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开国“憋屈”,汉光武帝刘秀远没有祖宗

甭看东汉皇权似乎总是被架空，但东汉始终处在一种特殊的“三权分立”状态，而曹魏则是破坏了这种状态的平衡，所以才被司马家篡权。

任何王朝想要长久，本质上都要做好一件事情，那就是：权力的制衡与协调。

没有永恒的皇权，也没有永恒的相权，因为权力背后代表着相应的阶级利益，抛开权力来看，不论是古今中外，人类世界绝不可能允许利益始终在某一群体或者个体手里，所以这才是权力流动的本质，这也是王朝更迭的底层逻辑。

史学家都说东汉开国“憋屈”，汉光武帝刘秀远远没有祖宗刘邦开国时的霸气，因为刘邦在有生之年还灭了异姓诸侯王，保证了刘家的江山稳固，而刘秀则是依靠河北贵族集团打天下，因此东汉开国的不论什么政策，面对这些勋贵都要做出一点妥协。

可事实上，看待一个王朝的角度，应该是权力的客观性，而不是憋屈或霸气之类的主观性，有人觉得东汉开国局面不好，但事实上，东汉的政治开局，天然缔造了一种“平衡”。

河北豪强虽然对皇权有制衡作用，但却保证了士族的利益，最起码在短时间内，士族不会因为利益的失衡造反。

东汉的“三权分立”，可以视为：

“外戚、宦官、士族”这三大权力。

西汉时期，刘邦没有灭杀外戚权力，默认了吕后在他驾崩后的摄政，但刘邦也留下了一条“底线”，那就是开国元勋对汉政权的最终保护，在诸吕之乱时期，陈平周勃灭掉吕家外戚，这就是刘邦留下后手的典型表现，而西汉也在“外戚—士族”的制衡状态下一直发展着。

在西汉时，没有宦官专权的可能，但在东汉，宦官的权力大大提升，他们也成为了权力的一环。

东汉一共十四位皇帝，除了汉光武帝刘秀，和第二任皇帝刘庄、第三任皇帝刘炟以外，其他所有皇帝都是幼年即位，在古代有一个词叫做“主少国疑”，意思就是，假如皇帝的年龄太小，那么整个国家都是处在摇摆的状态中，为了解决这种危机，东汉第一位“幼帝”刘肇，他推动了宦官权力的发展。

刘肇是东汉第四位皇帝，他是汉章帝的第四子，在他九周岁的时候，汉章帝就驾崩了，刘肇继承皇位成为皇帝，而当时的东汉大权，只能由他的嫡母（不是生母）窦太后来掌控，这种局面就难以避免窦太后提拔窦家人，最终形成外戚干政严重的局面。

在一开始，和外戚斗的就只有士族阶级，他们在外戚强大的时候，就是皇权的忠实保护者，但窦氏外戚也不傻，他们也会拉拢士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外戚权大的局面，而权力一旦失衡严重，刘家的江山就难保住了。

所幸的是，刘肇在政权颠覆前长大了。

刘肇深知这种局面要解决是很难的，所以他需要一种只忠诚于他又能迅速分权的群体，选来选去，只有宦官最合适。

重用宦官干政，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领域，因为自古以来，传统文化对宦官是颇为贬低的，所以刘肇这么做是需要勇气的，而他也确实有汉宣帝之心，在设计除掉窦家外戚势力的时候，刘肇重用中常侍郑众去秘密实行剿灭计划，最终在永和四年彻底铲除嚣张跋扈的外戚势力。

从整个两汉历史来说，刘肇夺回权力的精彩程度不亚于汉宣帝刘询，只不过刘肇又开辟了一种新的格局，这就是东汉的“三权分立”。

但也是从刘肇开始，东汉步入“幼帝时代”，刘肇英年早逝，仅活了二十七岁，而他的继任者汉殇帝刘隆登基的时候还是个在襁褓中的娃娃，连半岁都没有，如此一来，东汉皇权又自然而然地落入了“外戚”的手中，刘肇的第二任皇后邓绥，掌握了大权。

乍一看，这岂不是又一番轮回，为什么刘肇记打不记痛，彻底建立一个不允许后宫摄政、外戚干政的制度，事实上，后宫干政在后人看来是有弊端的，但在刘肇看来，真的就不好吗？

要记住，最高级的皇权不能永远霸道，要适时抛出斗争，让权力处于混沌的状态中，如此一来各个利益群体才能获益。

所以邓绥摄政，这是刘肇刻意为之，比起所谓的隐患，邓绥摄政比起“士族辅佐”、“宦官保护”要安全更多。

但邓绥和窦太后不同，她是一个真正为刘家江山着想的人物，她摄政期间，没有过分启用外戚，反而还把刘肇的政策彻底执行下去，所以在刘隆去世后，新即位的刘祜没有被邓绥架空打压，邓绥也没有在去世前像吕后一般把军政大权转交给其他人，刘祜成功亲政。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邓绥做得体体面面，刘祜却又开始“作死”了。

刘祜因为是刘炟废太子刘庆的儿子，所以刘祜很怕自己和自己的儿子被人夺权，他不是排斥外戚，他只是排斥“不利于他”的外戚，于是刘祜培养了自己的皇后阎氏的家族势力，同样也让宦官拿了更多的权柄。

而这一设计，又因为刘祜活得短暂从而埋下了隐患。

刘祜三十二岁驾崩，而他的长子刘保彼时还年幼，所以朝堂大权又被阎氏夺走，阎氏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大力扶持阎氏族人，除此之外，阎氏还特地绕开刘祜的子嗣选择新君，也是因此，刘祜那个和皇位八杆子打不着边的堂弟刘懿被选为新君，刘保反而只能在一旁看着自己的皇位被夺走。

但刘懿寿薄，当了皇帝不久后便去世了，在刘懿驾崩后，朝廷以孙程为首的新宦官集团诛杀了扶持刘懿登基的江京宦官集团，刘保从而被孙程等人扶持上位，拿回了自己的皇位。

这个时候，宦官干政的特色已经很明显了，但不得不说，假如不是宦官，刘保还与皇位有缘吗？

所以对于皇帝而言，宦官并非是绝对不好的。

为了感谢帮助他夺回皇位的宦官群体，刘保册封了“十九个侯爵”的头衔给予这些宦官，可刘保和宦官的蜜月期不是一直存在的，当宦官的利益太重，刘保也会铲除他们，所以十九侯在不久后又被刘保革职驱逐出京，刘保在位时期，注重扶持士族人才崛起，让政治有过一段清明时期。

如果刘保能够长寿一些，那么或许就能矫正东汉自刘肇以来所造成的“权力纷争”局面，因为“三权分立”本质上是一种无奈，可刘保也不争气，年仅三十岁就驾崩了，在他驾崩后，他的皇后梁氏又摄取了东汉的大权，大力扶持梁氏家族，又形成了新的外戚干政局面。

梁氏外戚，这是东汉外戚干政历史上的“最大毒瘤”，因为梁氏家族的人，他们敢杀皇帝。

刘保的继任者是刘炳，他的寿命更是悲哀，刘保暂且活到了三十岁，刘炳却三岁便驾崩了，在刘炳去世后，汉质帝刘缵被梁氏外戚的首脑：大将军梁冀立为傀儡皇帝，而刘缵在九岁的时候，就很大胆地指出梁冀是个“跋扈将军”，在刘家人的历史中，刘缵这是很有血性的行为了。

可刘缵的血性没有给梁冀带来麻烦，反而被梁冀杀害，刘缵的胆量出人预料，梁冀的野心更是令人震惊，在刘缵被杀后，曹操的祖父曹腾等人就支持立刘志为帝，也是曹腾说服了梁冀，于是汉桓帝刘志因此登基。

值得一提的是，曹腾乃是太监。

所以曹家的仕途命运，本就是东汉“三权分立”中宦官权力延伸出去的，而刘志登基后，他步步为营，先是模仿汉宣帝大肆册封霍家，然后再诛杀霍家人，刘志也是如此，对于梁冀的专权没有过问，每年都加以赏赐，给梁冀一种：刘志很懦弱的感觉。

而刘志的杀招则是“宦官”，在公元159年，刘志私下召集宦官单超等人发动政变，带着军队逼死了梁冀，彻底以宦官的力量荡平了外戚的干政，也是因为这些宦官的劳苦功高，刘志效仿刘保册封“五侯”赐予宦官，不过既然开头都学了，结尾也必须学习到位，在不久后，刘志又废黜了五侯，扑灭了宦官熊熊燃起的火焰。

关于刘志这个皇帝，其实他在位时间要是长一点，大汉也有机会中兴，可刘志折腾了一通后，在三十六岁就驾崩了，大汉的权力因此又从皇帝的手上掉出去了，他的继位者是年仅十岁的刘宏，也就是埋下东汉灭亡伏笔，那个贪图享乐的汉灵帝。

汉灵帝在位时期，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他做的事情简单总结就是两样：

打压士族、扶持宦官。

其实从刘志开始，东汉“三权分立”的平衡已经渐渐被打破，因为刘志执行“党锢”政策，可政治朋党并非是只会斗权的，他们本身还是具有能力的，刘志对此一概不论，全部打压。

士族被打压，宦官和外戚的权力自然扶摇直上，而刘宏又非常亲近宦官，原因是宦官能讨他开心，给他搜集天下的财富和美色，刘宏自然把更多的权力给予宦官，如此失衡的背景下，天下便打乱了。

打压谁都可以，但就是不能打压以士族为首的“豪强—地主”群体，因为他们才是社会的基本盘，是李世民口中的“水”，只要他们不满了，随时都能掀动叛乱改朝换代。

这就是黄巾起义的背景。

而刘宏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汉少帝刘辩又被外戚和宦官“挟持”了，其中著名的“十常侍”权力最大，刘辩还因此被逐出皇宫过，当刘辩归来之时，刘辩的心腹集团不得不召凉州的军阀：并州牧董卓入京，以此来平衡“三权”。

可刚刚好的是，董卓是个疯子，他进京后，甭管什么皇帝太监还是太后，全部都镇压在自己手中，刘辩团队的初心是没错的，只不过找错了人，这就是命运的无常了，而董卓也觉得刘辩是个“傻子”，看刘辩不顺眼，因此废掉了刘辩，让刘协登基，刘协，正是汉献帝，东汉最后一位皇帝。

刘协其实是一个人才，但东汉局面积重难返，因为还是那个道理，利益必须是均衡的，得罪外戚、得罪宦官都无妨，因为这两个阶级的人数肯定不多，但得罪士族是必不可行的，士族掌控了整个天下，一旦惹到了他们，他们便会举起反旗。

而这也是东汉灭亡的根源所在，天下士族各自割据，对东汉皇帝再无信任，而曹操打着匡扶汉室的名义摄政，事实上他本就是士族的一员，所以三权分立的溃败，最终还是被士族捡到了便宜，其实自古以来，根本没有多少外戚能取而代之，更没有太监能传承皇朝，一切的王朝破灭，受益者都只能是士族。

曹操摄政，曹丕即位魏王，因为曹家顺应了士族阶级的理想，所以曹家又能登临大宝，成为新的皇族。

而曹丕即位后，为了“回馈”士族，也为了避免外戚、宦官乱政的情况，下了死命令，坚决不允许外戚专权，宦官干权，如此一来，三权分立的逻辑就被彻底打破了，甚至连两权对立的基础都没有，一旦出现意外，曹魏的江山就要易主。

比如曹丕规定，后宫是一定不能拿大权，一旦专政，那么便“人人得而诛之”，而宦官的权力也被压缩成“传话筒”，除此之外，宦官是没有任何军事、政治的掌控权力。

曹丕的出发点其实也未必是错的，但曹丕把东汉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外戚和宦官乱政，事实上，外戚和宦官只是让东汉变得虚弱了，真正灭掉东汉的，不是别人，就是曹丕，而曹丕又是士族首领，只不过他不能承认这个事实。

于是乎，在魏明帝曹叡去世后，幼帝曹芳就面临一个最难堪的处境。

曹叡在去世前，安排曹爽和司马懿辅政，大权还是放在了“宗室”曹爽的手上，但不论是曹爽还是司马懿，他们本身都是士族的一部分，所以不论谁专政，本质上已经对曹魏政权有了威胁。

高平陵政变，只是两个权臣的内部斗争，士族的力量无比强大不可否认，而彼时的郭太后面对司马懿和曹爽的斗争无能为力，因为曹丕规定了，她们后宫不允许干政，郭太后反而还成为了司马懿斗败曹爽的工具。

太后保护不了皇权，宦官也保护不了，所以曹魏只要出曹芳这么一个小孩子皇帝，曹魏的大权就会再次被士族首领夺走，不论是曹爽还是司马懿，都体现了曹魏权力制衡上的失败。

至于后来的司马昭篡位，又是曹家获得士族支持的又一次重复，只不过这一次是曹家变成了司马家罢了，所以曹魏出了一位幼帝就丢掉了江山，是这么一个底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