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馆目前收藏民国年鉴381种，420册，另有复本585册，共计1005册。其中，新善本收藏1种4册，普通古籍收藏23种35册，年鉴库房收藏1种1册，保存本库房收藏300种901册（含复本585册），有书目信息但无馆藏地点的56种64册。

有书目信息但无馆藏地点的民国年鉴，是在2000年前后我馆与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等主要收藏民国文献馆，为实现资源共享、互通有无，陆续将各馆民国文献的书目信息，反馈到本馆的书目检索系统中，便于读者的检索和使用。我馆于2002年大规模的将此类书目信息输入到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OPAC）中，并注明MGCNV即“民国文献数据转换”。

我们对我馆民国年鉴收藏等情况进行调研时，意外的发现了比目前我国年鉴界普遍认为我国年鉴始于清代同治三年(1864)创刊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更早的年鉴。这本年鉴的名字是《明四代年鉴》，（明）【佚名】撰，1函4册，抄本，1851年成书。书名据书衣题，有朱笔圈点。在我馆普通古籍阅览室收藏。该书概述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惠帝（朱允炆）建文元年、英宗（朱祁镇）正统九年和孝宗（朱佑樘）弘治元年过去一年的要事、新事，并连续出版了四年，完全符合年鉴的特征和定义。

该书的发现，将比此前记载的“近代年鉴在中国出现始于清代同治三年(1864)创刊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早13年，比“中国最早以年鉴为名由奉天图书馆出版的1909年《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早58年，比“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的《世界年鉴》是中国最早的中文年鉴”早62年，比“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和申报印书馆分别出版的《中国年鉴》、《申报年鉴》则是最早由中国人编纂的年鉴”早73年。

更重要的是，它将更正我国年鉴是“在本世纪初经日本由西方传入”的说法，因为日本最早的年鉴起源于1876年（明治九年）刊行的《万国年鉴》，它比《明四代年鉴》要晚25年。

本文仅对保存本书库收藏的300种901册（含复本585册）民国年鉴，进行调研和分析，从而梳理出我国早期年鉴的发展脉络。

一、年鉴及年鉴的特点

年鉴，过去又称年刊、年报，是概述或汇集一年之内的时事文献、统计资料或学科最新进展，按年度逐年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年鉴集数据、文献、情报、资料为一体，具有多元化信息载体特性，对于了解、研究和促进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年鉴出版事业，大体经历了晚清至民初的创始时期、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发展时期、50年代至70年代的萧条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繁荣时期四个阶段。

清末许多富于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为挽救愚昧、落后、腐败的中国，呼吁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要求了解、研究、学习世界先进国家，与其进行比较，找出差距，寻求救国之路。为适应这种要求，国人翻译出版的第一批中文年鉴在20世纪初应运而生。

清光绪举人卢靖，1909年至1911年三年间，从找原著、请译者、审定书稿到印刷、发行，亲自组织出版了《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最新世界统计年鉴》、《世界教育统计年鉴》、《欧美教育统计年鉴》四部年鉴。这是中国人自己编辑出版的第一批年鉴，为中国年鉴出版事业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以后，上海神州编译社于1913年、1914年先后编译出版了两部《世界年鉴》。之后中国人自己出版了《中华基督教会年鉴》、《银行年鉴》、《外交年鉴》、《时事年鉴》等，十年后，1924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回《中国年鉴》，是中国人自己编辑的综合反映中国国情的第一部中文年鉴。截止1930年以前，我国出版的各种年鉴有40多种。这一阶段也是我国年鉴的创始时期。

随着社会的相对稳定，文化事业的发展，从1931年到1937年七年间，各地出版各种年鉴80余种。许多著名学者参加了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如史良才于1932年发起创办了《申报年鉴》，从30年代到40年代，《申报年鉴》共出版了5卷，是当时影响较大的全国性综合年鉴。翁文灏、竺可桢、侯德封、金仲华等各行各业专家参加了《申报年鉴》的编写工作。1936年3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知识年鉴》创刊，邹韬奋、沈志远、胡愈之、张仲实、张乃器等数十位专家学者为该年鉴撰稿。当时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年鉴还有《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外交年鉴》、《中国教育年鉴》、《中国保险年鉴》、《航业年鉴》等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年鉴的出版受战争影响，许多被迫停刊，后来一部分在大后方复刊，在敌战区上海等地也有一部分年鉴出版。如果把伪满在东北办的年鉴也算在内，再加上抗战胜利后复刊和新办年鉴，总数有百余种。从30年代到40年代也是我国年鉴不断发展的时期。

这些年鉴不仅具有“资政”、“鉴戒”功能，也有“存史”功能，把各年的年鉴“串”起来，就是一部民国时期的编年史。

二、保存本书库收藏民国年鉴的特点

1.从保存本书库收藏民国年鉴的文献类型看

目前保存本书库收藏民国年鉴300种，901册，其中收藏文献类型有：期刊2种2册，官书26种90册，图书190种418册，旧号工具书81种390册，无号书1种1册。

“官书”，又称为政府出版物，是指政府部门在其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文献,并由官方渠道向公众公布,反映政府机构活动、传播政府信息，宣扬官方意识形态的信息资料。

民国时期官书为民国这一特定时期的官方出版物，大多数材料为当时历史的原始记载，收录大量官方统计文件调查材料，数据翔实丰富，客观性较强，是开展相关学术研究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我馆收藏的众多民国文献中，“官书”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保存本书库收藏的民国年鉴中，官书接近10%，图书占46%，旧号工具书占43%，其他占1%。

2.从保存本书库收藏民国年鉴的出版地看

在保存本书库收藏的300种民国年鉴中，我们对民国年鉴的出版地进行了详细调研，结果显示：

上海104种，北平56种，南京20种，广西、广州、四川和沈阳各7种，日本有6种，天津、香港、福建、湖南和太原各5种，云南、武汉、青岛、安徽和奉天各4种，重庆、湖北、江西、河北等省市1至3种不等，出处不详或出版地不详的年鉴有13种。

从中我们看到保存本书库收藏民国时期年鉴的出版地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

3.从保存本书库收藏民国年鉴的出版时间看

保存本书库收藏的901册民国年鉴中，1913年1种2册，1914年2种3册，1916年2种2册，1917年1种1册，1921年2种2册，1922年1种2册，1923年2种3册，1924年7种21册，1925年2种3册，1926年2种3册，1927年5种10册，1928年6种15册，1929年9种18册，1930年13种18册，1931年9种31册，1932年15种47册，1933年19种60册，1934年32种91册，1935年34种119册，1936年33种110册，1937年13种34册，1938年3种8册，1939年5种18册，1940年2种5册，1941年12种35册，1942年11种21册，1943年4种12册，1944年6种20册，1945年5种22册，1946年8种29册，1947年17种51册，1948年12种80册，1949年5种5册。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保存本书库收藏的民国年鉴，出版年份最多的是1935年，其次是1936年，然后是1934年、1948年、1933年和1947年。

抗战之前，馆藏民国年鉴的收藏量逐步增加。受战争影响，许多年鉴被迫停刊，1940年到1949年之间年鉴收藏数量明显下降许多。

南京政府成立以后，改大学院为教育部，建立中央研究院等举措，到1935年1月，全国各部门设立的学术研究团体和机构142个，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各学科领域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新闻、出版业增长迅速，原有的一些大报《申报》、《大公报》等，通过不断创新（创办年鉴等）增加销量，扩大影响；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也相继创建，我馆（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31年新馆落成，1933年又设立了南京国立中心图书馆，到1936年博物馆总数达到77所。我们看到1935年前后是我国年鉴不断发展的颠峰时期。

保存本书库收藏了1930年到1939年期间出版的、当时在国内影响较大的《申报年鉴》、《世界知识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外交年鉴》、《中国教育年鉴》、《中国保险年鉴》、《内政年鉴》、《航业年鉴》等等，反应了这个时间段社会相对稳定，文教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4.从保存本书库收藏民国年鉴的出版类目看

保存本书库收藏的民国年鉴涉及哲学宗教、政治、外交、华侨、教育、经济、保险、商贸、统计、地方及行政制度、交通运输、史地、法律、军事、社会问题、艺术、文学、医药、总记等众多门类。我们对保存本书库收藏的300种901册民国年鉴中所涉及的类目，进行了详细的调研，结果显示：

B 哲学、宗教类，14种22册；

C 社会科学总论类，27种76册；

D 政治、法律类，34种138册；

E 军事类，5种10册；

F 经济类，88种302册；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43种70册；

I 文学类，6种17册；

J 艺术类，9种15册；

K 历史、地理类，2种2册；

R 医药卫生类，4种4册；

TU 建筑科学类，1种2册；

Z 综合图书类，67种243册。

从中我们看到保存本书库收藏的民国年鉴中，收藏类目最多的是经济类，其次是综合图书类，然后是政治、法律类、社会科学总论类、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哲学宗教类等等。

保存本书库收藏的民国年鉴中，经济类年鉴所占比重突出，也是有其很深的历史背景的。当时中国民族工商业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黄金发展时期后，在20世纪20年代仍然处于平稳发展中。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建立了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实施废两改元，统一货币。1935年11月，正式实施法币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金融危机得到缓解，全国各大城市物价普遍平稳回升，同时也刺激了农工商各业生产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大为增加。这期间反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概貌的经济类年鉴相继出版。

5.从保存本书库收藏民国年鉴的出版周期看

保存本书库收藏民国年鉴的出版周期相对现在来说，都不是很长。除《申报年鉴》收藏15册，《江苏省教育会年鉴》收藏11册，《中国经济年鉴》和《中华基督教会年鉴》收藏10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收藏8册，《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原稿》收藏7册，《上海市年鉴》收藏6册外，其余年鉴多是收藏1至5册不等。

这些年鉴大多寿命不长，或因政局变化，或因编纂经费来源短缺等各种原因未能连续出版，有的甚至只出了一两本就夭折了。

6.从保存本书库收藏民国年鉴的出版页数看

我们对保存本书库收藏的300种民国年鉴出版页数，进行了详细的调研。100页以下23种，100至200页72种，300至400页43种，500至600页24种，700至800页21种，900至1000页11种，1100至1200页12种，1300至1800页16种，2000页以上8种，其它70种。

从中我们看到保存本书库收藏的民国年鉴，多为大部头、篇幅较厚，出版页数大多集中在300页以上。其中200页以内95种,占32%；300至600页67种,占22%；700至900页32种,占11%；1000至2000页之间的28种,占9%；2000页以上达8种之多。

7.从保存本书库收藏民国年鉴的编著者看

我们对保存本书库收藏的300种民国年鉴的编著者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个人66种（含国外8种），地方政府机构68种，学校17种，政府部门54种，单位（包括报社、年鉴社、杂志社、出版社、书店等）58种，学会18种，编著者不详的19种。

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保存本书库收藏的民国年鉴编著者中，最多的是地方政府机构，其次是个人（含国外编著者），然后是单位（包括报社、年鉴社、杂志社、出版社、书店等）、政府部门、学会和学校。

从年鉴编纂出版的组织形式来看，民国时期组织、筹划年鉴编纂出版的不是单一的“部门”，而是不同的学术团体、机关或者学者个人，多由政府主管部门和所属文化、新闻机构及经济调查组织等编纂的；而建国后出版的年鉴基本上属于政府、事业单位编撰，大多由某机构下属相关单位的负责人牵头，本部门工作人员编写、由单位提供资金，很少有个人编写年鉴。

三、从馆藏民国年鉴的内容看早期年鉴的编辑宗旨、编纂体系

这些馆藏民国年鉴大多有明确的编纂宗旨。如《西堤年鉴》的创刊词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年鉴旨在认识海外华侨”；《申报年鉴》第一次的发刊，“适当国难深重之日。国家与民族正在忍辱负重、整甲砺兵以期抗击外侮……要是在增加国民认识这一点上，对于抗日反帝的工作，有些微的效劳，这是同人们最大的期望了”。

许多社会知名人士，都对年鉴出版事业给予热情支持。爱国老人马相伯、教育家蔡元培、实业家张謇、虞洽卿及一些军政官员熊希龄、蒋中正、张学良、宋子文、孔祥熙等为年鉴题词、作序，表现了社会各界对年鉴的重视。

编纂体系日臻完善。年鉴业者在重视并充分利用统计年鉴优势的同时，逐渐意识到这类年鉴的局限性。阮湘在他主编的《中国年鉴》中，“各门内容，特措意于数字统计，篇幅逾全书三分之二；而于各种典制沿革，以及凡百近况，加以简要说明，以补统计之不足。”所以《中国年鉴》是由数据资料与文字资料相结合，共同构成了我国年鉴发展史上的第一部综合性年鉴。这种形式的年鉴信息量大，内容宽泛，资料类型多样，为年鉴编纂形式的创新开了先河，也为我国年鉴体例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劳动年鉴》将每段资料的来源加以注明，以便读者判断资料的价值，开始注意年鉴资料在记述事物过程中的完整性及对于读者的实用性。《铁道年鉴》已经意识到年鉴的资政与存史作用，并且进一步探索通过合理有序的资料编排，使年鉴资料得到有机整合，年鉴功能得以更大发挥；《航业年鉴》提出年鉴资料要“量出为入”，要专门化、标准化、系统化，为年鉴编纂理论的形成作了认识上的准备。《中国经济年鉴》首次明确了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南洋年鉴》认为“因年鉴之体例，有类于合典、志、考而为一之史乘，为史中之最新者。”与传统史体进行比较，首次将年鉴定位于史学范畴，并准确地判断出史、志、鉴等文体有相通之处，这个观点持续至今，为我们当代年鉴理论研究，奠定了认识基础。《上海市年鉴》对年鉴的功能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第一次明确了年鉴为修志服务的编辑思想，而这一远见卓识，正为我们今天所用。

年鉴编辑体例不断进步和发展。保存本书库收藏的民国年鉴在反应了我国早期年鉴编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同时，也反应了在年鉴编辑体例方面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创始初期年鉴体裁主要以统计图表为主，体裁单一，1914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有统计表外，还设有总论、名录等，1924年版又增加了各教堂概况及调查录。1931年《世界年鉴》除图表外，增加了概况、大事记、专载、附录等体裁。1932年《商业新年鉴》内设26幅照片，图文并茂。1935年《航业年鉴》内设序文、编例、论说、译述、专载、法规、调查、统计及附录等栏目。伴随着早期年鉴事业的不断发展，对年鉴功能的逐步了解，年鉴体裁多样化成为趋势，为我们今天年鉴体裁的确立及应用奠定了基础。1909年《新译世界统计年鉴》的编排结构也成了以后年鉴的编纂模版，即横排门类，纵述事实，这种结构模式一直沿用至今。

反应年鉴人的高尚品质。早期年鉴的编辑出版，由于政府很少干预，使年鉴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常受人员及财源方面的困扰，许多年鉴的出版都依赖于同业及同仁的支持与赞助，在年鉴业者中普遍倡导一种敬业、节俭与合作的精神。1934年版《中国经济年鉴》认为，用科学的态度去工作，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合作，以保证资料的准确性，同时达到节俭办年鉴的目的。要求参加者采取埋头工作与不计报酬的态度，“一律纯尽义务”。这种精神成就了我国早期年鉴业的发展，以至于惠及当代，成为年鉴人的高尚品质。

这些民国时期出版的年鉴，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学、艺术、历史地理以及科技等方方面面，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是我们了解民国历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也为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不少难得的历史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历史价值。

在对保存本书库收藏的民国年鉴调研，我们还发现了一批目前未被学术界所掌握，尚属首次揭示的民国年鉴。例如：《图画年鉴》、《暹罗经济年鉴》、《闵侯医师公会第一届年鉴》、《西堤年鉴》、《各国军备年鉴》、《卫生年鉴》等数十种年鉴，未被列入《中国年鉴概览》一书中。据2003年版的《中国年鉴概览》一书统计，我国民国时期出版年鉴总数是207种，而我们调研结果显示民国时期年鉴的出版数量,不包括有书目信息但无馆藏地点的56种64册，只我馆收藏的民国时期年鉴就达320种以上。

通过对馆藏民国年鉴的调研分析，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年鉴出版事业发展的轨迹。这些馆藏民国年鉴以记载反应社会现实的第一手资料而成为了民国时期历史进程的见证者；这些珍贵的创始初期年鉴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年鉴史，了解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概貌，汲取年鉴之精华，促进今天年鉴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运子薇.我国早期年鉴编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年鉴信息与研究,2004(6)

本文作者：王燕亭 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原载：《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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