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凯利：亚洲的时代即将到来

凯文·凯利（Kevin Kelly，1952年4月28日出生），常被称为“KK”，《连线》杂志（Wired Magazine）第一任主编；曾担任《全球评论》（Whole Earth Review）主编、出版人。KK具有多重身份：作家、摄影家、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同时还是亚洲文化、数字文化领域的学者。他被看作是“网络文化”（Cyberculture）的发言人和观察者，也有人称之为“游侠”（mave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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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时代即将到来

在这里，请允许我多说几句自己和亚洲的渊源。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办理了休学，跑到亚洲区做摄影师。但我并不是为了找份工作，或者挣一笔钱，我有自己的目标。在亚洲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很充实，前往各地拍摄当地节庆活动和风土人情。即使到今天，我虽然会因为一些原因前往亚洲，但还会拿出一两天的时间专心摄影。

经历过较长贫困时期的亚洲国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产阶级，他们趋于成熟，其中已经出现了相当富裕的群体。有些人在我初次造访时还住着窝棚，再见面时就已经坐拥大宅了。

因为我经常在亚洲各国旅行，有很多亲身体验，所以对亚洲的未来持有十分乐观的看法。我最早去的亚洲地区是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那还是在1972年。同年，我也去了日本和韩国，见证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从无到有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国和印度也是我从很早就开始定期前往的国家，我在这两个国家度过了很多时间，一直关注这两个拥有十数亿人口的国家的变化。

实话实说，当我看到这样的亚洲世界后，心里产生一丝不安。因为我非常担心美国现在的做法会没有出路。美国可以算是世界上的一个特殊存在，它是超级大国，不断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这一切就是特朗普能够当选总统的原因。美国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亚洲崛起是既成事实，美国遥遥领先世界各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在情感上对此十分抵触。

我观察了中国、印度、韩国、越南等国，这些国家还在继续发展变化。虽然它们可能要到下一代人才能完成全面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在很多方面，已经比欧美等国业已实现的现代化要领先很多。我之所以定期前往中国和印度，原因之一也是想亲眼见证它们的每一步发展。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在一起有28亿之多，仅这两个国家就占到世界人口的1/3以上，大约是美国人口的10倍。单从人口数字上看，中国和印度对世界的影响力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它们如何对待能源问题、公害问题、二氧化碳排放、全球变暖和气候异常，都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而且其影响力注定要超过美国。

中国会出现下一个“苹果”

未来的中国经济是否会像美国预测的那样拥有绝对优势呢？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地确定，但我认为可能性极大。比如，中国的大型企业应该会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有人认为这都是因为企业背后是国家的支持，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政府与企业的纽带的确十分紧密，但是主要还是因为这些企业在国内市场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才能借着发展势头成功进军海外。更何况这些大型企业的领导本身也都是商业精英。

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一定会开发出下一个iPhone，开发出从欧美到发展中国家，每个人都想拥有的产品。这个产品有可能是智能眼镜，也有可能是电动汽车。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产品，但一定是中国人设计和创造的品牌。例如，如果某个中国企业可以开发出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智能眼镜，掌控AR技术和信息数据，那么该企业就有可能发展成和苹果公司规模相当的全球知名企业。

深圳与美国硅谷地位相当

在中国，有一个和美国硅谷地位相当的城市，那就是深圳。这里聚集了众多初创企业，城市活力源于外来人口的能量。美国市场的活力其实也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过去两三百年里，很多人怀揣梦想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包括我在内，现在大多数美国人都是移民的后裔。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又催生了新的观点和文化，形成了美国特有的多元文化。这些就是美国之所以可以快速发展的动力。

其实，在中国的土地上，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外来人口充满了动力和活力，他们其实就是国内的“移民”。中国疆域辽阔，有众多的民族，几百种语言。云南省村落里的方言，上海人完全听不懂。哈尔滨和广州的居民之间也用着几乎完全不一样的语言。中国虽然在文字上基本统一，但是口语方面千差万别。如今，这些人都来到了同一个城市生活。一个来自甘肃农村的小伙子，买了一张单程票来到深圳，工位旁边坐着来自云南的同事。从距离上、习俗上看，他们几乎跨越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在深圳，有超过1700万人口，只是这一千多万人中极少有本地人口，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员，他们在不断地融合和协作。深圳是一座崭新的城市。

未来还会出现类似深圳这样大量聚集特定产业的城市。深圳遍布制造业工厂，这样的布局其实非常科学，而且高效。深圳并非主打软件，而是主打制造业，相当于集中了软件开发公司的硅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产业生态。同样，美国的波士顿作为机器人开发的中心城市，聚集了大量机器人领域的初创企业。两个城市的定位如此分明，所有人都会形成一个固定印象：“想从事机器人制造就去波士顿，想做家电行业就去深圳。”城市定位有助于汇集更好的资源。比如美国的南加州一带就形成了电影工业的集群，有志于成为导演和明星的人一定会首选南加州。

21 世纪还会形成很多以某种产业为核心的城市，想要从事相关产业的人也会将其作为第一选择。比如提起设计，大家就会将目光投向阿姆斯特丹。至于东京，它也许可以成为机器人产业的中心城市。

城市在形成产业定位后，可以更好地调配人才及资金。这样的超级城市人口会达到几千万，并辐射周边，比一般单个城市占地面积要大很多，类似于东京的首都圈、旧金山的湾区、珠三角地区、纽约都市圈，多个城市共同发挥城市功能。

创新和财富的源泉在于独一无二

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有其独特之处。在新经济时代，创新和财富的源泉就在于独一无二，在于与他人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因此，日本人的独特性成了日本发展的原动力。

说到日本的不同之处，就不能不提及它特有的哲学思想。日本人认为万物都有生命，即便是不会动的岩石、大地和树木，也都有内在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对机器人的看法和其他国家并不相同。日本人与众不同的科技观就是他们强有力的文化力量。

我个人并没有在日本工作的经历，但是也熟知他们的“集团主义”行为模式。虽然这种做法有时候会造成麻烦，但是在很多时候还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

日本的维护工作非常卓越。伊势神宫就一直坚持着每20年重修（迁移神殿）一次的频率，可以称得上是建筑维护领域里极致的例子。而且，日本还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公司，日本酒藏和日式旅馆的历史竟然可以以千年计。他们在保持传统和维护原貌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不仅如此，日本人还精于细节。因为国土狭小，他们学会了如何利用微小的空间。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中对空间的有效利用。

世界各地的“收缩与分散”

在去往世界各地的旅行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世界各地在工业革命之前因为阻隔而产生的多元文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趋向统一。从某个层面看，人类的文化在不断地收缩。这种收缩导致在其他层面的分散不断加速。

我们都很熟悉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又称自我实现理论）指出，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存必需的生理需求，接着是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到这个阶段才会开始追求兴趣爱好和事业。当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才会有较高级的需求，人们才会提出“我是谁”的问题，会考虑自己存在的意义，开始某种自我觉醒，继而达到自我实现的阶段。

借用这个框架，我认为全世界在最基础的层次上的需求正在收缩。全世界的人都想要空调、Wi-Fi、洁净的自来水。学校的教材是雷同的，在大城市里，人们看着相同的电影，吃着相似的食物。

但是，正是因为在需求层次的最底层发生了收缩现象，才会出现高层需求的分散与多元。我们才会探索我们为何在这里，对生存的意义、生命的方向做出不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