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 李建成和李世民什么关系啊

文章目录：

1. 李世民为什么要追封李建成为隐太子?“隐”并非一开始的谥号
2. 历史上的李建成到底是不是一个庸碌无能之辈?

一、李世民为什么要追封李建成为隐太子?“隐”并非一开始的谥号

626年，李世民诛杀李建成后继位为帝，628年，李世民追封李建成为息王，下令将其改葬，但对于该给李建成一个什么样的谥号，李世民犯了难，最初定下的是“戾”，但李世民后来又不同意，“灵”也不行，最终定下了“隐”，642年，又追赠为皇太子，固史称隐太子。

我们先来看看定谥号的过程。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在628年的3月，有司奏请给息王李建成定谥号为戾:不思顺受曰戾(戾太子刘据)，这是一个下谥(恶谥)，后来李世民不同意，让大臣们商议重新定一个谥号，杜淹建议改为灵:乱而不损曰灵(赵武灵王)，但李世民还是不同意，后来定下的是隐:明不治国曰隐(鲁隐公)，算是一个中谥。

但根据李建成墓志记载，对李建成的改葬是在628年1月，而墓志上“隐”字明显是改动过的，很可能之前是“戾”，等到了三月份，李世民觉得不合适，就让大臣们重新定，最终定了“隐”，然而墓志并没有重新刻，而是在原来的墓志上将“戾”磨平又刻上了“隐”。另李建成的墓志记载的相当简单，只有55个字，仅仅只有名字、谥号、死亡时间、改葬时间和地点，生平、功绩、评价等一概没有。这也看出李世民的敷衍了事，而在原来的墓志上改动谥号也说明了这一点，李世民是被动的追封李建成。

李世民给李建成定谥号是很纠结的，而关于“戾”和“隐”这两个谥号，过去历史上有过这两个谥号的人也是很让人浮想联翩。

我们都知道，汉武帝时期的太子刘据的谥号就是“戾”，汉武帝晚期的巫蛊之案，最终指向太子刘据，刘据在联系不上父亲汉武帝的时候起兵诛杀江充等，传到汉武帝耳中就是刘据谋反了，最终刘据兵败自杀，其母卫子夫也自杀，汉武帝将太子刘据一家全部诛杀，只剩下了还在襁褓中的刘病已，当然，后来汉武帝也知道自己冤枉了刘据。后来阴差阳错中，刘据的嫡长孙刘病已做了皇帝，追谥刘据为戾太子，戾也有蒙受冤屈之意。

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诛杀李建成这件事，无论如何，李世民都不可能承认李建成是冤枉的。所以在最初给李建成定下谥号“戾”之后，李世民又反悔，最后定成“隐”，隐这个谥号也很有意思，春秋时期的鲁隐公就是一个例子，当初鲁惠公去世的时候，太子允还很小，于是，惠公让庶长子息姑(鲁隐公)代掌国君之位，后来太子允长大了，鲁隐公却还没有还政的意思，于是太子允在有心人的撺掇下弑杀了鲁隐公，之后太子允继位，是为鲁桓公。在这里，鲁隐公占了不该占的位置。

那么是不是李世民也认为李建成占了不该占的位置，所以才被杀呢？以上都只是四姑娘的揣测。

最后，四姑娘分析一下李世民追封李建成为隐太子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不排除李世民顾念亲情，觉得愧对李建成，但这个原因应该不大，从李建成墓志的潦草简单就能看出来，而且，李建成都已经死了一年半了才考虑定谥号。

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政治因素，李建成在做太子的时候并不是草包，其能力未必在李世民之下，身边也有一大批拥护者，李世民做了皇帝后，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国内谋反的也不少，再加上大唐建立不久，内忧外患，这让李世民不得不做点什么抚慰太子旧臣。

二、历史上的李建成到底是不是一个庸碌无能之辈?

并不是，如果他是一个庸碌无能之辈，手下也不会有那么多有才能的人。

唐朝历史上发生过四次宫廷政变，而这四次政变却都牵涉到当时的皇宫城墙的北面正门——玄武门。真正的玄武门遗址位于西安市自强西路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西校区操场内。目前在该操场的最里侧，仅存一个看似年代久远并已破损的石蹲，这个石墩就是玄武门之变保护牌的基座。

在玄武门之变中，除了李世民，还有一个主角颇具争议，他就是李建成。

唐高祖李渊的长子李建成，生于开皇八年，卒于武德八年，死在了玄武门之变中。后人对李建成的评价很糟糕，大部分史料都将李建成描写成一个碌碌无为的“二世祖”。那么，能够被开国皇帝李渊青睐，成为大唐首位东宫太子的李建成，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近年来，许多史学爱好者，对史料中关于李建成的记载产生了怀疑。

隋朝末年，隋炀帝残暴无道，荒废政务，终日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朝廷内部暗流涌动。值此之际，全国各地的劳苦大众揭竿而起，逐渐形成燎原之势，大隋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当时，民间素有“李氏当为天下”的传言，这句谶语使隋炀帝对手握关右十三郡兵马的李渊深感忌惮。李渊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一怒之下决定兴兵作乱，趁着天下乱局图谋霸业。

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李渊凭借手下的精兵攻入关中，一统中原，建立大唐二百八十年基业。在《新唐书》、《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中，着重渲染了李渊和李世民父子的功绩，但是，对于李建成在这场割据战争中起到的作用鲜有提及。甚至，这些史料中出现了李建成“荒色嗜酒，畋猎无度”的记载。史官们仿佛将其塑造成隋炀帝的翻版，“以庸劣居其右”。

就这样，李建成在现代人眼中的印象始终很糟糕，被无数人以“纨绔子弟”盖棺论定。

然而，《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这三本史书中的记载，就真的可信无疑吗？早在清朝时期，已有史学家赵翼，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了这样的观点：

倘若，一个王朝的国史是修于本朝，那么，史官必会因为种种原因进行曲笔回护；

但是，如果国史修于后朝，那么，后朝史官就会以客观的角度据史直书。

前文中我们提到的三部史学巨著，虽然，都是后朝修撰的史料，但是，其中大部分记载均节选自《实录》、《国史》，要知道这两本书可是唐朝的官史。所以说，从来源上《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就缺乏客观性，在研究真实历史的过程中并不能作为权威资料。

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不论李世民这辈子做出多少丰功伟绩，他的皇位来路不正是不争的事实。

在一个以奉行继承制的王朝，李世民以残忍的手段杀掉自己的竞争者，将自己的父亲赶下皇位。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道德伦常，所以，李世民的皇帝缺乏合法性。虽然李世民通过这种方式坐上了龙椅，但是，他并不希望自己成为子孙后代的模仿对象，倘若，后世的李皇帝们都学着李世民逼宫篡位，国家何谈长治久安？

所以，李世民非常介意史官笔下的自己，在身登大宝之后，李世民当即命人修改史书，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

我们无法找到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直接证据，但是，史料中的一个细节却为我们展现了端倪：李世民上位后，力排众议，坚决要翻看国史，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不得不将李世民和李渊的《实录》奉上。要知道，皇帝翻看史书乃封建王朝之大忌，历史上，鲜有皇帝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翻看国史。可以见得，李世民既然“敢翻看”，那么，“敢篡改”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既然，《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中关于李建成的记载极有可能是篡改后的结果，所以，这些资料的可参考性很低。

对此，学者们又以《大唐创业起居注》等较客观的史料进行比对参考，重新探索了李建成的生平。

首先，李建成很有可能参与了父亲造反活动的组织工作，亦是李渊反隋活动的协助者。李渊驻守太原时，李建成长期追随父亲左右，深受父亲影响的他，已经有了成熟的政治思想。在李渊决定造反时，李建成已经二十五岁，而李世民年仅十六岁。

其次，此时才是十六岁的李世民，在政治上的眼界和能力均无法与李建成相提并论，所以，李渊若与儿子协商大业，他应该选择的是成熟的李建成。倘若，李世民亦参与了协商，李渊也不可能绕过长子李建成，而单独与不成熟的次子李世民密谋。

俗话说“狡兔三窟”，李渊在举兵之前一共准备了两个“根据地”：

一个是位于太原的基地，由李渊本人与次子李世民共同组织；

另一个则是位于河东的根据地，由李建成自行经营。

河东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李渊入主关中最关键的跳板。早年，李渊曾奉命在此讨伐国起义军，所以，李氏在河东有一定影响力。除此之外，李氏宗族中有许多人住在关中。由此，河东基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首先、李建成可以为父亲接纳宗族内的亲戚，将他们收入麾下，壮大势力；

其次、河东基地可以成为将来李渊夺取关中的据点。

大业十二年，李建成打着照顾李氏宗亲的幌子，在河东招贤纳士，一时间，河东地区汇集天下豪杰，许多有名望的人才投入李建成的麾下。李建成亦没有辜负父亲赋予的厚望，他在河东地区几乎倾尽家财，救济劳苦大众，为李渊收买人心。

这一期间，只要是身怀一技之长的人才，李建成必会以礼相待，坦诚相交，可以说，是李建成的个人魅力无疑为义军积蓄了实力。当李建成带着人才奔赴太原支持父亲的起义事业时，李渊大喜过望，当即将领军的重任交给李建成。

李建成手握军权后，迅速完成了从“内政领袖”到“军事领袖”的转型。

自李渊在太原举兵，至李唐王朝奠基，李建成始终活跃在战场上，他统领左路唐军，打赢了许多关键战役。在李渊反隋的战役在西河打响之际，李渊将打赢西河之战的希望寄托于两个儿子身上。

李渊认为，西河紧邻太原，是唐军入主关中必须要迈出的一步，亦是唐军崛起的首秀，这场战争关系到李渊基业的成败。

为了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迅速打下西河重镇，李建成在战前进行了紧锣密鼓的部署。李建成制订了一套严格的军令，整顿军容，并亲自来到高山上俯视西河地形，在脑海中规划蓝图。为了提振士气，李建成与士兵们同寝同食。

他的这些行为，最终，换来唐军将士的忠心。在战场上每个士兵都甘心为李建成卖命，在西河战争打响后，李建成仅用了九天时间便攻占西河。

首战告捷后，李建成又与父亲和兄弟克服种种困难，在腹背受敌的巨大压力之中，运用自己的魄力和计谋，打赢了霍邑之战和憧关之战，帮助父亲入主关中，建立大唐政权。随后，李渊根据东西南北各路枭雄的实力，制定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战略方针，优先稳定关中地区，随后，逐步对四周的群雄进行蚕食，展开了统一中原的最终决战。

这时的李建成已被立为储君，他奉命留守在长安进行内政工作。之所以李建成极少参与这一时间的统一战争，完全是因为李建成需要留在长安辅政。但是，在整体战局的规划和战术制定上，李建成仍在后方起到了关键作用。在针对突厥发动的北征中，李世民奋战在前线立下不世奇功，然而，我们不能忽视李建成的后勤工作。

李建成肩负起防御突厥、向前线输送军备的重任，使李世民没有后顾之忧的打赢了突厥之战。在李渊派李世民和李元吉镇压刘黑闼之际，他们虽然成功地讨伐了刘黑闼，但李世民为了震慑当地百姓，竟在该地区施行“悬民处死”的残忍制度，导致当地民众并未真正归心，为武德五年刘黑闼再次作乱埋下祸根。

武德五年，刘黑闼卷土重来，因李世民的高压政策不得人心，所以，刘黑闼很快便收复了旧地。李建成在手下魏徵、王硅的提议下，主动请缨讨伐刘黑闼。此时的李建成意识到，经历过数次战争的劳苦大众，迫切地渴求统一和平的社会环境。于是，在来到刘黑闼的驻地后，李建成先是废除了此前的高压政策，对当地人民进行安抚。

面对李建成此举，老百姓们奔走相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可以说，李建成的这一举动，不仅重新为大唐收获民心，还瓦解了刘黑闼军队的斗志。果然，没过多久，刘黑闼的军队不攻自破，其手下的士兵或归顺大唐，或回乡种田，刘黑闼本人亦被唐军俘虏。这场战争的胜利，也为唐初社会稳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所以，根据前文所述，李建成绝不是庸碌无能之辈，他有非常优秀的政治头脑和军事天赋。

李建成虽然没能名留青史，但是，他却是隋末唐初动荡的时代风云中真实存在的弄潮儿。我们应该肯定李建成的功绩，承认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李建成的“庸碌”，与照在李世民头上的伟岸光环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的根源就是：真伪史料带给后人的迷惑。

李建成贞观二年改葬于隐陵，其墓志盖为盝顶形，阳文篆书“大唐故息王墓志之铭”。方形，长52厘米，高11厘米，四侧无纹饰，志文仅55字：“大唐故息隐王墓志王讳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於京师粤以贞观二年岁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於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原”。

墓志的内容，仅记载死者名字、谥号、死亡时间、下葬时间和地点，但却唯独没有一般墓志应该记载的生平、功绩、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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