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启用了

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启用了很多明英宗朱祁镇时代被贬谪的大臣，让朝廷的权力逐渐回到了文官集团手中，开始了明朝中兴的历程。在朱见深重新启用的大臣中，内阁大学士商辂是对明朝历史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他是朱见深时代的名臣，与内阁首辅彭时齐名，当时的人称之为“我朝贤佐，商公第一”。写《明史》的清朝名臣张廷玉对他评价也极高，称他和彭时组成的内阁是明宣宗朱瞻基的“三杨内阁”之后最好的。可就是才华如此卓越的名臣，却被明英宗朱祁镇贬为平民，甚至于永不叙用，直到朱见深即位后才重新入阁。

商辂在明朝历史上非常有名，而且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三元及第”的状元，再加上当时的内阁首辅彭时也是状元出身，所以有的历史爱好者戏谑称之为“状元内阁”。商辂是浙江人，早在明宣宗宣德十年的时候已经是乡试的解元了。后来他在明英宗正统十年又赴京参与了会试，先后取得会试和殿试第一的成绩，被朱祁镇钦点为状元。这是他不仅在明朝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于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是“三元及第”的极品状元，所以商辂从入仕开始就受到整个官场的关注，朱祁镇也非常看重他。

商辂一早就被挑选到东阁进行学习，然后又被朱祁镇亲自任命为展书官，官路可谓是一片坦途。但不久之后便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朱祁镇御驾亲征的大军全军覆灭，自己也当了俘虏，明朝陷入了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此时朝廷因为迁都南下和留守北京的方案争论不休，于是商辂因为出身好的原因被阁臣陈循、高谷推荐进入内阁，参与了这次大讨论。在讨论中商辂站在了名臣于谦这一边，他极力反对南迁，支持由郕王朱祁钰监国，立朱见深为皇太子，坚守北京与蒙古也先南下入侵的军队作战的策略。

北京保卫战后也先带着蒙古军退出长城，朱祁钰即位称帝，是为明代宗。商辂因为支持北京保卫战的政治立场受到了朱祁钰的重用，年仅三十五岁便以翰林院侍读的身份成为内阁大臣。在朱祁钰的时代，商辂是最受重用的年轻官员之一，朱祁钰甚至于在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时，也指定商辂出任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学士。可以说当时朱祁钰是将商辂当成了未来的内阁首辅培养，甚至想发展成为儿子朱见济的顾命大臣。可惜朱见济没几年就夭折了，朱祁钰也跟着陷入重病之中，朝廷便因为谁出任皇太子再次陷入争论。

这次争论还没有出现结果，就发生了“夺门之变”，石亨、曹吉祥等人带兵强行打开南宫，迎接朱祁镇复辟称帝，朝廷陷入更大的动荡之中。朱祁镇复辟时本来是安排商辂写复位诏书，但商辂在宽赦的条款上与石亨发生冲突，于是被石亨弹劾勾结奸党，被拿入狱中问罪。此事让朱祁镇大怒，本想从重处置商辂，但因为中官兴安为商辂说情，提到了商辂反对迁都，支持坚守北京的旧事，这才让朱祁镇心里一软。最终商辂被朱祁镇贬为平民，一直没有得到启用。直到朱见深即位后，商辂才被召到京城，复职进入内阁。

商辂进入内阁后很快成为朱见深最为重视的大臣之一，与彭时搭档为内阁两大辅政大臣，对朱见深成化年的明朝国力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从内力上看，商辂在明朝是首屈一指的，而状元内阁的政绩在明朝的内阁之中也是排名数一数二的。可是如此卓越的大臣被朱祁镇贬为平民，甚至到了永不叙用的程度，实在让人感到不解。而朱见深即位不久便推翻了朱祁镇在位时的诏令，重新启用商辂，而且直接复职进入内阁，也让天下的官员大跌眼镜。因此很多人感到疑惑，是什么原因让朱祁镇和朱见深父子对商辂的使用背道而驰呢？

从商辂“三元及第”的学术水平，和“状元内阁”的政绩来看，他无疑是明朝最为卓越的内阁大臣之一。对于这样的大臣，任何一个有为的皇帝都会加以重用的。朱祁镇在正统年间重用商辂，也是看中了他在这方面的能力。但在复辟之后，因为商辂和石亨在复位诏书上的争执，就将商辂贬为平民，实在是让很多人看不明白。有的人说商辂在诏书上和朱祁镇谈条件，所以得罪了朱祁镇，这才被贬官的。也有的人说是当时石亨、曹吉祥等参与“夺门之变”的大臣权势太大，商辂受到他们的记恨，所以朱祁镇也不敢用他。

其实从史料记载来看，上述的说法都是似是而非的，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点所在。商辂在朱祁镇复辟后的朝廷中位置是非常特殊的，既有有利于朱祁镇的一面，也有背离于朱祁镇的行为。朱祁镇复辟时没有任何政治班底，全靠发动“夺门之变“的勋贵和宦官集团的支持，所以他想坐稳皇位必须依靠这些人。而当时掌控政权的是以于谦和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他们都是朱祁钰的执政基础，所以朱祁镇上台必然会对这些官员加以处置。商辂作为内阁大臣之一，在宽赦条款上与勋贵有异议，实际上是政治利益和权力的争斗。

朱祁镇是依靠勋贵们复辟的，皇位稳定之前都得靠勋贵给他撑腰，所以在任何事情的利益关联上都是倾向于勋贵的。商辂利用起草诏书的权力，给文官集团争取利益，实际上也就违背朱祁镇的意愿，受到政治打击和迫害是很正常的。再加上“土木堡之变”后商辂的很多政治立场都站在了朱祁钰一面，所以受到朱祁镇的猜忌也很正常。比如对于朱祁钰称帝，当时很多大臣反对，但商辂确实支持的。对于朱祁钰废除朱见深的皇太子，改立朱见济为皇太子，商辂也是支持的，还出任负责管理朱见济教育的左春坊大学士。

最让朱祁镇感到难堪的是，在朱见济夭折后，朝廷对皇太子人选发生争论。当时有人提出让朱祁镇复辟，但是商辂却支持了于谦的建议，让朱见深复位皇太子，等朱祁钰病重去世后再登基当皇帝。备选皇帝跳过了朱祁镇，让朱祁镇继续当有名无实的太上皇，这是让朱祁镇是非常愤怒的。而当时的朱见深也就十岁，如此年轻便继承皇位，又会出现正统初年那种主少国疑的政治格局。当时还有这张太后临朝听制控制政治路线，而此时对于朱见深来说连个稳定的后台都没有。所以朱祁镇对商辂的这一安排非常不满，所以也就对其记恨上了。

因为上述的原因，所以朱祁镇不再信任商辂。尽管他知道商辂的能力非常卓越，在内阁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臣，但依旧将其贬为平民。朱祁镇的这一做法也是符合他在执政的后半段依托勋贵和宦官控制政权的风格，算是在特殊历史和政治背景下做出的选择。然而在朱见深即位后，政治形势却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朱见深与朱祁镇不同，他是非常不信任勋贵的，他不愿意勋贵继续主导朝廷政治，所以从上台开始就打压排挤勋贵势力，扶持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因为当时内阁中都是朱祁镇安排的官员，朱见深作为新皇帝也需要安排自己的心腹。

当时朱见深在内阁中除了沿用朱祁镇留下的李贤等老臣外，也提拔了很多大臣进入，商辂便是其中之一。商辂在朱祁钰时期就是内阁大臣，对于资历和政治威望都是足够。他是“三元及第”出身，这让他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能力方面毋庸置疑。商辂在内阁大臣的位置上直接被贬，按照流程复位入阁也不违反明朝的制度，这些都是朱见深第一时间考虑到的。而对与朱见深来讲，他最看重的并不是商辂的能力和政治资历，而是商辂对于朱见深的支持。朱见深在朱祁钰时代是遭到政治迫害的，但在此期间却受到商辂不少的照顾。

当时以于谦为首的大臣都支持朱祁钰登基时，商辂还是坚持让朱见深做皇太子。朱祁钰因为皇太子问题与朝臣发生争执，强行改立朱见济之后，对于朱见深的处置商辂的意见都是比较缓和的。商辂虽然同意改立朱见济，但却不同意朱祁钰将朱见深处死。期间朱祁钰多次安排锦衣卫秘密对朱见深动手，都被商辂以捍卫朱祁钰与朱祁镇兄弟之情的名义给阻止了。而且在朱见济夭折和朱祁钰病重后，首先提出让朱见深复位为皇太子的便是商辂。甚至在“夺门之变”发生的当晚，商辂已经起草了朱见深的复位诏书，只等第二天早上内阁正式发布。

对于朱见深来说，商辂是最适合的大臣，他是最能体现朱见深倾向于文官治国理念的。商辂在政治上一直都坚持站在文官集团一方，从来不依附于勋贵和宦官，这在时局动荡的明朝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朱祁镇和朱祁钰时代，政治动荡使得文官们朝秦暮楚，经常依附于勋贵和宦官才能保证自己的权位。让商辂回归内阁，也是使得内阁中除了李贤后多了一位独立于勋贵和宦官体系以外的大臣，着不但有利于朱见深控制朝政，也有利于文官政治的发展。朱见深的这一选择，也为后来成化二十余年的明朝国力复苏期拉开了序幕。

从历史记载来看，明朝皇帝对于商辂的重用和贬谪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选择。朱祁镇贬谪商辂，不仅仅是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命令，很多地方倾向于朱祁钰，更重要的是与朱祁镇重用外戚勋贵的政治路线不符。朱见深重用商辂，是文官治国的政治路线的需要，也是为了强化文官集团在朝廷中对政权的掌控力。从个人性格上对比，朱见深显然比父亲朱祁镇更大度一些。他并不在乎商辂在朱祁钰时代出任内阁大臣时所做的事，而是期待他在新的内阁中发挥的作用。朱祁镇却因记恨商辂的旧账，便贬官不再使用，这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