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档热映片《我和我的祖国》中,有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相遇》。两个相爱的年轻人,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一生未能在一起。
故事男主的原型就是邓稼先,他带领中国科研人员,攻克重重难题,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妻子许鹿希的眼里,邓稼先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是没成年的成年人。
一、贪玩的孩子气
邓稼先和妻子许鹿希结婚后,生活得平淡而又幸福。在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子里,邓稼先的孩子气为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当时,夫妻俩住在郊外的一套小公寓里,装修简单,也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却布置得十分温馨。
许鹿希工作的地方离家比较远,邓稼先不放心妻子独自回家,一有时间便骑着自行车去接爱人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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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从来闲不住,像个孩子般的精力充沛,十分好动。他只要有空闲的时间,便拉着妻子到处去玩。他们爬山、逛公园、唱京戏,去北海滑冰,在万寿山上眺望昆明湖。
周边好玩的地方,都留下了两人的足迹。
许鹿希性子沉静,不喜欢到处逛,可是邓稼先去哪里,她总是温柔陪伴着。
或许曾经的爱情就是这样,没有轰轰烈烈的山盟海誓,没有动人的甜言蜜语,却把陪伴化成最长情的告白,细水长流,温柔着彼此的岁月。
共同的爱好,让夫妻俩有许多事可以做。
或许是性格都恬淡如菊,两人都喜欢菊花的隐逸和风骨。
有一次颐和园办菊展,邓稼先和妻子拼命赶过去,还是迟了。于是两人各种软磨硬泡,硬是说服了工作人员推迟闭馆,才如愿看到了菊花。
二、幼稚的纯真
婚后,夫妻两如愿迎来了一双儿女。
当爸爸后,邓稼先更是将他的孩子脾性发挥到了极致。
在孩子面前,他不仅喜欢吃妻子的醋,用现在的话说,更是一位女儿奴。
女儿才刚刚学会叫爸爸,他就要女儿叫一声,再叫一声。随着女儿会说的话越来越多,他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不仅要叫“爸爸””,还要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一直要变化到找不出形容词才行。
对于丈夫幼稚的孩子气,许鹿希感到十分无奈,却又甜在心里。
杨绛曾说:“我保住了钱钟书一团孩子气,这是不容易的。”
对于许鹿希来说,也是如此。
在她的眼里:“他虽然当了爸爸,也跟孩子一样,他是永远没成年的成年人。”
许鹿希这么说的时候,嘴里满是嫌弃,眼里却有无限的似水温柔。
邓稼先有孩子气的幼稚纯真,也有孩子的一腔孤勇,一往无前。
这才是他伟大的地方。
从决定为新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那一刻,他早已将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将一生奉献给祖国。
站在妻子和儿女的角度来说,邓稼先像个孩子一般任性。但是许鹿希,却也在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苦苦等候了二十八年。
离家的那一年,邓稼先三十四岁,许鹿希三十岁,女儿四岁,儿子两岁。
三、不离不弃的守望
正如许鹿希所说,她和邓稼先的爱情,可能是前世的姻缘。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先生,是一位国学大师。他先后担任北京医科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大的哲学系教授。
许鹿希的父亲许德衍和太太在北大任职,经常到邓家做客。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常常坐在房子上,看到客人来了就大叫“徐伯伯”的孩子,会成为自己的女婿。
邓稼先担任物理助教时,许鹿希还是他的学生。四年后,许鹿希完成了学业,邓稼先则从美国学成归来。
年轻的他,被称为“娃娃”博士。
后来随着接触的增多,两人互生好感,确定了关系。
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却并不影响婚后的幸福。
分别的二十八年里,许鹿希不知道丈夫在哪里,在做什么,是爱和信任给了她坚持的勇气。
由于受到严重的核辐射伤害,邓稼先快速衰老,还查出了恶性肿瘤。
等到再次见面,邓稼先早已从意气风发的小伙,变成了头发花白,弯腰驼背的小老头了。
即使病魔缠身,邓稼先依旧乐观得像个孩子。
他出院后,硬要拉着许鹿希去地坛庙会吃好吃的,还激动地讲述自己后续的设想。看着妻子愁眉苦脸,他总是温柔乐观的安慰,似乎他得的只是普通的感冒一般。
邓稼先的一生,活得如孩子般乐观豁达,如孩子般纯粹。
正如许鹿希所说:他是永远没成年的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