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 雍正十三年百家讲坛

文章目录：

1. 雍正为什么只在位13年
2. 雍正在位13年,为何从不敢去承德避暑山庄?
3. 雍正皇帝有多勤政?在位13年功劳不输康乾

一、雍正为什么只在位13年

雍正之所以在位仅13年，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 乾隆继承皇位：雍正根据秘密立储制度，提前安排乾隆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乾隆继位时已经25岁，正值年轻有为的阶段，他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使得清朝国力达到了鼎盛。因此，雍正选择在乾隆登基后退位，而非像康熙那样在位很长一段时间后再传位给孙子。

2. 勤政过甚：雍正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君主，他致力于整顿吏治、推行新政，这些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的勤政到了过甚的地步，导致身体状况不佳，甚至患上了“血虚之症”，即贫血。这可能是他仅在位13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兄弟夺嫡：雍正即位前，兄弟们争夺皇位，使得他在政治上花费了大量精力。虽然他成功登基，但这也可能留下了心结。这使得他在处理与兄弟的关系上较为谨慎，不愿意过分冒险，以免再次发生争夺皇位的惨剧。

4. 清除政敌：雍正在位期间，对朝廷中的一些势力进行了清洗，包括削除年羹尧、隆科多等人的权势。这些行动可能引发了他们的不满和报复行动，使得雍正需要不断防范和应对这些潜在的威胁，分散了他的精力。

总的来说，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雍正只在位13年。他的选择是基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个人的政治智慧，同时也反映出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特点和复杂性。

二、雍正在位13年,为何从不敢去承德避暑山庄?

满人十分善骑射，建立清朝之后，依然保持着这一传统。由此康熙特别修建了一个“木兰围场”，每年秋季的时候，都会亲自带文武大臣、满清旗兵去狩猎。从京城到围场的距离比较远，为了方便起见，就在途中修建了不少行辕，其中就包括承德避暑山庄。这座行宫康熙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此后一到夏天就搬到那里去，并且期间所有的国事都在避暑山庄商讨、处理，同时在木兰围场举行狩猎大会。

据史料记载，康熙一共去过42次木兰围场狩猎，而乾隆则举行过48次围猎。可令人不解的是，作为承上启下的雍正皇帝，却执政期间从未踏足过？要说围猎只是单纯的放松娱乐，雍正不去也罢，说明他不太喜欢玩而已。但当年康熙每一年都举办围猎大会，并非只是为了个人的兴趣，实在是有重大的意义。

其一，满清当年入主中原靠的只是少量兵力，而且是作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大地。因此想通过狩猎让满清的贵族、旗兵不要荒废原本的技能，时刻保持居安思危。

其二，由于围场离蒙古较近，方便强化与蒙古族的关系，稳定大清的政权，同时对北面的防御也有积极的作用。可为雍正偏偏一次都不去辟暑山庄，也不举行狩猎呢？

有人说，为何雍正13年来从不敢踏足避暑山庄，主要是因为心虚，皇位得来的途径不正当，所以不好意思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乾隆的一席话给出了答案！

乾隆曾说道：“皇考十三年之间虽未举行此典,常面谕曰‘予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围者,盖因日不暇给······”这席话表达着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雍正说自己整日忙于处理政事，没有闲暇时间去。这个却是大实话，据统计雍正短短十来年时间批阅奏折数以万计，基本上每天都要批上二三十件，多则四五十件，关键每一件都看的很认真，导致经常凌晨才忙完睡觉。你说这样整天忙个不停的皇上，哪里还能腾出时间去专门避暑、狩猎啊！不过，他的勤勉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大清多年的积弊、官场的腐败都治理的差不多，为乾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三、雍正皇帝有多勤政?在位13年功劳不输康乾

康乾盛世中，往往雍正皇帝被提及的最少，恐怕这也和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间有关。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在位时间都超过了60年，是清朝掌权时间最长的两位皇帝，而雍正在位仅有13年，相比之下自然会被忽视一些。不过雍正皇帝虽然掌权时间短，但在各方面的功劳一点都不小，甚至完全不输康乾。雍正皇帝不只是勤政，而且还十分有头脑，这才将清朝又推向了一个高峰。

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最恶虚名。这是雍正登基以来的对臣下提出的最大警惕和对底线的交代。进入雍正时代，之所以政绩卓著，与他在位13年间的务实思想密不可分，甚至堪称其治理大清13年间最大的软实力，配合勤政外，将帝国的吏治引向了风清气正。

苦口婆心屡次对臣下进行务实教导，尤为痛恨欺诈之人。

雍正二年(1724年)，福建巡抚黄国材有折奏称实力奉行，雍正看了很满意，批道：全在此四字。并延伸说：此四字乃皇考四十余年谆谆教诲者，愿与卿等共勉之。不久他给江苏巡抚张楷下发谕旨说：为官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更对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直言训导做实在好官。

雍正谦虚谨慎一直是他制定治国安邦行政用人措施的重要作风。他对臣下坦诚说说：朕之神仙伎俩，不过据汝等所奏，评公办理。因此，他反复告诫百官务必据实上奏言事，万万不可隐饰。登基的第二年，新任江西布政使常德寿陛见，雍正帝面训：你到江西要实心任事，洁已奉公，一毫不欺，凡事据实奏闻。这种务实思维一直延伸到雍正整个时期。

江南崇明水师总兵林秀奏报地方米价，雍正帝在折上叮嘱他：一切奏陈，务宜据实无隐，不可丝毫虚饰，以蹈欺蔽之咎。在广西巡抚郭珙的一件奏折上雍正帝批示：凡所奏地方事宜，务一字不欺不隐为要，一些粉饰含糊不得。切记之，事情无论巨细，但务一据实不隐，朕方可倚赖不疑。这里有一点须注意的是，雍正帝与频繁出巡的康熙、乾隆帝截然不同，他在位期间极少离开京师，这样，他要获得地方吏治民生的实情，就更需要臣工如实奏报。如果所获信息失真，必将引发严重后果。

雍正鼓励官员秉公直陈，报喜更要报忧。翰林院检讨孙嘉淦屡上条陈，直言君过时弊，甚至弹劾皇亲，雍正帝服其胆，谕九卿说：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每事陈奏直言极谏，朕不惟不加怒，反而加恩，汝等臣工当以为法。《朱批谕旨》雍正三年五月，署川陕总督岳钟琪将地方少雨情形奏报，雍正帝夸赞道：凡地方事情，皆如此据实不加丝毫隐饰方合朕意。朕所望内外大臣者，即此一真字耳。

雍正洞察实际，力反名实兼收，严斥虚诈、迎合，对臣下的汇报自称只可信一半，直言痛恨地棍、土豪。

雍正严行整饬当时官场流行的所谓名实兼收的恶习。他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这种巧于名实兼收的官僚最为可恶。他们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善于钻营，巧于仕宦，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相反，那些朴实无华，敦尚实治的官员却备受压抑和排挤。针对这种吏治败坏的状况，雍正提出以民歌舆颂为名，以奉公尽职为实的新的名实观，谕示百官：若外沽美名，别立名色，暗中巧取，断乎不可。

雍正警告文武诸臣切莫矫廉。对此时时敲打。有的官员为迎合雍正之意，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也不收取。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指出：诸凡总期尔合于公慎而已，朕未有令尔等地方大吏至于困苦之心，未有枵腹从事之理，但不欺隐于分外贪取，即为可嘉耳！表明雍正讨厌那种矫枉过正不切实际的做法。雍正同时认为，那种操守虽清，但若保全贪官污吏以博长厚之名，纵容地棍土豪以沽安静之誉，此大有害于人心吏治者也。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这种分析真可谓入木三分。

此外他对内外臣工坦言警告：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当时官场陋习，直省文武大臣凡初到任，必极言地方情形如何废弛，及过数月，则必奏风习已如何整顿，以示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帝称朕览之厌矣，并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雍正四年七月，巡台御史索琳上折，说台地官兵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帝警告说：凡事务实为要，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尤其突出。雍正四年夏，甘肃大旱，七月一场小雨过后，巡抚石文焯奏称可望丰收，此皆我皇上敬天勤民之所致。雍正帝看了很不耐烦，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过言，朕实厌观。针对河道总督朱藻浮夸不实的雨雪情况奏报，仅在雍正十一年一、二月间就有三次朱批斥责：微雪耳，何必如此过言夸张。览汝此奏，雨雪之景未必十分沾足，况亦不广，何用如此夸张，汝每多此虚浮之奏，朕甚不取焉。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观汝不知根本实理，惟在枝叶虚浮边作活计！

对历来存在着欺上瞒下的文字把戏，对此雍正帝常常严切警告。

雍正二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灭蝗事宜，说：据各属员报告，各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察觉到此语不实，不是石文焯欺君，就是石被属员所欺，遂批复道：尔等或可受属员之欺诳，懵然不觉。朕君临天下，若遇欺诳之语亦漫无察觉，其如万几何？此等陋习洗涤净尽方好。为杜绝官场上的欺瞒互骗，雍正帝反复提醒内外大员，要躬亲办事，不可轻信属员下手。

雍正三年秋，湖北沔阳遭受水灾，巡抚法敏设厂施赈，雍正帝指示他：此等事只要勤实办理，万不可听信属员下役之欺隐。清朝刑罚，多比照旧案，书吏在稽查档案时，往往从私利出发，或断章取义，或避重就轻。为此，雍正帝谕令刑部衙门，一切稿案由司员亲自主稿，不得假手书吏，致滋弊端。

雍正四年六月十六日，雍正帝在勤政殿召见文武大员，训谕说：今查每议事件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盖因议事班中各怀私心，自己不言，而反谓从公议论。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帝将议事王大臣分为三班，遇事分头酌议，各拟意见，这样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能出其主见，使朝臣失去附和机会。雍正帝同时力反官场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乡愿习气，指出此实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

雍正尤其反对迎合自己心思。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御笔谕旨，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不无讨好地奏报说，如此时凛天颜于咫尺，勿忘圣训于须臾，触目惊心，甚为有益。并请皇上命令各省官员一律在衙门屏门上刊刻谕旨。雍正帝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超群之才，料理好你分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和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雍正七年，有御史李元直具折陈奏：窃谓诸臣有牢不可破之陋习，曰迎合，曰畏葸。皇上以为可，无一人敢言其不可也；皇上以为不可，无一人敢言其可也。是非得失，置之不论；功名富贵，苟且自全。以此任事，于国何补！并进而直言此种陋习六部莫不然也。雍正帝赞赏李元直真实任事，认为他言中了朝臣不实心任事的要害，把他召入内廷，面赐荔枝，勉励他嗣后仍尽言毋惧。当时陋习除迎合还有应付，雍正帝曾严厉斥责内外衙门于奉到事件若不过行一文书，出一告示，徒托空文，竟不见诸实事的浮泛作风。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臣工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之空文。雍正五年，安徽巡抚徐本上折，内有臣深觉见识愚昧一语，雍正帝在愚昧二字旁批道：此二字，朕深恶之，非由衷之言也。雍正七年十二月，陕西巡抚武格奏复日前呈报得雪日期迟延之缘由，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帝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之俗谈！若将汝等愚昧之人用为严疆督抚，则朕之愚昧又何如也？但用一诚实好，似此空文何必！在工部尚书夸岱的一件奏折上，雍正帝批道：明系不尽心办事，何得以‘才识庸陋’一句巧诈之词推卸！正是雍正出色的情商和务实的实现，在十三年的治理上，扮演着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在整个清代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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