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1662，1735年）（1723
引言
康熙（1662~1722年）、雍正（1723~1735年）和乾隆（1736~1795年）等一代伟大的盛世明君，表现出了一种随机应变的意识和开阔的思想，总之是一种使其特别名副其实地堪称“开明专制君主”的睿智。他们的执政从17世纪末起，一直持续到1775年左右，期间其所作所为显得好像是对“理学”伦理和唯理主义哲学的一种具体运用。
从清军于1644年攻陷北京，到铲除吴三桂在西南地区创建的区域性政权，经过了四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一时期完全以对中国北方的入侵、发动剿灭南明的战争、由海盗造成的困难以及南方省份的独立分裂为标志。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部分，从一开始就拒绝与入侵者合作，他们自己隐蔽了起来并转入地下，并且还掩饰了其危险的思想。但随着曾经经历过明朝最后几位君主执政期，和对大清政权抵抗期的几代人的消失，清廷对政权重新控制的做法非常明显地生效了。新国主没有作出多大变化，便沿袭了王朝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以系统的方式促进了他们自己的第一流精英人物的出现，从而确保了对所有要害权力职位的控制。他们很快就理解到，自己不可避免地要赢得旧统治阶级的支持，并同时发展一种归附新王朝的思想。
1656年重开科举，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恢复向帝国提供年轻而又忠于新政权的官吏的规范准则，同时也将文士阶级的全部活动，都引向了进入获得荣誉和社会权威的这条唯一道路。在使明朝时期的旧统治阶级，与他们的政权密切地结合起来时，开明的专制君主实现了他们最珍视的愿望。消除了怀疑的气氛，以及在中央政权与地方官吏（已亡王朝曾深受其害）之间的严重分离。
人们在清代，再也发现不了与过去在1615~1627年间，那种以阉党为一方和以东林党为另一方的严重对峙相类似的残酷冲突了。完全相反，皇权与汉族文化精英之间，在汉一满王朝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呈现出了一派友好相处的盛景。汉族人与满族人之间的对立冲突，于18世纪期间倾向于缓和；只是由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之间，政治和社会危机又使这种对立重新激化了。
此外，自17世纪末叶开始的清政府的宽容态度，导致了清政府对在平静的农村减轻农民阶级负担的关注和对于国家官吏的优惠待遇等。这一切都使新王朝显得最为符合文化界的观念，这种观念又最为接近像《孟子》那样正统的著作中的人道和宗法理想。康熙时代的官吏们的丰厚俸禄，遏制了腐化，而雍正皇帝（1723~1735年）甚至还确立了一种数额巨大的俸禄补充－养廉费，其目的在于“维持廉洁”。
但还有更多的情况。康熙及其继任者成了经典研究和汉族文化的保护者，对汉族文化界采取了一种政策，类似于他们为赢得蒙古和西域佛教化民族赞成其事业曾采纳的那种政策。他们希望表现得既如同是中原文化的虔诚信徒，又如同是喇嘛教的最佳保护者。康熙大帝曾耗巨资亲自巡视长江下游城市，那里是中国文化界的中心。康熙六下江南（南巡），分别为1684、1689、1699、1703、1705和1707年。乾隆于1751、1757、1762、1765、1780和1784年又循旧制数下江南。除了表面讨好奉承，以及不可告人的秘密政治意图之外，在某些完全被汉族文化折服的君主们身上，对汉文化也有某种真正的同情。
作为对科学颇感兴趣者、优秀的数学家、精巧机械师的康熙皇帝，与后来的乾隆帝一样，也多少通些诗词歌赋并工于书法。正是由这两位皇帝主持了出版丛书的伟大事业（编修《明史》、编纂书画目录、字典、唐诗全集……尤其是于1722-1782年间完成的汉文著作的大型文集），它最恰当地说明了这些开明君主，对于中国的巨大文化宝藏的兴趣。这些应官方要求而编纂的著作，使大批文人都有了用武之地，从而为他们在多年间解除了衣食生计之忧。此一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士显示其才能和无穷知识的机会，同时它还具有另外一种功能，即消除了17世纪恰恰出自那个社会阶层的大清政权最坚定的反对者。
政治风俗的相对温和性、由皇帝本人和清朝贵族们采用中原文化、清帝国向外的开拓，以及国内和平安定和全面繁荣，这一切都应该有助于平息那些最不妥协的爱国主义者们的愤恨情绪。但是，如果人们仅限于强调指出18世纪三代伟大皇帝之政策的宗法制度，那只能对中国文化精英们的地位产生一种错误的和不完整的理解。
这种宗法制度（父权制）实际上只是其本质为专制王权观念的另一面。如果说满族人没有反对派，那并不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在其整体上，并以全面的方式满足了这种社会制度及其生活条件，也是由于反对派受到了无情的追捕。大清皇帝们希望每个臣民都毕恭毕敬地服从他们的权力，对他们个人保持长久的忠诚。他们把借助于“理学”正统在所有社会阶层中的传播，而在全国各地建立一种符合伦理范畴的政权，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
学校一直分散到农村的现实，又使得这种道德灌输变得更轻而易举。他们尤其感到该王朝的异族血统，可能会对其合法性提出疑问。这样一来，官方伦理的重点，就被置于权威原则和服从美德之上了。这种专制帝国与从明王朝创建以来取得的发展相联系的进化过程，均可追溯得更为久远。但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儒学”帝国（把伦理正统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关系，在其中很明显地出现了）的话，那确实就是大清帝国。强行建立伦理范围内的统治，并同时使其权力合法的愿望，在18世纪的三位皇帝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雍正修订并增补了其前任于1681年颁布的《圣谕》，他强迫人们公开念诵它，甚至还要求任何应试的举子，都要阅读他为了使大清政权合法化，而亲自御制的一部著作《大义觉迷录》（1730年）。
早在康熙在位年间，便出现了一种抵制非正统著作和腐化性质的小说的倾向，这些著作于1687年被列为禁书。1714年，审查制度变得更为严厉了。在乾隆执政年间，所有那些于其中批评了“胡人”或“夷族人”（哪怕是以暗示、含蓄的方式）的古今著作，所有那些其灵感启发之源不太正统的作品，都被系统地搜罗一尽，遭到审查或毁坏。
1774~1789年间那次臭名昭著的“文字狱”，由于编纂巨型汉文丛书（编纂巨型丛书或类书，成了乾隆年间的最大荣耀之一）的工作，而更趋恶化，甚至直到丛书编纂工作完成之后还在继续“文字狱”。这种制度不限于只去审查和破坏可能会对伦理秩序造成玷污的著作，还迫害作家及其亲近者。这些令人厌恶的专制行为（归化了基督教的满族王公，在雍正期间也成了类似迫害的受害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显示器。
结语
如果说大清政权最经常地是表现得充满温良，那是因为它坚持传播一种服从和归附的思想。之所以如此，那是由于它使伦理道德秩序，变成了其势力得以稳定的基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