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沧桑：娘子军担架队
60年代初，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不仅粮油供应不断降低标准，就连日常食用的蔬菜也供不应求，十分紧张。从城市到农村，人们过着低标准、瓜菜代的艰苦日子。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人人面呈菜色，肚子饿得咕咕响，可是谁也没有怨言，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决心和国家一道共渡难关。
当时，我正在临汾师范上学。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灶上低标准的饭人人吃不饱肚子，每顿一大碗玉茭面和萝卜条煮出的糊糊，饭量大的同学呼呼啦啦几下就灌进肚里。馍馍和窝窝头都很小，里面掺着野菜，乍吃起来还挺好的，像是风味小吃，可连着吃下去就让人反胃。
每周星期五是我们班的劳动课。这一天，我们要走出校门去挖野菜，这次要去汾河滩。已是深秋季节，太阳红红的，我们走得汗流浃背，总想多挖点野菜哄哄肚皮。汾河东岸的野滩上，杂草丛生，野菜已不多，说明我们认为的“新大陆”早已被人发现并光顾多次了。
收获无几，天已黑了，老师让收工返校，我们也就懒洋洋地往回走。这时，我感到特别累，全身没有了一点劲，越走越被甩到后边。我的同学也是同桌的郑秀叶，平时和我关系要好，看到我的样子，她自然不愿弃我而去，便约了几位同学陪着我走。我们的行动被大部队拉得很远，进了校门，已经过了晚饭时间，我们直接到了教室。同学们看我狼狈的样子，都过来关心地问长问短。秀叶替我打了饭。今天改善伙食，每人一个大包子，是纯白面的，另外还有一碗汤，热乎乎的汤上漂着大大小小的野菜叶。
我瘫软地坐在凳子上，看着眼前这么好的饭，却一点食欲也没有。同学们劝我吃点儿饭，说吃点饭就有精神了。我挣扎着拿起包子，刚咬破了皮，肚子就突然疼了起来。肚子疼得来势凶猛，而且越来越猛，我实在是受不住了，就弯下腰，两手捂住疼的地方，又把右腿提到凳子上，整个身子缩成了一个团儿，头上大汗淋漓，汗珠落到桌子上，我咬住牙，不发出声音。
同学们要扶我去校医室，我直不起腰来，她们只得去请校医。校医来了，看到我疼痛的样子，大概已经明白了我得的是什么病，于是，让同学们扶住我的背，他拉起我的右腿使劲往直一拉，又往回一推，我顿时疼得大叫了一声。校医着急了，马上要同学们赶快去医务室取来担架，扶我躺上去，说了声：“去专医院。”
我们班全是“穆桂英”，班里的几位大个儿，王红梅、陈梅娇、牛连芳、贾惠英、郭芳爱、蔡梅荣等10几位同学，她们抬着担架送我去医院。她们走得很吃力，几个人抬着走在前边，随后还跟了不少预备队。我躺在担架上，一会儿担架的前边跷了起来，整个重心移到了后边；一会儿后边跷了起来，重心从后边又移到了前边，高高低低地前后交替着。凭我的感觉，完全可以想象到，抬担架的同学们肩上负重的变化。她们吃力地走着，走不多远就得换人。她们频繁地换人，说明她们肩上的负重已经超过了极限。我很不好意思，我让她们受罪了。一般情况下，哪有女同学抬担架的？我心里很感激她们，我的疼痛一阵比一阵剧烈，无奈只好委屈她们了。
当时说不上是几点钟，担架队走在大街上，迎面碰到了从临汾大礼堂和人民电影院看完电影走出来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发现是抬着病号，都主动地闪开一条路，让同学们迅速通过。
同学们听到我疼痛难忍的哼哼声，加快了脚步。我躺在上面疼得想动动身子爬下，又不敢动，我要动一下，抬我的人就更难走了。担架又不宽，转一下身就会翻到地下来，我不能再给她们添麻烦，劳动了一下午，同学们个个累得够呛，现在又抬上我去医院，真是难为她们了。
我被抬到了专医院的急诊室，校医和急诊室的医生说了一阵话，医生便来拉我的腿。我本来不敢伸曲的右腿被他拉了一下，紧接着又推了一下，和校医做了同样的检查。接着又抽血、化验，结果出来了，确诊为盲肠炎，医生说要动手术。手术还算顺利，只是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才又返回学校和同学们生活在一起。
时过今日，我常记着那年挖野菜给同学们带来的负担，深感对不起她们。毕业后各奔东西，世事沧桑，大部分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也联系不上。现在，大家都坐上了奶奶的宝座，当年抬担架送我去医院的事儿，不知还记得否？
毕业前，我们除了照毕业像，班、团干部还留了两张合影。当我打开像册，看到每一位熟悉的面孔，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照片中的很多人，不仅是我的同窗好友，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在我的盲肠炎疼痛危急时，是她们抬担架及时把我送进医院，我的病，才得到了及时救治。
她们的救命之恩使我永世难忘，为再次表达我的愧疚之心和感激之情，特写这篇短文，表示感谢！诚挚地感谢！祝她们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此文刊登于2010年4月14日《太原日报》“生活版”并转太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