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滞后的乡村,常常有我们看不见的教育之困。
乡村的空心化让不少教学点持续撤并,一些中小学萎缩成“袖珍学校”,仅剩一位老师和零星几名新生,不同年级的孩子只能混在一个班里上课。
而仍在坚持的学校,也面临很多新的难题。随着城镇化的人口流动趋势,留守儿童是乡村越来越隐蔽的痛,贫困早已不是唯一的症结。
云南省曲靖市的马街镇第二中学(以下简称“马街二中”)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所乡村学校有1283名学生,但光是留守儿童、随迁子女、家庭贫困、孤儿或单亲家庭、残疾/重病等特殊学生就合计400多人。
因为外出谋生,很多父母远行千里,把孩子托付给学校或家里的老人,有时候为了省下来回的车费,宁愿待在日夜轰鸣的工厂也不回家过年。一别数年后,孩子与父母日渐生疏,长期的情感缺失也让亲子关系暗藏危机。
如此庞大的一个青少年群体,在漫长的成长道路上会面临哪些困境?我们去探访了这所学校,并和当地的师生聊了聊。
高发的早恋,戒不掉的网瘾
当校长18年来,殷守伦没睡过一天午觉。他每日奔波在马街二中的校园里,疾步如飞,仿佛凛冽的冬日寒风都追不上他的步伐。
他一刻都停不下来,因为每天都会有五花八门的难题落在他头上。早些年的时候,他每天只能睡3小时,日夜只为忙一件事——提高乡村学生的升学率。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殷守伦深感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就是“知识改变命运”,除此以外别无他路。
自从20年前被任命到这里后,殷守伦就一直守着这所外表不起眼却有着近40年历史的中学。它坐落在马街镇海界村的一条狭窄乡道上,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校门外就是人来人往的市集。镇上有近12万人口,当地民众收入以生猪养殖和蚕桑为主,因此这所学校既承接了附近四个村的孩子,也承接了无数个家庭关于走出大山的朴素希冀。
教室窗外,就是海界村的民居。(图/新周刊)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殷守伦发现尽管升学率显著提升,但农村社会显露出的症结也逐步反映在学校里。2023年6月,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发布了《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显示2020年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到了4177万人,占全部农村儿童的37.9%,也就是说,每10名农村儿童中有近4名是留守儿童。
这些身处青春期的农村孩子,常常要独自消化成长中的迷茫时刻,但离家的父母不会知晓,只顾得上饱暖的老人也难以沟通,教育和疏导的重任都落在学校身上。
早恋就是当中越来越高发的头等难题。有一次,殷守伦和一个性格内向的初三女孩谈心,问她为什么要谈恋爱,还不想念书了?
女孩答曰,她患有癫痫,而且父母感情不和,妈妈外出打工了,爸爸不是酗酒就是打麻将、赌博。因此,当有个小男孩常常安慰她,买东西送她,她就觉得这个男孩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在乡村长大的女孩,需要更多关心。(图/视觉中国)
殷守伦听过很多这样的答案。当孩子在家里感受不到丁点温暖,外界的些许关怀就会成为他们全部的情感依靠,就像一根救命稻草。
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六年级的女孩,被发现时已经和一个10多岁的男孩同居了两年。这还是殷守伦无意中撞破的。在疫情期间的一个晚上,他正准备外出家访,忽然看到一个小伙子在校门边等人,就问对方“在干什么?”。
男孩一开始说“过来接我妹子”,但在校长追问下,又改口说是“表妹”。
基于多年经验,校长马上就感觉到不对劲,忙吩咐保安“看住他!别放他走!”,后来把班主任找来一确认,大家才知俩孩子是在网上认识的,已经同居很久了,女孩的父母在西双版纳打工,爷爷奶奶在家务农,毫不知情。
校长很痛心,迅速带派出所、司法所、妇联的工作人员去干预,但女孩不听劝,被带回家后又偷偷跑掉。而且,因为男孩的年龄不够,也没法以强奸罪判刑。“我那天晚上坐在派出所,非常生气,也非常伤心。更让我失望的是,我后来才了解到这个小姑娘的妈妈14岁就结婚了,之后竟然也默许了女儿所做的一切。”殷守伦说。
马街二中校长殷守伦。(图/受访者提供)
除了早恋,农村孩子对网络的依赖也让很多老师束手无策。乡镇生活单调寂寥,孩子的课余生活除了干农活,就只剩下与电视和手机为伴。网络这个虚拟空间有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也有一夜暴富的神话,没有辨析能力的人极容易沉溺其中,一些学生甚至是家长不买手机就不念书。
殷守伦记得,曾经有一个孩子因为手机被班主任没收了,竟然爬到班主任家的窗子上威胁道:“你不还我,我就跳下去!”
殷守伦听说后,把他带到当时学校正在盖的综合楼上,拉着他的手腕说:“我跟你一起跳,今天你不跳,你就不是一个男子汉。”孩子扒拉着殷守伦说不跳了,手机也不要了。校长早就摸透了他的心理,知道他绝对没这个胆,一下就把他唬住了。
乡村生活单调,孩子很容易沉迷网络。(图/视觉中国)
这样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殷守伦既是校长,也是所有孩子的大家长,教学仿佛都成了副业。而且,乡村学校的师资力量也普遍不均衡,年轻老师十分难招。殷守伦今年已经53岁了,学校的教师平均年龄也达到四十六七岁,90个老师中有10个在办理退休手续。
“我们全部学校领导都身居一线,甚至超负荷运作,比如说一个副书记当着4个班的班主任,另外一个副校长当着班主任、带3个班的物理。有的老师在上晚自修时,就把自己的小孩放在教室外面。”殷守伦说。
因为是寄宿学校,学生的吃喝拉撒也全靠老师照顾,生病了也要送医院。对于身体有残疾或重病的学生,也要专门安排人照看,就连上厕所都要紧紧跟着。
离散的家庭,抑郁的学生
近年来,农村的离婚率直线上升,也间接加剧了乡村教育之困。一些孩子在家庭中无人监管,长期面临情感缺失,出现压力过大、抑郁等心理问题。
殷守伦常常注意到,一些孩子本来很聪明,忽然间就开始自暴自弃或故意捣蛋,私下一问,才发现爹妈要离婚了,导致孩子心情低落。
还有一些家长不想负责,离婚前跟校长说:“老师,我要走了,实在过不下去了,我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
殷守伦每次都会被吓一跳,只能频繁到学生家里走访和劝和,就算不能保住家庭,也力劝他们不要放弃对孩子的教育。
一些孩子弃学后到外地去了,家长也听之任之,殷守伦怕孩子走上歧途,就通过各种手段喊他们回来上学。有的学生借口称没有车费回来,殷守伦就说“我掏”;说要坐飞机,殷守伦也说“好,飞机票我出”;说回来了没人接,殷守伦就跑去接。
留守儿童的问题背后,常常是家长的问题。(图/视觉中国)
还有一些学生从小就在贫困的破碎家庭中长大,总是满腹心事。小桃在马街二中念初一,成绩在全级名列前茅,但很少人知道,在她刚出生三个月时父母就离婚了,妈妈弃她而去,父亲也常年在外打工。后来爷爷去世了,家里就只剩下年迈的奶奶看顾她。
“我经常会想,我奶奶在家里,我就怕万一有一天……然后我也没有钱,也没法读书了。”说起原生家庭的这些遭遇,小桃瞬间就红了眼眶,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还有一位初三的男孩小辉,早些年父母因观念不合离婚了,父亲长年累月在外工作,落下一身疾病,今年3月在很短时间内突然去世了,给小辉带来了很大的打击。自那以后,他就变得自卑,说话一直低着头,心里似乎总被一块巨石压着。
青少年抑郁症,在乡村学校很容易被忽视。根据《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我国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28%,而在整个抑郁症患者群体里,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41%曾因抑郁休学。
在这当中,接近70%的学生患者会提到家庭因素,称在家庭中感到“冷漠、虚伪、严苛”,或者“一个巴掌一个甜枣”“爱我但是不了解我”。
抑郁症在学生群体中高发。(图/《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
可见,在如今的农村学校,最难解决的或许已不是学习问题。很早以前,殷守伦就意识到农村孩子精神抑郁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常常表现出怕上学、性格孤僻,窝在家里不愿意出门,甚至以自杀要挟。
因此,他觉得学校里需要有一个心理学老师,因为无论其他老师如何努力开导都非常局限,专业性的心理疏导是他们无法抵达的。“我呼吁了多次,假如能来一个心理学老师,我将四处筹钱,给他建一个关爱室。”
马街二中附近的海界小学,也提出了相似的心理老师需求。这些年来,留守儿童也成为他们教学上最大的一个难点,最夸张的是,有一个班在开家长会时,只有七八个父母到场,剩下的全是爷爷奶奶。
孩子的心理健康,需要得到更多关注。
一些小学生常年离开父母,行为习惯还没培养起来,就连个人卫生都解决不了。据一位小学老师回忆,有一个二年级的男孩,终日眉头紧锁,而且身上总是散发出异味。几经调查后,老师发现,原来男孩的爸妈早就离婚了,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不周全,因此他一周洗不了一次澡,衣服也换得不勤快。
老师决定上门家访,结果发现这个男孩家里除了一台电视机,什么家具都没有,极其贫困。有一回,老师还碰巧发现他们家的电灯坏了,男孩只能端坐在电视机面前,借着电视机的光来做作业。
这样的家庭环境,又怎么可能让孩子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呢?
留守儿童之困,
不能只靠老师解决
对于乡村的留守儿童而言,不为饱暖发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持续的关注和爱,是一个美好童年的基础。但这一切,只靠乡村老师用爱发电是远远不够的,适应乡村教育新形态,是全社会都应该肩负的重任。
云南神农集团的董事长何祖训,在很多年前就深深意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他是从海界村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马街二中和海界小学都是他的母校,他父亲在他小时候就一直强调:你要把读书学习放在你一生的首要位置。
大学毕业后,何祖训迎上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黄金期,主动下海打工。在深圳的一家外商企业里,他第一次意识到国外的现代农牧业跟中国传统农业之间巨大的差异,决心回乡创业,从做饲料到生猪养殖,为传统养殖户提供技术和产品支持,最终把神农集团做成目前云南规模最大的养猪企业。
2023年,何祖训回马街二中演讲。
他知道,今日的成绩,都得益于最初的教育。因此,在2016年至2023年期间,他分别向马街二中捐款245万元、向海界小学捐款125万元,用于教研、资助、师生奖励及基础设施建设。他的捐款帮助这两所学校改善了办学条件,助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度过了瓶颈期。
殷守伦依稀记得,在18年前,他常常担心来学校的车会翻掉,因为校门口坑坑洼洼的。学生的厕所也很危险,因为地基已经下沉了20多公分,他总是忧心它不知什么时候会倒塌。如今在这笔资助下,学校环境终于得到改善,学生上厕所也不用心惊胆战了。
学校设备也得到了彻底的更新。从前,学校的老电脑启动就要15-20分钟,如今终于换上了新电脑和智慧黑板,让学校从投影时代正式进入数字化时代。
留守儿童的困境,也是何祖训多年来重点关注的问题。对于以小桃为代表的特困生群体,学校不仅免除了所有学杂费和营养餐费用,还从捐赠中拨出1000元给班主任拿着——只要小桃在衣食住行上遇到困难,就随时支取生活费。
这一千元不是一次性的,用完了可以再申报,让家庭贫困的孩子不会缺衣短食。最重要的是,这样学生可以和老师保持密切交流,让老师随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状况,也警惕学校里出现对特殊儿童的霸凌事件。
“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会形成一些社会问题,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缺乏关心教育,可能会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伤害。所以我们需要社会力量去帮助他们,给他们爱,给他们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何祖训说。
这些资金除了给学生,也用于对老师的支持,部分定向捐赠会用来对坚守在这里的教师进行专项奖励。而且,对于不幸患重疾的老师,学校也会启用这笔资金,帮助病人渡过难关。
此外,在2016年,何祖训还捐资了496万元,在海界小学内增建了“海界祖训幼儿园”,这所学校最多可容纳500名幼儿,补齐了当地的教育短板。
孩子们在新校园做舞蹈操。(图/受访者提供)
小学的校园也正在开始扩建。因为教室太少,如今孩子们的舞蹈室、音乐室和美术室都被占用了,学校正在用这笔资金盖新的教学楼。
何祖训希望给予学校实质性的帮助,而不是虚于表面,正如神农集团一直秉持的企业经营哲学——“心中有爱,开花结果”。他认为教育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问题,是百年大计,“任何一个企业不关注教育,都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如果没有教育,再怎么谈高质量发展,对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如今的教育形态变得复杂,正如《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需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下沉,着力加强薄弱环节,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农村学校的办学水平,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
而这一切,离不开全社会力量对留守儿童、残疾、孤儿等孩子的兜底与承托,正如何祖训所言,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的一种本分。
关爱每一个孩子,是全社会的责任。(图/受访者提供)
我们离开学校时,马街二中正在准备办一个文艺会演和运动会。学校的操场很小很小,午间操都得分年级分批次跑,但这丝毫不影响孩子们的兴致,他们兴高采烈地排练,在阳光下大声欢呼。
他们的笑容让我们确信,即便困境如重重高山,但只要有坚定的步伐,总能跨越眼前的迷障。
(文中小桃、小辉均为化名)
作者:玛丽奥
校对:赖晓妮
排版:鹿子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