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越来越多的遭到非议，太子丹刺秦王的愿望是否不现实？
开篇语《荆轲刺秦王》这一故事家喻户晓，但为了回答好这个问题，有必要重温一下这个英勇事迹。
公元前227年，地处西方边陲的大秦帝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强盛无比，实力远超当时其余六国，秦统一六国的趋势逐渐明朗。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两年后，秦将王翦攻占赵都，一路向北进军，逼近燕国。
燕太子丹居安思危，认清秦即将一统六国的趋势，产生了刺杀秦王的想法。不过也有一种说法，太子丹也掺杂有以公报私的个人恩怨。
总之，这一年燕太子丹寻觅了刺客荆轲，携带燕督亢地图和樊於期首级，赴秦刺其国君嬴政。
荆轲出发前，太子丹等众人于易水边(今河北易县)为荆轲送别，此时此景，高渐离击筑，荆轲吟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主人公太子丹以及荆轲一直被视为具有反抗暴秦和大公无私的精神而被广泛赞扬，但冷静下来思考，秦王嬴政远在咸阳，秦宫殿防卫森严，燕太子丹的计划靠谱吗？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种权力的游戏，荆轲成为政治牺牲品。
北宋大学士司马光谈及荆轲时抨击道：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对于荆轲不友善的评价不只有司马光，南宋儒学家朱熹也谈论道：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
假如嬴政顺利被荆轲谋害，太子丹的计划未必现实，理由有三。其一、由贾宜所著《过秦论》，“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可知秦统一统六国，是秦国的一项发展规划，秦孝公“商鞅变法”时便制定了“治”、 “强” 、“富”、“王”的战略目标，“王”即是王天下的意思，意味着秦国历代君王始终以王天下为目标，且秦从未出现过贪图享乐的国君，单纯从这一点来看，嬴政是否为帝，或者无论谁为帝，秦一统六国的策略不会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
其二、荆轲刺秦王当年，始皇唯一有赵氏名分的同辈人长安君已经故去，始皇长子扶苏年满13岁，胡亥尚3岁。
此时，李斯在秦朝地位已无人能够轻易撼动，秦始皇在公众面前遇刺，秦朝大业未成，李斯等众臣子必会拥立长子扶苏即位，断然不会出现“沙丘政变”那样的历史插曲。
况且，秦军制兵将两权分立，强秦时期很难发生将军拥兵自重的情况；此外，当时最有威望的将军当属王翦与蒙氏兄弟，二人都对于大秦忠心耿耿，两军之间又呈现对立态势，无论哪方军队，发生政变的几率几乎不可能发生。
综合来看，太子丹通过刺秦王导致秦朝政大乱的愿望很难实现。”
《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言)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
其三、燕太子丹下达荆轲的任务过于苛刻，要求荆轲活捉秦王，逼其归还已夺取的列国地盘，这个使命使刺杀难度陡增，荆虽有胆识，但超出了个人的能力范围也无济于事。
所以荆临死前叹惜道：“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太子丹丰满的理想葬送了荆柯、樊於期的性命，同时也献出了燕督的地盘以及燕国的国运。
结语后世人欣赏荆轲和太子丹的勇气，给予了两位较高的评价，然而站在历史宏观角度观看天下大势，统一必然符合历史规律，燕国乃至六国这些政权本质上也很腐败，对于老百姓，谁统治都差不多，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秦法虽然严苛，但它不仅针对普通老百姓，对待贵族同样苛刻，某种程度上讲，秦法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性，在当时那个时代，不能说不先进。
燕太子丹指定了一项不符合实际的刺杀计划，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以一人之力挑战历史的发展规律势必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