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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剧”在上海图书馆举行

近来,上海图书馆携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开展了阅剧场剧评系列讲座活动。5月21日,论坛活动第二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剧”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活动邀请了演员黄志忠,作家孙甘露,导演张挺,学者朱康、赵思渊,澎湃新闻记者丁雄飞参与论坛,制作人、影评人谭飞担任活动主持。

活动海报

描摹古代中国的市井人情和政治图景的历史剧,始终在中国影视剧类型之海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历史剧不仅再现着中国的过去,也联动着当下的现实,在表现和想象历史中,描摹着当下时代的精神样式。

黄志忠作为演员,成功塑造了《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立仁,《功勋》中的袁隆平,《天下长河》中的靳辅等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人物,可以说他的演艺生涯见证了国产历史剧的发展与成长。

“演员要接近历史人物,首先要往回看,找大量的历史资料,不仅从外形上跟人物接近,内心更要不断跟人物对话。”黄志忠谈到,“而在具体的表演上,我们是在不断的试分寸和火候,在长达几个月的拍摄过程中,也不断地调整自己,不断地翻看史实,找到对人物建立有帮助的支点。”

历史剧提供了“人生样本”

“为何观众和行业始终关注着历史剧?”各位影视行业从业者和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媒体人丁雄飞说,我们的电视剧一直和文学关系紧密,本来就有着名著改编的传统,中国历史剧也擅长使用一些抒情性的视听语言,呈现出一种很文学化的创作方式。“《天下长河》里,最后陈璜在将死时,导演设计了一个他神游星宿海的镜头,这就是一个非常抒情的段落。”他认为,这份文学化表达,又由观众共同完成:“像b站的一些历史剧解说,会把剧中的古诗,人物的典故,为观众解释。这是一种文学评论的方式在鉴赏电视剧。”在他看来,创作者与阅读(观赏)者共同改变了这个时代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定义,“电视剧越来越像我们时代的文学,而历史剧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天下长河》剧照

对于上述问题,学者朱康则从社会学角度切入,他认为,当代社会本身是一个戏剧化的社会,“人们在生活中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于是人们带着自己的戏剧角色去欣赏电视剧中的角色,而电视剧中的角色又对人的生活构成了一种娱乐和教育作用。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形态里边,人们与电视剧的关系非常的紧密。”朱康说道,“我们在生活中戏剧化的角色,同电视剧中的戏剧角色,往往形成了一种互动,一种呼应,这正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如此愿意去欣赏电视剧的原因。”

张挺导演曾执导《大明风华》《天下长河》等历史剧集,在他看来,观众对于历史剧的关注,是因为历史剧提供了人生样本,“我们没机会像靳辅这样活一生,但他们提供了人生样本。我们人生中的体验,一种是亲身体验,一种审美体验,实际上是通过观赏他人的人生样本增加了人生的丰富性。

历史剧的“诗性真实”

历史剧在文艺和社会评价中,难免被提到“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从严格的知识论的意义上说,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完全复现历史。当历史发生过一次之后,不会有任何人说:我能把历史一模一样地呈现在今天的观众或读者面前。

对此,学者朱康提出“历史的诗性真实”:“历史剧所提供的是一种基于史学真实的诗性真实,诗性真实意味着,它其实与历史是否相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在历史剧当中包含着一个很复杂的时间维度。历史剧中提到的事都发生在过去,但历史剧的再现影像却发生在当下,因此历史剧包含着过去与现在之间一种微妙的时间关系。”

他以《大明王朝1566》为例,该剧以纯粹的虚构事件“改稻为桑”来讲述明朝历史故事,“但对大部分观众来说,却觉得整部电视剧有一种对明代历史的高度忠实还原,特别是各个历史人物的性格,所展现的党争的剧烈。”他认为,关于对历史剧的评价,最重要的并非是它与历史的相符程度,而是在此时此刻创作这部剧,观看这部剧,是想表达这个时代怎样的心态、思想、观察,这才是历史剧所要承担的“诗性真实”的任务。

《大明王朝1566》海报

“不论在文学创作里,还是在历史学的专业研究里,我们都会在某一刻,有某种对历史的想象或者假设,我们该如何面对它?”学者赵思渊紧跟着前述探讨提出这个问题。他引用了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一书中的话语:“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我们不是历史的搬运工,但我们在和历史对话的过程中,可以帮助今天的读者和观众,去理解曾经的历史是什么样子,或者它可能意味着什么。”他说,“只要我们记住影视剧和史学论文的区别,就可以郑重的将影视剧视为一种有价值的、甚至有原创性的历史洞察的方式。我们可以以不同的创作身份,面对同一段历史,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角度来提问,大家问不同的问题,这才是重要的。”

“历史学家有基本的工作原则,史料没写的东西我不能瞎讲。但对于文学和影视剧创作来说,在史料停止的地方,是历史提问开始的地方。”

作为创作者,张挺导演说得更加直白:“历史的记载是有很多空白的,通过新的史学研究也在不断发现错误。面对一些可疑的历史材料时,我们创作者能做的,是优先看重戏剧和人物。如果在戏剧中寻找历史,就好像你拿着《西游记》和唐史对照一样,你找不着孙悟空,也没有紧箍咒。”他指出,历史剧最严肃的问题是戏好不好,“戏好了以后,都不是问题,孙悟空都可以从石头里出来,天底下还有什么不能写的?”

历史剧的“个体角度”

讨论中,作家孙甘露提出他的观察,不仅仅是历史剧,历史写作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从私人角度,器物角度等等来丰富历史的面相。“除了我们熟悉的宏观角度的历史写作,我们也在用更多角度和细节,来呈现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些个人的微观讲述,如同一种从宏观历史讲述当中挣脱出来的努力。”

《天下长河》的第一集是讲康熙十五年高家堰决口的历史,赵思渊提到,乾隆的《淮安府志》里曾记载,在洪泽湖边上有个村子叫洪泽村,这个村子在康熙十五年大决口时被淹没。一直到乾隆时,有人看到水下的房子,询问当地人才知道这段历史。“曾经这里有上千户人家居住,却没有除此之外任何关于这个村子的故事留下,没有人知道那些村民经历了什么,康熙不知道,靳辅不知道,我们作为当下的历史学家,当代的人,我们非常想知道他们的故事。”

这种对于知晓宏观历史叙事下个体历史的渴望,就构成了创作者的创作前提,和观众的欣赏角度的变化。

张挺说,《天下长河》的创作初衷,来自他阅读《靳文襄公奏疏》时,对于靳辅与陈璜友情的感动。在他看来,我们正在面对历史剧的分野。“我们的历史剧逐渐呈现着由官方历史的视角,向私人历史的视角转化的过程。”像早期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与如今的《天下长河》,在整体的历史观上已非常不同了。“古代的历史表达是有权威性的,有国家史官统一记录的,而我们现在更关注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个人视角的表达,现代人的观点和视角。它表现了这个时代个体迫切的声音,我们不再满足于古代史官的描述,我们开始用现代人的视角,更新颖的方式来观察历史和表达历史。”

他认为,这种改变,来自于当下时代人们个人意识的觉醒,“我认为个体意识的觉醒和情感体验的丰富性,会变成现代历史剧最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