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1070年),“御集英殿,赐进士、明经、诸科叶祖洽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总八百二十九人。祖洽策言‘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当与忠智之臣合谋而鼎新之。’其意在投合也。”考官、时任知制诰的李大临和殿中丞直馆判官告院苏东坡强烈反对内定叶祖洽为状元,但主考官吕惠卿却坚持拔擢叶祖洽为第一。
大为光火的苏东坡,立即写了一篇《拟进士对御试策》怼过去:“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则其治疾也……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动华佗之方,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
苏东坡愤怒的深层次原因是,当时的学子,别的没学会,而个个却成了溜须拍马的行家里手。他们知道年轻的宋神宗和宰相王安石极力主张改革,便人人声言改革的伟大,以媚皇帝和权臣。那一届最出格的考生,就是福建邵武的叶祖洽,其不露声色的拍马功夫已达化境。然而,这仅仅是宋代“附庸风雅”式拍马的一个缩影。
“拍马屁”一词,据说源自元朝。擅长养马的蒙古人牵着马相遇时,常拍对方马的屁股、摸摸马膘,并顺便夸几声“好马”,以博得马主人欢心。马的优劣无关紧要,马主人开心才是关键。这种无原则的奉承,就叫“拍马屁”。
但拍马屁的历史,在此之前早已存在。不过,相比而言,宋代“马屁精”最有“学问”。宋真宗时的“五鬼”之首、创造“溜须”的丁谓,堪称“附庸风雅”式拍马的始作俑者之一。野史载,有一天宋真宗与大臣一起钓鱼,很长时间无鱼上钩,宋真宗很扫兴,此时善于察言观色的丁谓,便上前赋诗道:“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钩迟。”原来是真龙天子把鱼吓跑了。宋真宗听后,龙颜大悦,不快之情顿消,其他大臣跟着附和。一个精致的马屁让丁谓脱颖而出,没多久便挤掉寇准升任宰相。
尔后,宋代善于“附庸风雅”拍马者层出不穷。宋仁宗时期,吕夷简任宰相,显赫一时,封疆大吏、州府小官皆以能结交吕宰相为荣。但吕夷简奉行“宰辅礼绝百僚”古训,轻易不与士大夫私交。然而,这位吕宰相信佛,与礼佛谈禅者谈得来。于是,许多官吏便“幅巾道袍,日游禅寺,随僧斋粥,讲说性理”,个个僧人打扮,天天寺庙出入,人心向佛,禅来禅往,一时成为风尚。后来,有人也套用附庸风雅讥讽这种行为为“禅钻”或“禅拍”。 元丰二年(1079年),伙同舒檀制造“乌台诗案”、欲置苏东坡于死地的李定,《梦溪笔谈》作者沈括、光禄卿巩申等无不深谙此道。
权臣过生日,进献谀诗无疑又是宋代最流行、最精准“附庸风雅”拍马方式。王安石任宰相后,每次过生日,像沈括、李定之类都要献上肉麻的吹捧诗词。往后此风越演越烈。蔡京过生日,周邦彦献上一首“化行禹贡山川内,人在周公礼乐中”谄媚诗祝寿,把一个大奸臣比喻为人人敬仰的周公,蔡京一高兴,立即就提拔周邦彦做了秘书少监;以“莫须有”罪名害死岳飞的奸贼秦桧新建“一德格天阁”落成,满朝文武祝贺,其中一个奸佞小人写了一副贺联:“我闻在昔,唯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将恶贼比喻为历史上的名相伊尹和管仲,马上被秦桧提拔;还有一个候补官员献的一首谀诗叫人想吐:“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烧红烛照峨眉。格天阁上三更雨,犹诵《车功》复古诗。”歌颂秦丞相勤政好学,此君随即补了实缺。
宋代千奇百怪的“附庸风雅”式拍马,远不止这些。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北宋的“靖康之难”等,何尝不是这种“附庸风雅”式拍马盛行埋下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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