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人参的宗主国中国古代高丽参非现代高丽参

中国是人参宗主国

——中国古代高丽参非现代高丽参

孙卫东

要了解“高丽参”一词的由来，首先要了解中国古代历史。

由于缺乏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许多人把属于中国古代的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的高句骊（高句丽）、高丽，错误地认为和现代朝鲜半岛生活的民族有关系。实际上，古今这两个民族完全不同。

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名为高丽的政权。

一是公元前37年，据《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记载，北夫馀王子邹牟（音译朱蒙）因与部族不和，逃离北夫馀到卒本川，依山势建城 “卒本川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建立高句丽。公元3年，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迁城至国内城 （今吉林省集安市）。公元427年第20代王长寿王又迁都至平壤。公元668年，高句丽被唐王朝联合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所灭，在历史上持续了705年之久。

高句丽民族当时属我国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管辖。我国史书也称之为“高丽”。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高句丽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高句丽民族的文字、文化、生活很多都和我国当时各朝代文化相同，历代高句丽首领都受封于中国各朝。

中国从西汉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认可高句丽王号，而到了王莽执政时，认为高句丽这个小国不配为“王”，于是降级为“侯”。直到汉光武帝因偃武修文，重新册封恢复了高句丽的王号。据史书记载，从东汉到十六国近四百年，高句丽入贡有12次，而南北朝时期，记载的入贡次数高达109次。高句丽诸王接受南、北朝册封的记载不绝于史，比较主要的有：

413年，晋安帝册封长寿王乐浪郡公，高句丽王；

420年，宋武帝封长寿王征东大将军；

422年，宋武帝加封长寿王散骑常侍、都督平州诸军事；

435年，北魏世祖册封长寿王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63年，宋孝武帝册封长寿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督平营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479年，齐高帝册封长寿王为骠骑大将军；

491年，北魏孝文帝册封长寿王为车骑大将军、太傅、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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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年，北魏孝文帝册封文咨王为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朗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94年，南齐郁林王册封文咨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496年，齐明帝册封文咨明王为车骑将军；

502年，梁武帝萧衍册封文咨明王为车骑大将车；

508年，梁武帝加封文咨明王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518年，北魏孝明帝册封安藏王为安东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520年，梁武帝册封安藏王为宁东将军、高丽王；

526年，梁武帝令安藏王之子安原王延袭其父爵，为宁东将军高丽王；

545年，阳原王嗣位，梁武帝其袭父爵位；

550年，北齐文宣帝册封阳原王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宁东将军、高丽王；

559年，陈文帝诏授平原王为宁东将军；

559年，北周高祖封平原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560年，北齐废帝册封平原王使持节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

562年，陈文帝授平原王宁东将军；

另一个高丽立国于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也名为“高丽”。

为将其区分，学界一般以“高氏高丽”称呼前者（高句骊），因为其统治者姓高;以“王氏高丽”称呼后者，因为其统治者姓王。因为两个政权都名为高丽，后人或以为二者有前后相继的关系，或将其混为一体，致使人们对高句丽历史的认识产生极度混乱，而实际上二者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主要体现如下。

1.历史

高氏高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最初为西汉玄菟郡高句丽管辖，后逐渐强盛，但并未断绝和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进入隋唐时期后，因其不遵从隋唐两朝诏令，不断扩张，并阻塞朝鲜半岛其他政权入贡中原王朝的道路，结果导致隋唐两朝的征讨。公元668年，高氏高丽终于为唐朝统一。高氏高丽的辖境最初完全由唐朝安东都护府(治所最早在今平壤)管辖，几十年后有一些辖境为我国历史上另一个地方政权渤海占据，一些划归兴起于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权新罗，一些仍由安东都护府管辖;高句丽族则绝大部分被唐朝迁徙到中国内地，后和汉族融合，小部分融入周围各族之中，其王族后也绝嗣，立国7个世纪之久的高氏高丽最终消失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

而王氏高丽立国于高氏高丽灭亡250多年后的公元918年，935年取代朝鲜半岛的另一个政权新罗，翌年又灭后百济国，并在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号奏请”明朝，中国明朝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此即我国明清时期的朝鲜国，其疆土发展为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和韩国，人民发展为朝鲜族。

2.统辖区域

高氏高丽初立国于我国境内的鸭绿江支流浑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后扩展到鸭绿江以东以南地区和图们江附近，统治中心最初在今辽宁桓仁县，后迁至今吉林集安，公元427年迁至平壤。高氏高丽在我国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最强盛时期的疆域四至大致是:东至日本海，西以辽河为界，北达今吉林省珲春市一带，南到北汉江以北。据《高丽史·地理志》载，王氏高丽在建国110年后的疆域最北在今大同江以北龙兴江一线，其北是我国历史上的地方政权渤海国的辖境，渤海灭亡后是我国的边疆民族女真人的活动地域。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辖境基本上是继承了新罗的疆域，其北部地区虽然有一部分与高氏高丽的辖境重合，但在高氏高丽灭亡初期即已经归新罗所有。由此看，王氏高丽统辖的区域并非高氏高丽的旧地，早期在今平壤以南，一在南一在北，王氏高丽占据平壤以北是后来的事情，全部占有半岛鸭绿江以东和图们江以南地区则是14世纪末叶，但此时王氏高丽已经为李朝取代，因而在统治区域上两个高丽也难以构成继承关系。

3.民族构成

高氏高丽辖境内的人民以高句丽族为主。高句丽族的族源是我国上古时期古老民族秽貊人东迁后的夫余、高夷、沃沮、小水貊、东秽等，后又融合了卫氏朝鲜遗民的后裔、汉人、鲜卑人等。这些来自于不同民族的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融合一体，史书和学界一般以高句丽族称之。王氏高丽辖境内的人民以新罗人为主。王氏高丽本即是新罗国民所建政权，兼并新罗和后百济之后，新罗人和百济人成为了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新罗人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辰韩和弁韩人，高氏高丽灭亡后虽然有一部分高句丽人加入其中，但不是新罗人的主源。百济则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人。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以来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人为主，大量的史书记载也表明王氏高丽人和我国古人是把王氏高丽看作“三韩氏旧”的。这些源于半岛南部的民族成员，在王氏高丽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融合为一族，史书和学界一般称之为高丽族。王氏高丽为李氏朝鲜取代后，朝鲜也因此取代高丽，成为其族称，并沿用至今。

4.后裔

王氏高丽的王族也并非是高氏高丽的后裔。关于王氏高丽建国者王建的族属，《高丽史》的作者认为“高丽之先，史阙未详”，但据我国学者考证，王建极有可能是西汉乐浪郡汉人的后裔，因为王氏是当时乐浪郡的望族，且人户很多。王建在临死时亲授的《十训要》中不仅未言自己是高氏高丽的后裔，而是说自己出身平民，并称“赖三韩山川阴佑”，统一了马韩、辰韩和弁韩“三韩”，其后代也多以拥有“三韩”自居。以常理推之，如果王建是高氏高丽后裔，出于统治的需要，定当会大肆宣传，也可证王氏不是高氏的后裔。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王氏高丽都难以和高氏高丽构成继承关系。

1.高句丽民族是古代东北地区夫余人所建立的。其领土主要部分处于汉朝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公元前37年，夫余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区内建立政权，国都为纥升骨。

2.高句丽历史上，对中国时叛时附。高句丽帝国的扩张大致上始于大武神王高无恤时代，也就是王莽窜汉时代。王莽贬高句丽为下句丽，从此引发了战火。高句丽连战得手，击败新莽政权，占有乐浪。并吞并了周围的小国，势力进入朝鲜半岛。后光武帝击败高句丽，收复乐浪，以朝鲜半岛上清川江为界，以北归东汉，以南归高句丽。后来，高句丽趁五胡乱华时期大举入侵，名义上尊奉北方政权，但暗中掠夺土地，到南北朝末，不仅占有了辽东四郡，而且征服了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政权，迫使其臣服。

3.隋统一后，为收复辽东四郡地方，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隋炀帝失败引发国内的叛乱。隋亡后，唐王朝仍然不忘收复四郡，终于在公元668年灭亡高句丽，高句丽人大部分被唐军俘虏后带入内地，分布在河北山东地区，一部分逃入百济，新罗。百济，据说是高句丽贵族所建立的国家，后来唐也灭亡了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

4.在高句丽灭亡后250年，新罗人的大将王建弑主自立，建立了王氏高丽政权。之所以叫高丽，是新罗曾经臣服于高句丽，自居为高句丽继承者。但是，新罗人是朝鲜半岛上的三韩人(马韩、弁韩、辰韩)的后裔，与夫余人的高句丽没有血缘关系，有高句丽人融入其中，不等于就是高句丽人。王氏高丽为李氏高丽取代，李氏高丽臣服于中国，自称“中国孝子”(朝鲜《宣祖本纪》37)，明清都是如此，直到1910年日韩合并，李氏高丽灭亡。李氏高丽是南北朝鲜的前身。无论王氏高丽还是李氏高丽，领土都不出朝鲜半岛。

5.朝鲜人自己以前也不认为是高句丽后裔。建立王氏高丽的王建在临终前的“十训录”中称自己建国“赖三韩山川庇佑”，可见自认为是三韩后裔，不是高句丽人。在文化传承上，王氏高丽直到今日朝鲜族继承了高句丽很多，但日本继承中国文化也很多，不能说中国历史就是日本历史。

6.人们之所以将王氏高丽错误地看作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和我国的史书记载有一定关系。我国古代将高句丽简称为高丽。高句丽又称为“高氏高丽”。宋代以前，史书对高句丽的历史定位是准确的，由于战乱导致的文献失散及王氏高丽的误导等原因，到了宋代之后史书的记载开始出现了混乱，乃至明显的错误。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作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将属于中国历史的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都纳入到了朝鲜史中。其结果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政权冒名顶替，而且作为王氏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因此，王氏高丽并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汉代兴起于朝鲜半岛的马韩、辰韩、弁韩发展为新罗、百济;百济为唐朝灭亡，新罗又为王氏高丽取代;后来李氏朝鲜取代王氏高丽，最终发展为近代韩国与现代的朝鲜半岛南北两国。这些政权的疆域从来就没有超出过朝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

《资治通鉴》卷201中记载了唐高宗对高句丽的看法，他认为高句丽百姓是他的百姓，这表明唐对高句丽所属的态度:“戊寅，上幸九成宫”。夏，四月，丙辰，彗星见于五车。上避正殿，减常膳，撤乐。许敬宗等奏请复常，曰:“彗见东北，高丽将灭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谪见于天，岂可归咎小夷!且高丽百姓，亦朕之百姓也。”

简单回顾即公元前82年西汉辽东设立了玄菟郡。下辖高句丽、西盖马、上殷台三县，该郡作为汉朝的边疆重镇，在辽东治理了近二百年，是当时汉朝与东北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和门户。公元前37年邹牟建立的高句丽地方政权，，被汉朝册封为高句丽王，公元668年被唐所灭，时只有朝鲜半岛的东南部留有新罗属国。唐朝征讨高句丽之役，是防止民族分裂之战，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唐朝与地方政权的战争。

编者以上阐述了高句丽即高丽（高氏高丽）。当时高丽人在与中原人的生活物资交流中，以人参等土特产品，换取汉朝的生活用品。中原人则以产地冠名称作辽东人参或高丽人参。

所以有些人们将古代高丽人参与现今的高丽人参混为一谈是错误观点。

公元200年魏·吴普等《神农本草经》曰：“人参生上党及辽东”。

南朝齐梁时期，陶弘景（456～536）撰写的医药学专著《本草经集注》中，对人参的记载：“人参生上党及辽东，上党在冀州西南，魏国所献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次用高丽，高丽即是辽东”。又将新罗和百济人参称之为“新罗参”“百济参”。在南北朝时期（公元472～589），辽东辽西均属高句丽。《集注》明确指出高丽即是辽东。因此，当时的高丽人参，亦即辽东人参，主产于辽东。陶氏是历史上著名的本草学家，在其著作中，对每味中药产地，鉴别、加工、贮藏、配伍。禁忌及附方等都有专门记述。从人参史角度而言，其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是极为重要的。

我国最早的人参诗，记录在陶弘景的 《名医别录》、《药总诀》等医书里，叫做《高丽人作人参赞》。

三桠五叶，背阳向阴，

欲来求我，椴树相寻。

这里的所指的“高丽人”就是高句丽人。因为陶弘景所生活的年代正是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及文咨王、安藏王、安原王的时代。陶弘景在梁国所用人参及其质量、应用的记述多次出现“高丽”二字，所记高丽人参即皆是高句丽人参。

明代状元、文学家杨慎(号升庵)的《药市赋》曰：“人参三桠来自高句骊之国，桃技九折出于昆明之陬。”不过据编者分析，杨慎所言也是引用古人记录罢了，因为明代距高句丽灭亡已数百年，高句丽民族已不复存在。

编者在查阅各代历史古籍后发现，各代古籍中所记载的“高丽”、“辽东”这两个地方名称都是随着历史各代的更替而发生地域的变化，因为历史上辽东各部之间、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但史籍所记录的“高丽人参”和“辽东参”这两个词语却从未因地域的变化而改变。

北宋（公元974年）陈昭遇、刘翰等《开宝复位本草》（简称《开宝本草》）：“人参见多用高丽、百济者，潞州太行山所出谓之紫团参，亦用焉”。这个年代，正是我国东北少数民族政权渤海国和王氏高丽时期，在上篇微文已将这两个政权的存在区域具体说明，王氏高丽基本是在原新罗地域。但此二人的《开宝本草》中仍载为高丽，或是沿用前人史籍，或是已经将王氏高丽地域所产人参继续称为高丽人参，但对“高丽人参”名称称谓的历史来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为王氏高丽所在地区已经是现在的朝鲜半岛。

接下来就是：宋代（公元1082～1094年）唐慎微所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后又叫《大观本草》），在人参项下引录陶弘景关于人参的注释：“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俗用不入服……次用高丽，高丽即是辽东……百济今臣属高丽，高丽所献兼有两种，止应择取之尔。实用并不及上党者，其为药切要，亦与甘草同功，而易蛀蚛。惟内器中密封头，可经年不坏。”可见宋代继续在典籍中引用前人史料。”再看北宋（公元1116年）寇宗奭《本草衍义》：人参，今之用者，尽为高丽所出，形虚软而味，不若上党味厚体实矣。再看明代陈嘉漠(1486～1565)《本草蒙荃》记载：紫团参，紫、大而稍扁。百济参，白坚而圆，名日条参，俗名羊角参。辽东参，黄润细长而有须，俗名黄参，独胜。高丽参，近紫体虚。新罗参，亚黄味薄。此书已经将辽东参、高丽参完全分成两种产地的人参。此时已是朝鲜半岛上王氏高丽被李成桂（李氏朝鲜1393年）所取代，中国明朝政府政府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百济国和新罗早已被王氏高丽所灭，何来百济参？何来新罗参？前面所说陶弘景在他的《本草经集注》中着重强调：“人参生上党及辽东，高丽即是辽东……”但后人再很少这样强调过，只能说明《本草蒙荃》所记载的内容或是仍摘录于史籍，或是各代医家只重医学研究但对历史和地理不慎了解。但陈嘉漠的这段记录是继承也好，出新也罢，已经将“高丽参”这一称谓误导世人了。或许在他之前也已经有人这样误传了。

直到明代晚期，《本草纲目》记载“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为辽参。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今皆属于朝鲜矣，其参犹来中国互市。”

接下来一些医家则完全将朝鲜半岛产的人参称为高丽参。

明谢肇淛的《五杂组》曰：“人参出上党、辽东者最佳，头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高丽、新罗又次之”。

1766年清陆烜的《人参谱》中称：“今人参惟产辽东东北者最贵重”。

所以纵观历史，高丽参绝非专指朝鲜半岛所产人参而言。

从我国人参应用与交往历史来看，东北各民族向中原和外地进献人参都是在他们管辖长白时期。公元513年高句丽统辖长白山地区，向中原梁进献人参。到渤海政权统辖长白山直到日本海岸时期，于公元739年向日本献人参30斤。公元927年契丹（蒙族）灭渤海，公元937年契丹王向后晋进献人参。也就是谁占有长白山谁才有人参。长白山位于辽河以东。历来是人参的主产区。

辽参之红参出现在何时。清《满文老档》有文献记载，1605年当时以新宾为中心的地区，人参年产量已达数万斤，是明王朝所需人参的主要供应地，也是女真（满族）部落一大经济支柱。明朝企图以停止互市不买人参来限制女真的发展，停市二年烂掉人参十余万斤，此时清太祖努尔哈赤下令将人参熟制晒干，“徐徐发卖”。显然，明朝的达官贵人是离不开人参的，结果适得其反，二年后只得高价购买。使女真人既学会了人参加工与保管方法，又获得了更大的经济利益。这就是努尔哈赤发明了红参加工方法，次后传入朝鲜、日本。红参刚进中原市场的销售情况也有记述，明李中元《本草原始》曰：“世之市者，皆绳缚竿上蒸过，故上有绳痕，买者不识，惟要透明似肉，近芦有横纹者，假人参不得紊之”。1766年清陆烜的《人参谱》云：“今日参价十倍黄金，一百五六十倍白金（银）……乃世人非辽参不服”。参价如此之高，原因就是世人只认辽参，不是辽参不用。

高丽参稍有声誉始自清代中叶，但当时并不叫高丽参，而称作东洋参。清赵学敏《本草纳目拾遗》中云：“又有一种东洋参，出高丽、新罗一带山岛，与关东接壤。其参与辽参真相似，其味亦同，但微薄耳。皮黄纹粗，中肉油紫。屠舞夫携来，予曾见之。据云性温平，索价十换，言产蓐服之最效，其力不及辽参也”。赵氏说明3个方面事实。其一，高丽参当时并不被人们所认识，并不著名，尚不及辽参的声望，因而称东洋参，沾了“洋”字就索价十倍。其二，“中向油紫”说明是红参，“与辽参相似”说明此时辽参也有红参。其三，“皮黄纹粗”“味微薄”“性温平”“产蓐服之最效”这是至今朝鲜红参色泽、形态、药性的特点。

陆氏与赵学敏是同期学者，说明当时尽管有高丽参流入，仍不及辽参的声誉和地位。以上所说清代以前人参皆为野生人参。

《大清会典》记载，清初，王以下公以上，许遣丁于乌拉地方采捕东珠、貂皮、人参。后来，对亲王、贝勒、将军等均额定去乌拉地方采集人参的人数。此处“乌拉”主要指“吉林乌拉”而言，吉林乌拉为满语，是“沿江”之意，其范围所指是松花江上游长白山区的江河水系流经区域，清代称之为乌拉山场。清朝统治者视长白山及其支脉是“龙兴之地”，视山野甚至一草一木至为“神圣”，为保证长白山区野生人参能长期供应皇族们享用，以防人参资源枯竭，曾对长白山区采取“封禁”政策；其后为严加控制，还执行“放票采参制”。“招商承办制”，直至乾隆十五年（1750）设立了人参垄断专营机构“官参局”，实行各种管理、专营人参的政策和制度。在官参局的文献中，对人参主产区记载得十分具体。如额勒敏河（今通化县二密河）、哈勒敏河（今通化县哈泥河）、刚山岭（通化县境内）、佟佳江流域（今浑江下游含集安及新开河流域）、三屯河（今柳河县境内三统河）、辉发河（今辉南县、桦甸县境内）区域，均为人参主产区。在盛京、吉林、宁古塔、三姓、珲春、拉林、阿勒楚喀等地设有官参局。这些史实充分反映清代人参主产区是在长白山区。及至清代中期，长白山及其支脉人参资源明显减少。

为了弥补自然资源之不足，逐渐兴起了家植、家养的人参栽培活动。开始，采参人为了获得较大的收益，将支头甚小的野山参移植到能促使其快速生长的环境中，经过一段时问，培养成“移山参”；将得到的人参种子，播种到摹仿人参自然生长的条件下，使其生长繁殖。如此日积月累，长期总结成功经验，便较全面地掌握了人参生长习性，形成了“园参”栽培技术。有关资料证明，清代“园参”主产区，在长白山地带业已形成。朝鲜半岛开始使用高丽参作为其产品名称。而他们的高丽参已经不是野山参，全部是人工栽培人参。中国的长白山人参则包含野山参、移山参、园参等多个种类。

产自朝鲜半岛的高丽参打出名声，是在本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其精美的包装，大力的广告宣传及科学的加工工艺，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50年代末又进行了精深加工，如人参茶、糖、膏、粉、素片等，而整支的红参销售只占总产量的30%。红参分天、地、良（或天、地、人）三级。主要以主体黄白皮面积而定，天字白皮占1/4，地字占1/3，良字几乎全是白皮，同时良字允许有内空、内白（白心）的存在。

我国70年代也开始出现类似朝鲜的压块红参加工方法，1976年生产出纸盒装的压块参，叫边条红参，主销浙江省，后定名“兴京参”。此后，其它地区也相继有类似产品上市。近年也有冠以不同名称的多种高丽参面市。

都是辽参的品种和辽参的发展及延续。辽参历史声誉和在世界人参史上的重要作用，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中国人参已经不再用辽参这个名词，因为吉林省的长白山地区、通化、集安、白山地区是人参的主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