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

儒家思想十分丰富。就个体讲，有仁、义、礼、智、圣(信)、恕、忠、孝、悌等思想。比照元素论，古人开出过三德、五行、六德等德目。孔孟讲的是"圣"端;董仲舒改为"信"端。

仁:仁爱。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以处人，有序和谐'是孔子思想的原发点，是儒家思想核心之核心。"(陈志岁《载敬堂集》) 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治"，德治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义(谊)者，人所宜也。段玉裁注《说文·言部》曰:'谊、义，古今字，周时作谊，汉时作义，皆今之仁义字也。'义有君子义与小人义，君子义大我，小人义小我。大我，为大众、为社会也;小我，撮伙偏党也，今所谓'哥们义气'是也。"(陈志岁《载敬堂集·民说》)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

此外还有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绝对化。孝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

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儒家对中国科技以及世界文明的贡献特别巨大。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正是这些重大的发明(包括发现)，使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制造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儒家也留下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学著作如《考工记》、《天工开物》等等。中国在明末之前一直能保持世界一流水平，这些都和因动漫小说而名声大噪的墨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不要一提到中国古代第一印象就是想当然的科技落后、八国联军或是动漫中异常火爆而现实中早已秦汉绝迹的墨家，这不符合历史史实。

公元前134年，随着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要‘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武帝经过仔细思考之后，最后采纳了董仲舒的谏言，将儒家学说采纳为真正的国家思想。自此之后，儒学就成了历代封建统治者手里，最好用的一样思想工具。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什么要选择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核心统治思想?为什么不选择诸子百家中的其他思想呢?

实际上，古代统治者选择儒家思想，并不是从汉武帝开始，就一成不变的。而是经过了漫长了历史发展之后，经过时间的筛选，统治阶级发现，儒家思想最有利于统治国家，所以才选择了儒家思想。

当然，这种说法，似乎也不太准确。真正准确的说法是，统治阶级选择了自己修改之后的儒家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种思想，纷纷盛行于世。当时的各大诸侯国，选择的思想也截然不同。因为大家选择的治国思路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最后，选择法家思想的秦国，统一了天下，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但是，秦国因为法家思想而统一天下，却同样因为法家思想而亡国。法家思想过于强调法令的重要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因素。所以，在经过了一场秦末大乱，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决定换一种思想治国，选择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作为汉朝最初的治国纲领。

刘邦去世后，在后来的几十年当中，汉朝依然延续了这种治国思想。但是，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使用道家思想作为核心治国理念的弊端，开始显现了出来。用道家思想治理国家，虽然可以保证平民受到的压迫相对较小，但却不利于中央集团。中央政府选择无为而治，就一定会导致统治末端无法深入到各地方。地方上的一些势力，很容易因此做大，和中央政府相互对立。

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个问题已经相当突出了。各地方的诸侯王，各有封地，俨然是一个个国中之国，随时都可能威胁到中央政府的统治。另外，平民阶层因为缺乏上升通道，很多人开始选择去做游侠，信奉墨家思想。游侠的存在，同样威胁到中央政府的统治。比如汉武帝时期最著名的游侠郭解，在当地堪称无冕之王，连朝廷任命的官员，都要听命于他。这些游侠的存在，对汉朝中央政府产生的威胁，其实丝毫不逊色于各地的诸侯王。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决定，修改之前汉朝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转而选择其他思想，作为汉朝的统治理念。当时在汉武帝面前，其实大体上只有四种思想，可以供他选择。这四种思想分别：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以及墨家思想。只有这四种思想，是相对完善，可以作为国家治国理念的思想。至于诸子百家的其他思想，都没有这个能力。

在这四种思想当中，道家思想正是之前汉朝选择的思想，不利于中央集权。法家思想是秦朝的统治思想，也存在很多问题。墨家思想就不用说了，作为游侠们推崇的思想，如果汉武帝选择了这种思想，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给玩没了。

如此一来，汉武帝能够选择的，似乎也就只剩下儒家思想了。

儒家思想，强调忠君爱国，如果大家都能这样想，那国家自然天下太平，再也不会有任何叛乱了。于是，在董仲舒的建议之下，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是，这里要注意的是，汉武帝选择的儒家思想，其实是经过修改之后的儒家思想，而不是原版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除了有强调‘忠君爱国’的部分之外，也有孟子提倡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对于这部分思想，统治阶级开始尽可能地将其进行切割。只强调忠君爱国的那一部分，而淘汰掉不利于自己统治的那一部分。

除此之外，后来的统治阶层，还将法家的思想与之相结合，做到了所谓的‘外儒内法’。对于平民阶层，统治阶层宣传要‘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而就统治阶层自身而言，则是以法家思想治理国家。

这种治国的理念，成了后来上千年封建历史当中，绝大多数政权最高的选择模板。

汉朝之后，随着佛家学说开始传入中原，佛家学说成了统治阶级的一个新的选项。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外儒内法的思想方针，已经被证明是最好的统治思想，很少有政权会再去进行新的尝试，选择尝试以佛家思想作为自身的统治思想。

当然，很少，不意味着没有。

南北朝时期，南朝的萧梁政权，就属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南梁政权的开创者，梁武帝萧衍，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梁武帝早年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但其晚年开始沉迷于佛家思想，甚至多次出家，然后让国家出钱去寺庙赎回他这位皇帝。梁武帝晚年的时候，便想将佛家思想推行开来，作为萧梁政权的统治思想。在萧衍看来，佛家强调众生平等，如果真能够做到这一点，国家内部所有人全部平等的话，自然能够天下太平。

但是，萧衍忽视了一个问题：有人想要平等，就有人不想平等，总想着要高人一等。这样的人，是永远存在的。所以，萧衍晚年大肆推行佛家思想的结果，就是爆发了著名的‘侯景之乱’。不但搞得天下大乱，就连梁武帝本人，都被囚禁起来，活活饿死。

有了萧梁政权这个先例之后，后世的统治者，自然不会再去选佛家思想，而是会继续选择‘外儒内法’的政治思想了。

南北朝之后，到了隋朝时期，随着科举制的出现，儒家思想的地位，被进一步强化了。科举考试当中，考的就是儒家的学问。读书人想要入朝为官，也只能通过学习儒家的学问，学习忠君爱国那一套思想，才有机会在科举考试当中取得好成绩。到了这个阶段，统治阶层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力量，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修改，将其修改成最适合自己的样子。

再之后，到了宋朝时期，随着程颢、程颐、朱熹等大儒，对儒学进一步进行修改，创造出了所谓的理学。理学更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可以完美解释统治阶层的‘合法性’问题。所以到了元朝之后，理学开始成为统治阶级最好的选择。不但科举考试就考这些东西，而且还在社会上全方位地推行这种学说，禁锢平民们的思想，以期更好地进行通知。

从统治思想的演变历史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家思想被统治阶级选择，其实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管是统治阶层在进行选择，儒家学说因为自身的特性，也在不断对自身进行改良，使得自身更加适合统治阶层的需要。

所以，与其说是统治阶层选择了儒家学说，倒不如说是儒家学说‘适应’的统治阶层，从而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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