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担架上的病号，最终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乃至中国革命的历史
担架谋略是指遵义会议之前，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利用与王稼祥、张闻天等人躺在担架上的机会讨论问题，思想逐步达成共识的过程。
在经历了湘江战役之后，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李德指挥的错误，也更加认识到过去毛泽东对红军指挥的正确。
对于李德因为错误指挥给红军造成的损失，毛泽东感到十分痛心。
毛泽东强烈地感到，必须取消李德这个惯于纸上谈兵的“太上皇”地位，红军必须要改变战略决策，不然的话，红军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绝对不能让李德再瞎指挥下去！此时的毛泽东清楚地感到自己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党和红军的命运与前途，自己必须要担负这样的使命，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应该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然而，毛泽东也清醒地知道，旗帜鲜明地反对李德、博古那一套，改变红军战略方向的时机还没有到。
尽管经过湘江惨败，许多战士和领导干部对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对于整个战略转变毕竟缺乏认识。
毛泽东感到，要站出来表明态度，赢得主动权，目前最紧要的一步，就是要取得红军领导层中大多数人的一致意见，争取他们的支持。
首先，毛泽东想到了王稼祥。
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这一年28岁。
他1925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赴苏联学习，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在那里，他受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理论的熏染而成为王明路线的支持者。
五年之后他回到中国，不久即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务。
王稼祥是一个务实的同志，到中央苏区后，他开始接触毛泽东，认识到他的革命理论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于是逐渐脱离王明的理论，转而成了毛泽东的支持者。
王稼祥发现，毛泽东身上散发着一股典型的中国人所具有的质朴气质，而这却是当时一般领导者所少有的。
毛泽东还有一种领导人所特有的宽广胸怀和长远的眼光，他学习过马列著作，但是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它变成教条，而是懂得灵活机动、创造性地运用。
比如对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的建军思想，王稼祥就深为折服。
在对王明路线和毛泽东路线的比较中，王稼祥最终选择了后者，坚决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1932年10月在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红军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
只有王稼祥等少数人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肯定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对这一决定表示不满和反对。
因此，此时关键时刻，毛泽东自然想到王稼祥的决定性作用。
毛泽东想到王稼祥的同时，自然也想起与王稼祥思想经历相似的张闻天。
张闻天，又名洛甫，江苏人，34岁。
他同王稼祥的早年经历一样，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过，所不同的是洛甫曾去过日本自学日文，还到过美国旧金山勤工俭学，担任过一家报纸的主编。
1938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以后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在六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洛甫开始也很迷信王明的理论，有过“左”倾的表现。
但他为人正派，光明磊落，坚持原则。
他刚进入苏区时，对毛泽东不了解也不重视，认定王明的理论是正确的。
但接触到毛泽东后，他的认识就起了变化，逐渐与毛泽东的认识接近一致，而与李德、博古的主张发生了分歧。
广昌战役失利后，洛甫公开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和宗派思想。
毛泽东认为，张闻天也是一个关键人物。
如果他们能够从原来的立场上完全转变过来支持自己，对于纠正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并赢得更多的上层干部的支持，争取时机、改变战略方向，挽救处于危险之中的红军十分有利。
于是毛泽东利用自己与王稼祥躺在担架上一路同行的机会，努力与他交流思想、谈心，力争他的转变。
毛泽东因为患疟疾，身体异常虚弱。
从于都出发后数月的时间里，都是在担架上进行长征的。他常在担架上睡觉，在担架上思考。
当时坐着担架长征的人还有患肺结核而时常咯血的邓颖超以及像毛泽东一样因患疟疾而病倒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宣传部长胡耀邦。
还有在反“围剿”战斗中被敌机扔下的炸弹炸穿肠子、震破耳膜，而后又患急性、化脓性腹膜炎，伤口上插着橡胶引流管，一直靠注射大剂量吗啡止痛的王稼祥等人。
这种偶然的事情在长征中渐渐促成了几位受伤的红军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思想交流，使他们变成了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王稼祥等人逐渐把担架变成了政治讨论的场所。
当时谁能料到担架上的病号能最终改变红军的命运，乃至中国革命的历史！
开始，王稼祥和毛泽东两人在担架上相互交谈，夜间军队宿营时他们也没完没了地谈，到后来洛甫也加入到谈话中来。
当时，这三人都是在政治上受李德、博古极力排挤的，这恰恰使他们走到一起来。
他们谈到了中央苏区，谈到了党内宗派主义的危害，谈到了广昌战役，谈到了红军军事转移等许多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的看法逐渐一致。
王稼祥和洛甫一致表示：为了革命的前途，应当趁当时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机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纠正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让毛泽东复出，从而摆脱共产国际和王明的遥控指挥，完全放开手脚，独立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慎重地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必需的，但在此之前还要多做会前的准备工作，争取大多数人，特别是要设法同恩来取得一致意见。他是我们党和红军的参谋，干工作顾全大局，勤勤恳恳，在党内和红军中有极高的声望。但是，因为多种原因，恩来虽名为军委副主
席，可军权让李德、博古独揽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曾提出集中优势兵力于一个主攻方向，而李德却坚持用“多路分兵＇来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在这点上他和李德曾经发生过争执。他在许多问题上并不同意李德、博古的意见，完全不同于李德他们的领导作风。”
张闻天兴奋地说：“是的，周恩来顾全大局深谋远虑，令人十分敬佩。他是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最高‘三人团＇的成员，对于扭转当前形势能起关键性作用。”
接连几天，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就这样为了红军的前途而不停地讨论，只要有时间，他们的讨论就没有间断过。
到后来，加入到谈话中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等人。
就这样，重大的战略决策在担架上逐渐形成了。
正因为有了担架上的交流，统一了部分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认识，才有了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的复出，才有了黎平、猴场会议上战略决策的转变，以及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红军内领导地位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