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也得纺线赚外快,抗战时期兰州人曾靠“工合”改善生活

【奔流文化·闲谭】警察也得纺线赚外快，抗战时期兰州人曾靠“工合”改善生活

1938年8月，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路易·艾黎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 “工合”以合作社形式组织生产自救，对于支援抗战、改善大后方民众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春，在“工合”西北办事处领导下，成立了兰州事务所，组织工业生产合作社。抗战时期的兰州百姓日常生活，也与“工合”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工合标志 引自《回忆中国工合运动》

1】

民国时期著名报人萨空了曾在《由香港到新疆》一书中写道，抗战初期的兰州，是“工合”很重要的一个据点，“毛织最多，困难虽有，但发达已要算很发达，如无人事的阻碍，还会有更好的前途。”实际上，当年的兰州“工合”，首先着眼于满足百姓急需的日常生活用品生产，并且大多使用“工合”品牌。相关工业合作社的办社原则是：“社员集资、民主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家伙“众筹”创业。据常焕一在《回忆抗战时期的兰州工合组织》一文里回忆，兰州“工合”事业兴办之初，第一个诞生的合作社是道升巷制鞋合作社，社员七人，前店后厂，生产“工合”牌布鞋。紧接着，又创办了肥皂合作社，以甘南、临夏丰富的牛羊油为原料，生产“工合”牌肥皂。随后，横街子木器油漆生产合作社、南城壕染布合作社、盐场堡皮衣皮革合作社以及为之配套的机器生产合作社、地毯合作社、运输合作社等上下游企业陆续兴办。据焉寿先、靳东岳在《“中国工合”在兰州兴办的几种工业及对抗战的支援》一文记载，当年，贴有“工合”商标的棉布、毛毯、袜子、皮鞋、皮箱、衬衣、毛巾、手套、肥皂等日用品，颇受消费者欢迎，特别是兰州“工合”合作社的“独门绝活”——提花毛毯、栽绒挂毯、椅垫等产品，由于做工精良，并且采用敦煌壁画图案，亦为省外甚至国际市场青睐，常常供不应求。

“工合”产品的供销两旺，不仅满足了兰州百姓对于日用品的需求，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兰州百姓的就业问题，增加了居民收入。这一点，在纺织合作社身上尤为明显。自1939年冬季开始，兰州“工合”开始承担军用毛毯生产任务，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先后在今榆中县的金崖、夏官营，今兰州市安宁区的刘家堡、费家营等地，发动群众纺线织毯，参与其事的农户达1000余家，纺线70余万斤；“工合”西北地区合作社共织军毯140余万条，其中兰州“工合”之产量占大多数。以榆中金崖为例，据金光天、常焕一在《路易·艾黎与金崖工合》一文里回忆，1940年秋，兰州“工合”在金崖设立通讯处，派员指导建社，当时，金崖工业合作社共有木制、铁制织布机、纺纱机500余台，主要产品为粗大布、细洋布、栽绒毯、军毯等，行销于省内外。“工合”为金崖百姓带来了直接利益，如合作社社员每日管饭，工资高者40余元、低者10余元，不在合作社入股的农户，亦可从合作社领取羊毛，回家利用农闲纺线，获取相应报酬。

甘肃舟曲白龙江上的“扯船”摆渡（荷兰人弗兰克·尼古拉斯·迈耶）

2】

以往史料中，大多侧重记载“工合”事业为兰州百姓特别是老弱妇孺和闲散劳动力提供了一条补贴生活的路径。但你能想到吗？当时，连公职人员有时也要加入“工合”挣点外快，不然就活不下去了！

抗战时期，因政府预算拨款有限，加之物价飞涨而工资不涨，兰州市的警察们自身温饱亦难保障，竟然出现“逃跑”现象。据兰州市政府1943年编印之《兰州市政二周年》所收录的沈观康著《两年来之兰州警察》一文记载，“因而逃警随时发生，补募更感困难”。地方当局认为，“如欲加强其工作，必先安定其生活，则舍谋福利别无良策”；遂于1943年2月间，筹制手摇毛纺车八百辆，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兰州办事处开展纺毛线的生产合作，利用警察不值勤时的业余时间纺线。据当年六月时的统计，“於今四月，已见成效。计每警每月多者能得工资三百余元，少亦数十元”。依靠这份辛苦赚来的外快，多少可以补贴家用，兰州警察弟兄们总算能够安心工作，“逃风藉以渐刹”。

另外一个花絮是，当年的兰州警察虽说“吃皇粮”，但日常伙食，只有主食，毫无副食。肚里没有油水，维持治安自然没有精气神。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大家伙有力出力，还曾“众筹”办过农场，利用业余时间将东关火药局废址，“垦为菜园，兼制豆腐，豆渣饲猪”。经过一番努力，“每警每星期可食菜两次，食豆腐一次，年节可得食肉一次。当可为最低营养之增进。”这也算是对于“工合”理念（Working Together）的又一种实践吧。

文丨奔流新闻特约撰稿 史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