

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所不惜。

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都有胸怀国家天下的热情，

每个人都有如此坚定的信念。

在一个相对安逸的环境里，目睹国家民族的灾难，

深感不安和愧疚，于是每每提醒和鞭策自己：

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

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

严确廷，生于1887年，广东惠州人。

他曾在广州当医生，加入同盟会后，

回老家水东街开西药房，作为革命党人的联络站。

黄花岗起义前，他负责搜购贮运枪支弹药，事泄被捕。

入狱后，一个革命党人买通监狱看守，入狱探望。

两人见面时，严确廷低声对他说：

我已自认是革命党人，只用杀我一人的头。

你们可以继续为起义运送枪支，我决不供出一人。

如不相信，可去我药房，取那蓝瓶装的毒药送来，

我定含笑吞下，绝不皱眉，以明吾志。

严确廷后被押解到广州，黄花岗起义后第二天，

被斩首于总督署前，并暴尸三日。

三天后，尚未暴露身份的革命党人潘达微以慈善为名，

收敛了攻打总督署牺牲的同志，以及严确廷等人的尸身72具，

同葬于广州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

革命青年方声洞，出生于福州一个富商之家，

家中兄弟姐妹有6人加入同盟会。

虽然家境优渥，但他生活节俭到没有人看得出他是“富二代”。

当初在日本讨论回国参加起义的名单上，并没有他，

但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告别妻子，离日回国。

此时，他的儿子才两周岁。

黄花岗起义前一天，他在广州写下致父亲与侄儿的两封绝笔书。

在给父亲的绝笔书中，他写道：

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

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

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

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

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

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

然奋斗而死，亦大乐也。

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

儿刻已念有六岁（指26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

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

即为身家计，亦不得不于死中求生也……

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

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写完绝命书次日，他在起义中身中数弹而死。

事后，黄兴向党内报告起义经过时，

说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

▲方声洞

4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的青年，太多了，

那是一个不缺热血青年的时代。

就算是这场起义的两名领导者：

黄兴37岁，赵声30岁，

也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革命是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混合物，

有人参加革命是出于报国理想，

有人参加革命是为了蹭成功臣。

因为有利可图，阿Q也会革命，

但因为风险奇高，先驱也会叛变革命。

黄花岗起义是一次必死的起义，

因为起义计划已被泄露，因为准备并不充分，

所有的参加者，从主帅黄兴到各个选锋，

都深知这一点。

他们没有选择退却，在原本可以退却的时候；

他们没有逃避牺牲，在原本可以不牺牲的时候。

黄兴身先士卒，在起义中被击断两根手指，

忍住剧痛，一路奋勇冲杀，

最后捡回一条命，却常常为牺牲的年轻精英痛悔不已。

坐镇香港的赵声，听到起义失败的消息，

抑郁悲愤，病重而死。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纯粹的理想主义革命。

▲黄兴

参加起义的选锋，知道自己并不能见到民国的曙光，

但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唤醒这个古老的国家。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起义前夜，写下了绝命书，

都很理性地意识到，之所以参加这次必死的起义，

不是为了微乎其微的胜利，而是为了唤起所有人的斗志，

仅此而已。

如果这是一群利己的年轻人，

他们早就盘算出这场起义是赔本的买卖。

如果这是一群精致的革命者，

他们就不会冒死溜进血雨腥风的广州城。

1911年4月24日，深夜，人在香港的林觉民，

在其他同伴睡下之后，开始写他的遗书。

他一共写了三封绝命书：

《致父老书》《禀父书》以及《与妻书》。

在写《与妻书》时，他忍着极大的悲痛，边写边哭。

他和妻子陈意映的感情很深，

过去一直没把革命的事告诉她，

如今要为革命捐躯、与至亲至爱之人永诀，

而妻子还怀有身孕，这巨大的打击她能承受吗？

▲剧照：林觉民被俘

最终，理智战胜情感，林觉民试图说服妻子，

接受这个他选定的、残酷的结局。

他在信中写下了这些流传百年的句子：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

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

……

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

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

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

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他流着泪，一次次在信中安慰妻子：

你不要悲伤！你不要悲伤！

写完了，天已破晓。

他把绝命书托付友人，在自己牺牲后代为转交。

随后，他乘船前往日趋戒严的广州，义无反顾。

4月27日，林觉民出现在起义的队伍中。

当他们扑入两广总督署时，等待他们的却是，

一座早有准备、撤退一空的衙门。

选锋们赶紧撤出督署，在随后与清军展开的巷战中，

林觉民腰部中弹倒地被俘。

被囚禁的数日里，他以绝食相抗，最终被杀。

一条25岁的生命，

化作黄花岗墓碑上一个凄冷的名字。

在他的身边，躺着同样年轻的71条生命。

他们是这个民族不能忘却的名字，

但时至今日，他们已被忘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