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日军的“特高课”真的有很多女特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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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战时期，日军的“特高课”真的有很多女特务吗

二战时期，日军的“特高课”真的有很多女特务吗

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的“特高课”有两套组织，一个是驻中国各领事馆警察署里的特高课，另一个则在宪兵队里。因为每个宪兵队都是由“庶务”、“警务”（军事警察）和“特高”三部分组成的。特高是针对反日人员的防谍机构，因此，他们每天都要对可疑人员进行监视、跟踪、抓捕和刑讯，作为侵略者的爪牙与鹰犬，他们的工作经常处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状态之中。而女特务即便是有，也只能做些眼线之类的密侦，或利用美色的诱惑来进行策反工作，至于那种衣着光鲜，油头粉面的女特务，竟然会成为故事的主角，这恐怕只能在博人眼球的影视中才会出现吧？现实中的可能性并不会太大，而且在数量上女特务也绝不会太多。也许是地域不同的原因吧？比如在黑龙江省的一份材料上，到六十年代仍未归案的，前日本关东军宪兵队任用的敌特名单上，仅齐齐哈尔市就有五百多人，其中密侦339人，特务93人，宪补39人，翻译24人，联络员22人，嘱託5人，另外还有特搜、腿子等等。在这五百多人的名单当中，女性只有一个博淑芝，从名字上看也绝非是日本人，至于名单中的日本宪兵队军人，后面都标注了军衔或职务，比如浜端派三郎准尉、星实敏宪兵队长等等，而博淑芝后面标注的，则是外号“野鸡大王”这种疑似娼妓的浑名，另外，在日本战犯，齐齐哈尔宪兵队少尉土屋芳雄的回忆录里，他所使用的那些中国人里，比如宪补候尉民、密探任长龄、翻译田维民等等都是男性，根本没有提到过女特务，可见这类高危的工作是不适合女性去做的。

以上是在逃敌特份子的名单，至于已经落网归案的女特务是否还有，或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看看这些名单也挺有意思的，里面除少数日本人，比如翻译川户毅，密侦井上登、天苍、高桥稔等等，还有疑似朝鲜人的，比如密侦崔孟铉、崔铉淑、金正德、朴洪泰等等，还有在宪补里面不知属于哪个国籍的李烂具、李烂晃等怪异的名字。

作为日伪统治政权监控中国人的工具之一的密侦，是这个监控工具的神经末梢组织，当时已经渗透到了各行各业，几乎到处都有他们的存在，许多店铺的老板，还有大车店、旅店老板甚至贩夫走卒、还有妓女等等，都被宪兵队发展成为了密侦，这些眼线们每月只能领取点高粱米、大豆、白面之类的粮食作为报酬，然后时刻监视着中国人的动向，一经发现便会立即上报，比如在日本人的档案中，由华北八路军派到中苏边境地区进行秘密活动的车站苦力张玉和，就是被东海镇小旅店掌柜，密探梁某告密后，遭到日本宪兵队逮捕的，张玉和就是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原型之一。

关于宪补这个行当，现在只有在京剧《红灯记》里才能看到，身穿风衣，头戴日军战斗帽的候宪补，到李玉和家送上宪兵队长鸠山的名片，他应该属于公开身份的特务吧？在这五百多人当中，翻译的数量只有24人，可见当时会日语的人并不太多，而对于翻译官们的来源，有些网民想当然的以为都是当时的留日学生，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那时留学生都属于精英阶层了，比如鲁迅等等。因此，当时的翻译来源，只能出在大连，因为自从1905年的日俄战争结束后，原来沙俄占领下的“达列涅”，转而被日本所霸占，并由此改称“大连”，然后便开始在大连地区开办工商业和学校，在20多年的殖民教育之下，当地的学生被迫学习了日语后，到1931年918事变时，翻译的来源也就自然的产生了，但大多数已经熟练的掌握了日语的人员，一般是不会主动去做翻译的，比如著名的反派演员方化，《平原游击队》里日军松井队长的扮演者，他在大连商专毕业之后，凭借自己的日语水平所选择的工作，就是到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映”（长影的前身）去做学徒。长春解放以后，原来在长影做录音工作的方化，被金山导演所选中，从扮演日军武长开始，一直到《平原游击队》、《三进三城》等影片中扮演日本军官时，都是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而无需他人配音的。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啰哩啰嗦的有点跑题了。

二战时期，日本大男子主义盛行，妇女地位十分低下，根本不可能会被接受加入军队的。更别说特高课了。即使是有女特务，也并不是有正式编制与军阶的人员。而只是外围运用人员，即无编制的临时工。现在的很多影视剧，很多日本女军人，纯粹是创作者不了解历史，凭空胡编乱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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