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显回忆起“七君子”之一邹奋参观了苏中根据地

1942年冬天，我们在南坎召开的会议刚刚结束，就有人来报告说，爱国文化人、“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先生来苏中根据地参观考察，现已到达三分区的靖江。粟裕同志、管文蔚同志和’我喜出望外，立即派人前往迎接。在此之前，我们已接到华中局‘发来的电报，嘱咐我们“确保安全，热情款待”，没想到韬奋先生_这么快就来到了苏中解放区。

邹韬奋先生是一位民主运动的坚强战士，在全国民众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抗战前，他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主编《生活周刊》，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他是著名记者和社会活动家。

他写的文章泼辣、犀利，文采飞物，敏锐地反映了民众的呼声，故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当时国内反动势力控制的学校里，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书刊是被禁止的，因为国民党政府害怕进步读物广为流传。但是，这些学校里的青年师生向往光明，要求进步，渴望了解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他们不顾风险，经常传阅《生活周刊》及各种进步书籍。我在东南局工作时，经常接待来自上海、武汉等地的抗日青年，发现他们大多随身带着韬奋先生的著作和他主编的刊物。由此可见，在抗日青年中，韬奋先生的影响之大。

来自海外的华侨青年也曾告诉我，在海外的华裔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中，韬奋先生主编的刊物也有很多读者。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周刊》和后来创办的《大众生活》，多次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但这些进步刊物的销量却不断上升，达15万至20万份，创造了当时中国期刊的最高发行纪录。韬奋先生是人民大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之所以受到民众的拥护，就在于他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为民众说话，唤醒民众，教育民众，而又认认真真向民众学习。

抗战爆发后，韬奋先生等“七君子”曾因爱国而获罪子蒋介石政府，但他刚从苏州监狱中获释，便又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8·13”战火中，韬奋先生为了进一步激励民众奋起抗日，毅然创办了《抵抗》三日刊，愤然抨击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政策，主张彻底开放民众运动和言论自由，实行真正的全面抗战，呼吁全国军民团结御侮，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上海沦陷不久，他将《抵抗》三日刊迁至武汉继续出版，改名为《抗战》三日刊。韬奋先生几乎每期都亲自撰写文章，鼓舞民众的抗战热情。

之后，这个颇有号召力的刊物，又改为《全民抗战》周刊。

“皖南事变”后，韬奋先生目睹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愤然辞去国民党参政员之职，秘密离开重庆，潜赴香港，继续挥笔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促进爱国民主事业。这次他来苏气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打算先到新四军军部，再前往延安，沿途顺硬进行参观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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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先生刚到区党委驻地，我立即出门迎接。韬奋先生身.穿古铜色呢袍，清秀的脸上架着一副黑边框眼镜，瘦弱的中等身材，约莫五十来岁。当时，韬奋先生身体欠佳，却还抱病听取我们关于苏中根据地建设的情况介绍。他手里总拿着小本子，一边听，一边记，而且问得很详细，不清楚的地方，往往询问再三。

在短暂的逗留期间，粟裕同志、管文蔚同志和我一起，跟韬奋先生交谈过好几次。他对苏中根据地的建设赞扬不已，还向，我们提出，想看一看根据地的民兵、妇抗会、儿童团、学校，深入了解基层的民主政治实施情况。于是，我陪他去三仓河东部垦区，进行实地采访体察。一路上，韬奋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关于沦陷区、国统区各阶层人民抗日救亡的情况，以及他前几年赴欧洲、美国、苏联考察的观感。韬奋先生很健谈，而且谈得很一生动。我见他身体很虚弱，旅途又很辛苦，特地关照许墩乡乡长崔宗宽买两片猪肝，给韬奋先生增加点营养。那时猪肝可算是‘最珍贵的补品了。

恰巧，东台县许墩乡正进行民主乡选工作，我和管文蔚同志便陪韬奋先生前往，并在墩塘庄召开有千余群众参加的盛大欢迎会。会场布置得十分隆重，到会群众格外兴奋，韬奋先生颇受感动。我记得，那时他耳朵里常流脓血，开会前还感到疼痛难忍。但他坚持出席会议，同到会的干部、战士、农民群众见面，而且强忍疼痛，作了精彩的演讲，并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他畅谈大后方民众致力于抗战救亡和民主运动的事迹，抨击国民党政府制造“皖南事变”的罪恶行径，激情似火，妙语如珠，引起了阵裤热烈的掌声。最后，他热情勉励苏中军民建设好根据地，并带头振臂高呼“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l”

会议结束，韬奋先生累得几乎瘫倒，但情绪却很好。稍稍休息了几天，他又到许墩乡参加了几次干部，群众、中小地主座谈会。他无比感慨地说:农民群众能投票选举乡长，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做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举，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还说，自己过去从事的民主运动，与此相比只是隔靴搔痒，如今在抗日根据地才亲眼见到真正的民主政治。韬奋先生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离开三仓河以后，韬奋先生由刘季平同志陪同，继续参观考察。事后，刘季平同志告诉我，韬奋先生对苏中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教育事业、民主政治赞叹不已，还郑重地提出，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听了很高兴，立即电告华中局，转达韬奋先生的心愿。

我感到无比遗憾的是，那次同韬奋先生见面竟成永诀。他离开苏中、抵达盐阜不久，终因耳病日趋严重，不能不秘密返回上海治疗。1944年7月，这位不屈的民主战士，伟大的文化先驱，不幸病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崇高信念，呼吁全国人民“坚持抗战，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并再次向党中央提出请求，希望身后能被追认为共产党员。韬奋先生的不幸病逝，对于坚持抗战的报据地军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除沉痛的怀念外，更受到鞭策和激励。可以告慰先生英灵的是，他的崇高愿望终于得到了实现，党中央及时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并对他们的一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关于韬奋先生身后获得殊荣的消息，我是在1944年10月才获悉的。我和韬奋先生相聚虽短暂，但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远见单识，对我们根据地豹政权建设颇有启迪意义。此后两年，苏中党政军民积极加强基层政权的改造，基本废除了旧保甲制度，不断削弱农村的封建势力，推毁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基础。这样，根据地军民运用自己的民主政权的力量，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这也预示着，建立人民群众广泛参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已经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