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19点31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厉以宁教授逝世，享年92岁。

消息传来，社会各界对厉以宁教授的逝世表示沉痛悼念。

作为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厉以宁教授为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贡献了大量重要思想。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厉以宁教授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2015年，厉以宁教授在深圳大梅沙论坛发表演讲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我们需要学习厉教授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大胆理论创新的精神，使其在实践中产生更大影响，这是对厉教授最好的纪念。”2月28日，深圳市原副市长张思平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追忆缅怀厉以宁教授。

张思平被称为深圳改革“老将”。他20世纪90年代先后任深圳体改办主任、广东省体改委主任，2003年任深圳副市长，2010年任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长期分管深圳改革工作，曾与厉以宁教授多次交流。2014年11月退休后，张思平创办民间智库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邀请厉以宁教授担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谈与厉以宁教授的交往

“我们每年都向他当面或书面报告工作，得到他很多指导意见”

新京报：可否谈谈你与厉以宁教授的交往？他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张思平：从与厉教授接触来看，我想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时，厉教授给我们讲述西方经济学，是我的老师。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任深圳市体改办主任。深圳是全国股份制改造试点、股份制公司上市最早的试验场，厉教授对深圳的股份制改造非常关心、支持。第三阶段是2014年我退休后，创办民间智库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在这个过程中，与厉教授多次交流。

我最后一次见厉教授是2016年8月23日，去北京向他汇报研究院的工作。他对研究院发展也很关心。我们对社会智库如何发挥作用、经济形势等做了很深的交流。这是我和他聊得时间最长的一次。

2014年我们成立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坚持建设性、独立性、社会性，致力于中国改革创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厉教授欣然接受邀请担任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给予了非常大的关注关心。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担任校外学术委员会主任。我们每年都向他当面或书面报告工作，得到他很多指导意见。

厉教授多次在我院主办的大梅沙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在2015年的论坛中，他提出政府在简政放权过程中，要建设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责任清单既包括了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也包括对政府及其部门责任的限制，乱作为不行，不作为也不行，几天之内文件批完，不能拖沓。这样大家积极性就起来了。”

2016年的论坛，厉教授当时已经86岁高龄。他讲了35分钟，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工业化以及企业创新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和建议。

厉教授是经济学界的泰斗和老前辈。他的股份制改革理论、所有制改革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以及其他一系列理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018年，厉教授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这个荣誉名副其实，众望所归。厉教授的逝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

谈厉以宁教授的理论贡献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厉以宁教授的经济理论贡献？

张思平：厉教授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涉及很多领域，但对实践产生影响最大的，我认为有两方面。

第一是股份制改革理论，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起了奠基性的重大理论突破。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在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国有企业到底怎么发展、怎么改革，并不清晰，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在1980年的一次高层会议上，厉教授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第一次发出关于股份制的声音。此后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得了“厉股份”的称号，社会上有不少质疑的声音，阻力很大，但他不卑不亢。

实践证明，厉教授的股份制产权改革对国有企业改革产生巨大作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的改革，实际上找到了一条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相兼容、相融合的桥梁。30多年来，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第二是他提出股份制改革后，对所有制改革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在实践中备受阻力。厉教授始终以一个诚实严谨的学者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我们现在讲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再次明确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厉教授在各领域的贡献很大，我认为上述两个方面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效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谈股份制改革对深圳的影响

“促进了深圳的崛起”

新京报：你如何看厉以宁教授的经济理论对深圳的影响？

张思平：深圳是全国股份制试点和改革的先锋，是厉教授经济理论的试验场和实践基地，并且取得了重大成功。

1983年，深圳组建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1986年，出台《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选定10家国营企业开展试点，在全国率先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1990年至1992年，抢抓深圳证券市场发展先机，推动深振业、深物业等国企上市；2002年，启动能源、燃气、水务、公交等国有大型企业国际招标招募改革试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公用类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2015年，探索管理层和核心骨干持股制度化路径。

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除了国企，深圳民营企业也异军突起。我们通俗讲民营经济的“56789”，即“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深圳通过国企改革，一些劣势企业逐步退出，深圳的高科技、物流企业、制造业、服务业、外贸企业等都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对于深圳来说，民营经济的比重比“56789”还多。

深圳经过40多年的所有制改革、股份制改革，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保障的多种所有制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是深圳40多年改革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厉教授的股份制改革理论、所有制改革理论在深圳的成功实践，促进了深圳的崛起，使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2000多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深圳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奇迹。

这些奇迹的创造有多方面原因，但从理论界、思想界来讲，厉教授的影响是巨大的。每次他来深圳调研、讲座，他都与深圳的企业家、市民、相关领导等充分交流。2020年，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厉教授寄语特区“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作为深圳人，我们应该怀念和感激厉教授。

谈学习厉以宁教授精神

“学习厉教授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大胆理论创新的精神，使其在实践中产生更大影响”

新京报：我们应学习传承厉以宁教授的哪些精神？

张思平：改革开放40多年来，股份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等取得重大成就，使我们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

但从改革的角度来讲，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当前，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和大胆探索。我们需要学习厉教授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大胆理论创新的精神，使其在实践中产生更大影响，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努力。我想，这是我们对厉教授最好的纪念。

新京报记者 何强 受访者供图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