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就是会令你终生难忘，却永远记不住他们名字。

　　六岁起我在郑州少年宫学书法，是全班年纪最小的三个孩子之一，另有一男一女同岁。女孩普通，男孩倒长得特别出挑，白嫩，大眼睛毛嘟嘟，似从捏面人的手里走出来。我们做了三年的周末同学，因个子都小，同坐第一排。三年，他们的名字仍是我人生至今的记忆盲区。

　　三年后，我已写至班级第一，皆因母亲逼得紧，日夜下苦功。那女孩，写得跟长相一样普通，男孩虽灵气十足，却从不用功，顽劣得很，上房揭瓦砸玻璃一类，用河南话讲叫讨狗嫌。别人母亲都是在上课那两小时里堵在教室门外聚众扯家常，织毛衣，嗑瓜子，他母亲从不管他，印象中我只瞥过一眼掠影，盘发松坠，风韵十足，肤白遗传给了儿子，戴一双长至肩膀的白丝绒手套，听我母亲说，她是开出租车的，离婚，赚钱还要照顾儿子，难。这样听起来，男孩更不懂事了，总爱旷课，跑去教室后的小树林一玩儿就是半天。曾有一次我追随他偷跑去玩，被母亲捉现形揍个半死，打那后我只能在窗边偷看他逍遥自在的身影。老师也懒得管，听说他母亲常拖欠学费。男孩隔窗对我做鬼脸的样子，至今烙在脑海里，夹带着窗缝袭入的呼呼的秋风响。

　　又小半年，我被老师招至家中小班，男孩女孩继续留守少年宫百人大教室，我们同期升入三年级。我离开不久后，出事了：男孩某日把一条仿真玩具小蛇塞进女孩书包，女孩翻书包时当场一声尖嚎，昏厥，医院醒来后便神志不清，疯了。就那么疯了。回家后夜夜惊醒，狂呼“有蛇！”，畏惧一切线状物，疯狂揪扯自己的头发，父母哭着把女儿的长发剪成寸头。男孩母亲道歉赔钱，但钱太少，对方不饶，女孩的两个舅舅每天在男孩小学门口堵他，隔天一顿惨揍，只为撒气，男孩家里也没大男人撑腰。半年里，男孩的嫩白面颊上永远挂着青紫，性格日趋阴沉，不敢上学。

　　事发期间，我母亲曾偶然坐过男孩母亲的车，回家说说，那女人看上去神采奕奕，不像摊了事儿，开车哼小曲，很好听，说自己年轻时是歌舞团的，还问我母亲，你说人到底有没有来世？我母亲有点蒙，潦草安慰几句，到了地方。一个月后，听说那女人跳楼了，就那么跳楼了。

　　我不知道，那女人纵身一跃的瞬间，耳边会不会响起呼呼的风声。或者她自己已化作一阵风，吹散了身后那个小男孩的整场人生。几年后，我一度想找到男孩，母亲泼冷水道：想干什么？看人家过得有多惨吗？话毕叹了口气。其实我只是有些无耻地想知道，他被风吹到了哪里。

　　风永远是迎面吹的，无论你面朝哪个方向走。这是我青春期时发现的秘密。某位长辈曾对我讲过一句“箴言”：“顺风的都不叫人生。”当年我深信不疑，总在盼一场逆风，能将我吹成钢筋铁骨，最重要的是要显得比同龄人更刚毅，更man。结果，盼来的却是一场平庸无奇的失恋，只彰显了我的弱不禁风，特别讽刺。刚失恋那段日子，我拒绝与任何人说话，每天都坐在高三教室窗台上一根接一根地吃冰棍，那是冬末，沈阳的冬末。吃到饭卡没钱还不够，偷开窗户一道缝，刮骨削皮的寒风瞬间窜入整间教室，备战高考中的同学们破口大骂，同时冲上来关上窗，赶我下窗台。他们怀疑我欲寻短见，其实我只是想吹吹冷风，散散浊气，帮我弄明白下一步该做什么了。冷风必须帮我，青春期里有太多事情靠自己想不清楚。

　　高中校园在开发区，封闭寄宿式，操场西侧是一片神秘的野地，从我们教室窗户望过去，夜间总能见到一星鬼火跟一缕冥烟。我们从高一讨论到高三，到底西墙外的野地里有什么？甚至有人借题发挥写了几篇惊悚故事，引人入胜，但就是没人想过去一探究竟。不是怕鬼，是怕校规。校规森严，男女生不可单独在校园内并排行进，抓到就记过，曾有一对情侣在食堂互相喂饭被校长撞见，直接开除，翻墙出校更是重罪。但那个年纪，失了恋的人，天不怕地不怕了。当时班上有另一男生也失恋，喜欢读书写文，多年后研究哲学去了。他喜欢的女生长得不好看，也还是被残忍拒绝，所以他比我更痛苦。我们二人相约在开春后的某个晚自习，偷跑去了西墙外一探究竟，想不到被眼前所见给惊到了——野地里面对面竖着两排砖头房子，风吹大点儿都能塌了，长满野草的中间过道，有家烧烤小摊儿，一人一炉，正是那“鬼火”跟“冥烟”来源，四周脏成垃圾站，苍蝇绕着毫无遮盖的生肉串狂舞，要吃什么自己抓，选好了给烧烤小哥放炉子上。我跟哲学哥坐下喝啤酒，相视无语，被那条野路上的鼎沸声淹没：倒夜壶的妇女，打麻将的老人，吹牛逼的青年，摆摊儿卖DJ碟的杀马特少女。我俩穿着校服，犹豫着到底要不要吃小哥的苍蝇串儿。那天我们各自只喝了一瓶啤酒，也是我十八岁前的唯一一瓶酒，早知道自己往后会是个酒鬼，那天我就多喝几瓶了，但我们都很怕，怕酒味儿太大回到教室被老师嗅出来。那天风好大的，卷起沙土粒往脸上拍。

　　回到教室，男生一下子围上来，追问我们西墙外的野地里到底有什么，我跟哲学哥轻描淡写地说句“也没什么”，引嘘声一片。后听人说，那两排房子里住的都是农村户口的坐地户，因我们盖学校买了他们的地，陆续搬走，大部分进了城，接合部买个便宜点儿的楼房，开个小饭店小桑拿，享受享受城里人的日子，另一部分比较典型的，吃喝嫖赌很快就花没了，回头又没了地，很惨。最后剩下那部分，就是西墙外见到那些，赖着不走，盼更高的拆迁费，虽然校园已很气派，但早有信儿放出来还要扩建，盖游泳馆，盖天文馆，扒到最后那两排房子，给的钱一定比之前翻番儿。

　　真正惊到我俩的是，那种地方居然还能住人，不止是住，他们是在生活。

　　“所以他们不是在赖。”哲学哥说，“他们是在等，等命运给自己一个惊喜。”

　　多年后，哲学哥也放弃了哲学，下海做了医药代表，天南海北地喝大酒，很惋惜，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搞哲学一定特别有天赋。当年我俩是全班倒数第一第二，班主任最担忧我们俩的高考去向，实际更怕我们拽班级平均分的后腿。结果高考我们正常发挥，稳坐倒数一二，成绩过得去，没拖后腿，班级平均分全省第一，班主任很满意。但我仍忘不掉吃脏串儿那夜的慌张，我们担心自己的未来，怕给不了自己惊喜，怕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也会生活在脚下这个野草丛生，污水遍地，风一吹房子能倒的地方。那一瞬间，我不认同“风是自由的”这种矫情的想象，你们怎么知道风是自由的？而不是按着某个人的指令，或某条特定的轨道吹一辈子呢？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惊喜呢？谁知道。

　　拜母亲明智，高考前为我填报了香港的几所大学，成绩出后跑到北京上海面了几轮试，终于有两所学校要我，我选了排名更靠前的，就为好听。哲学哥也幸运地中了第一志愿，去了大连。班里年纪最小的男生，文科大王，因为数学发挥失常，差一分擦肩北大，选择了复读。正是在他复读的最后一学期里，学校扩建，西墙外野地的鬼火灭了，那些农村住户，盼来了人生的奇迹，我猜那大概是他们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风吹麦浪，金光大道。他们的幸运传递给了文科大王，第二年如愿跨入北大校门，如今是国家公务员，研究如何打击新型腐败。

　　高考是十年前的事了。八年香港，两年台北，兜来转去，如今定居北京。父亲在我大二那年过世，家境骤变，我在香港后来是靠借高利贷完成的学业。黑社会砸门追债时，我插着耳机听震耳欲聋的音乐，假装人不在屋里，假装我不是我。那一刻竟没有一丝怕的感觉，却猛忆起当年长辈说的那句“顺风的都不叫人生”，曾经对此深信不疑，如今嗤之以鼻，那些年里，我真的见识过一生无作为，却幸运到脚趾头缝里的王八蛋，也见识过毕生都在跟逆风作对，负隅顽抗不妥协，最终却还是被吹散了架子的可悲之徒。风来了扎稳，但没人喜欢主动被吹散架子，硬汉不易装。

　　北京天气转凉当日，我去楼下找复印社打印一张电影剧本的合同。最近的复印社藏在一栋老式自行车棚的收发室里，两个大妈带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吃饭，一个炖菜一个凉菜，听声调是酒过二巡了。短发大妈接过我的USB，很客气地问我要求。“正反面，两份。”淘汰款台式机很慢，大妈操作更慢，但轻车熟路，不耽误继续她对另一对母女说话：

　　“二十年，我没出过这间屋子，你信么？最远也就是走两条街买菜。”

　　母女俩就坐在炕上吃饭，另一侧只摆得下一张板凳。我缺眼力鉴定这张炕是否被人睡足了二十年，但墙上的各种挂件都是妥妥的老古董。短发大妈继续：“我这辈子都没离开过北京，没离开这块小地方，这小屋，不也过得挺好吗？实话跟你说，我比大多数人乐呵呢，有钱人还整天焦虑，我不焦虑，烦心事儿我全都不想，反正地球恁么大，咋瞧也瞧不过来，我就不瞧了。”打印机嘎吱嘎吱出着纸，我竟盼着它卡住，多驻留一阵。年轻女孩开始不耐烦，一会儿抠手一会儿拨头发，她母亲喝着啤酒，点头应和：“你说，继续说。那还要送妞子出国吗？”眼神里明显在暗示某个答案。

　　短发大妈：“还没听明白呢！花那冤枉钱干啥？！攒了半辈子的辛苦钱，拱手送给帝国主义？老年痴呆啦？钱留着，给孩子付个首付，买辆小车开也行，直接工作多好啊！不离开北京！不爱结婚，自己也能乐呵过，不靠男人，跟我似的多好！”我听得入迷，短发大妈突然回首：“八块。”我没摸着钱包：“微信行么？”“没问题，扫这儿！”她手指贴在墙上印有二维码的A4纸，不再理我。舍不得走也得走了。出门前，女孩母亲对自己女儿说：“听你姨说的，有道理不？”短发大妈夹了一块炖鱼入口，小心地砸吧出鱼刺，余光瞟了一眼女孩。女孩眼角有泪珠打转。

　　走出车库，天刚巧放晴，透过二十年的老式木窗，还能瞥见女孩的侧脸，她在扭头看窗外，看天。我也猜不透，到底怎样的选择才能给她带来更安稳的未来，可有些人生来恐怕不是为图安稳才活的。他们就是要顶风，追风，四处看看，哭哭笑笑，岁月就给带过去了。或许会跌很惨，但起码他们得自己选择跌倒的方向，而不是被人锁在一个密不透风的陋室二十几年，大半辈子，嘴里就只尝过一种风的滋味。可怜的是，年少时我们都在做乘风破浪的梦，却大多没有掌舵的权利，成年人随便吹口气，都可能成为改变我们航向的外力。

　　停车棚那间陋室，让我想起自己在香港大学毕业时租住的房子。68平，厨卫俱全，三人合租，我住最大那间，也不过一张单人床宽，已是我们能负担的最好选择。客厅无窗，白天不开灯，黑成山洞。我房间里有三扇港式铝合金窄窗，最多只能开75度角，被十米外的多层高楼遮挡住天空，不见一点蓝，反倒是台风天勉强算是有情趣，窗外昏黑，雨点横打在玻璃上，大号内衣跟垃圾们在空中齐舞，可断大风狂奔的方向。彼时我欠着那笔不小的债，终日酗酒，消极怠工，体重飙至人生巅峰。我在某出版社做了一年多的文学编辑，为混日子，每天给一些小学生句子都写不完整的网络蹿红作家改错字，工作没完，先气个半死，老子写这么好，书却不卖钱，还要给这帮孙子擦屁股。越想越气，回家喝酒，越喝越胖，胖后又生自己气。

　　工作中唯一有趣的，是那年里帮香港食神蔡澜先生编了几本书，作为回馈，蔡先生每月固定回请我和同事们两顿饭。在香港，跟蔡澜下馆子，吃的不是饭，是面子。香港有江湖地位的食肆不分大小，大多服务态度恶劣，除非政商明星，或半辈子老主顾，其余人有钱也难买笑脸。当学生最初两年，广东话还蹩脚，跟同学好不容易凑钱去好馆子，却反遭不少白眼。跟蔡先生吃饭，主仆调过来了，店家恨不能学日本人跪下服务。一次在兰桂坊楼上新加坡菜，吃避风塘炒蟹，我们五个人，炒了四只，馋得年轻人眼睛比蟹壳还红，唯独蔡先生一筷子不动，干吃凉菜，中年胖经理慌张了，上前询问到底哪里有问题，蔡先生说这蟹葱姜没入味，步骤一定有误，一二三指出不妥，胖经理磕头认错，骂厨师“扑街啊”，马上叫后厨重炒四只，蔡先生说不必，我饱了。我跟同事在桌底挤眉弄眼，真他妈心疼，这蟹一只就卖七八百港币，不要白不要！蔡先生就不要，结账后，一行人等电梯下楼，我尿急又折回去，跟胖经理撞个满怀，对方毕恭毕敬跟我道歉，我被撞出灵感，拉住他问，那四只蟹子，打包，我晚点过来取OK吗？胖经理忙点头说“OK!OK!”，并追问道：“是蔡先生意思吗？”我付之以微笑：“你明啦！”胖经理回以“你放心！”，随即塞给我张名片。

　　那四只按照食神蔡澜秘制正方炒成的蟹子，被我拎回68平米的家里跟两个室友下酒了。我买了楼下超市最便宜的红酒，38港币一支，还买一赠一。“真好吃！”做小投行会计的室友说，“这酒都变好喝了。”至于我，吃到最后，哭了。另一个女导演研究生室友问我，哭什么。我撒谎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蟹子，就跟周星驰被鸡翅好吃哭了差不多。但实际上，我偷偷用手机计算器算了笔账，我欠的高利贷，也就等于买二百五十只这蟹子的钱，这笔钱害我日夜忧虑自己的未来，人家蔡澜却白给都不稀罕要，我真他妈没用。

　　香港是个密不透风的城市，空调风跟台风若不算风的话。必须得离开了。但我所有被问及的香港朋友都承认，那是座公平的城市。只是不适合我。我从小就畏惧一种人，他们对自己的人生驾轻就熟，对未来极度有规划，比老天还清楚自己的路往哪边走更开阔，哪边走风更劲。香港这座城，是属于这种人的，遗憾我不是。在香港的最后一年多里，一直喝着最便宜的酒，又写完一本新书，居然有人找到我，要买我上本书的版权，拍电影电视剧。价都没讲，我就卖了，因为对方开的价刚好够覆盖那笔高利贷。

　　还完高利贷，那笔钱没剩多少。当年我本决心来北京，因为那家影视公司邀请我本人做该剧编剧，因此我辞了职，一个月内飞到北京四次开剧本会，最后被那家影视公司忽悠了。一帮外行，居然要把一部正剧拍成《罪恶都市》的美式漫画风，吓哭了。没过几个月，公司倒闭，版权也辗转卖给了别家大公司。我都怀疑最初那家影视公司是开来洗黑钱的。我拿着手里仅剩的一点钱，不知所向。

　　因为一次去台湾旅行，骑机车环岛兜了一圈下来，喜欢上了。当年因欠债没法继续学业，终于选择去台湾了此心结。真实原因有二：台湾的研究生学费两岸三地中最便宜；台湾女生太可爱了。

　　香港八年攒下的东西，竟也没想象中那么多，能扔的全扔，一个30KG旅行背包去了台北。在台大读戏剧系，有幸与纪蔚然先生做师徒，因为他什么都不教我，只带我喝酒。告别台北前，我们最近一次喝酒，我醉着作揖说，纪老师，感谢您的谆谆教诲，学生铭记在心。纪老师说，狗屁啦，快喝。他对我说过最多的话是：“想追求名利，就要趁年轻。到老了，名利找上你，都无福消受。不要学我，年轻时候纠结，如今商业不成，艺术不就，自怨自艾一辈子。”当然他是自谦，可我听着心悸。假如给他重新年轻一次，到底他会选择跟风赚市场，还是闭门搞艺术呢？我更是在问自己，怕自己老了也后悔得揪头发。临行前，纪老师嘱咐说，赚钱去吧，别回来，大陆大把钱，赚到钱了，再来搞艺术不迟。那年我们正商量共同创作一出舞台剧，风格略晦涩，但是我们对口味的。离开台湾快一年了，我仍在想着那出只开了个头的舞台剧剧本，偶尔还会梦到剧中的人物在对我说台词，醒来想抄下，却怎么也记不清了，唯独一幕：

　　少年问老人：风这么大，大家都回家了，你怎么还在这钓鱼？不怕吗？

　　老人答：我这么老，一片落叶都能砸死我，风大不大，跟我还有关系吗？

　　我在北京住的地方，对面街是某区级招生考试中心，每天早上八点开始排长龙，公务员，出国务工人员，各种证件跟等级考试，都要走进走出这道门。我想这些人大概在一步步摸清人生的节奏感，抓对了方向，步步为营，乘风而上。我竟有些羡慕。青春期过去这些年里，我仍一直惶恐，说不上惶恐什么。我更知道，这种惶恐将伴随我的一生。自己写过不少貌似哲理非凡又朗朗上口的人生金句，可是换回自己身上，明知都是粪土，不管用的。遍世盛行的那些鸡汤警句就更是狗屁。你说“你要相信，未来一定有好事在等你”，书法班男孩不信；你说“以梦为马，随处可栖”，停车棚大妈不屑，你所谓的正面例子，总有人能用整个人生做出反例。我们的人生，都是自说自话，最终自圆其说，我们都是自己的陌路人。或许只有在相似的苦痛中，彼此才能真正相识。然而，假如不是被同一阵风吹到了一起，谁愿意主动去经历他人的苦痛呢。

　　那天我正站在窗台上看对面考试中心的人龙，当天有点特别，门口多了个碰瓷儿的。女车主看样子也是来考试的，焦急不堪，交警赶来，解决了很久人才散去，也不知女车主有没错过考试。正看着，手机微信群响起，那个群才拉没几天，是几个在北京的香港大学同学，有人正牵头为一位女同学的告别会募捐，商量着如何低调又不失体面地帮女孩把事办了。要尽力低调的原因是，女孩是自杀，在美国。女同学很漂亮，性格活泼还聪明，成绩也很优秀，去美国读研后，经常可以在网上看到她的状态更新，都是那种积极阳光的正能量。而她自杀的时间，就是在她被诊断为抑郁症后的第二周，准备等同学开车来接她去机场飞回国的前一小时。朋友到达现场时，她已把自己所有东西整理妥当，一个箱子而已，丝毫没麻烦到别人。

　　如此积极乐观的一个女孩，怎么也会抑郁？她让我想起那个男孩开出租车的母亲，那么漂亮，歌声动人，笑着问我母亲：“你说人有来世吗？”从今往后，这是属于她们的秘密了。

　　微信群里最后决定，尊重家人意见，告别会就不办了，大家凑份子，由牵头人送到家人手上。此事落定，微信群似乎也没什么存在的意义，再没人说话，直到有一位女同学问了句“大家过得都还好吗？”，才有人陆续回应，客套居多，但没人提出来要见面聚会，因为彼此间也不是都很熟。陆续有人偷偷退群，我在看过多数人的留言后认真回了一句：“还挺好的，勿念。”我没退群，只是静了音。

　　再看考试中心门外，围观碰瓷的人群散去了。有人陆续从门内走出，表情各异。没有雾霾的北京，阳光尚有北方的透彻。我特别想在群里最后再发一句：“我真的过得挺好的。想念大家。”

　　在北京的工作越来越密集，开始跟可靠的人合作，生活看似有了大转机，能够更专心地写作，已很满足。我在想，距离回台北跟纪老师共同完成那出舞台剧的日子，是不是不远了。于车棚大妈的小屋里打印出的合同签毕当晚，恰逢多年老友生日，我们心情都不错，一起喝了很多酒，但没有叙旧，虽说已不是少年，装年迈也很恶心。临别前，他拍拍我的肩说：“要相信，未来一定会有好事等你。”

　　是啊，未来会有好事。究竟有何事在等，过于在意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终究谁也改变不了风的方向，我们在意的只是冷暖。

　　打车回家已是深夜。我坐在后排，倦意来袭。途经乔福芳草地，仍有来来往往的年轻人。突然收到母亲短信：“早睡，注意身体。”按理这时辰她早已睡下，多年来都是独居，一有不同往日的风吹草动我都会担心，于是立即打电话问候，母亲说没什么，今天就是睡不着，猜我一定在外面还没睡。我们闲聊白天发生的事，我一句带过：“放心吧，有好事要发生。”母亲在医院工作，她说今天有人来单位找她，是我少时的书法老师，他的妻子患了重病，想托关系找个有声望的大夫看病，母亲说到一半哽咽起来。她像在问我，又像在自言自语说，为什么坏事总是发生在好人身上？多么善良的一对夫妻。我只有沉默。

　　不一会儿，母亲平静回来，又问我道，还记得当年母亲跳楼的那个男孩么？

　　我说当然，他在哪里？

　　母亲说，你们老师后来曾见过他，在一家驾校当教练，结婚生孩子了，过得挺好的，就是胖了。

　　我说，是吗，都胖了。

　　母亲，是的，听说胖了。你还记得他名字么？

　　我说，我也想不起来了。

　　母亲说，连你老师也想不起来。不过知道那孩子过得好，我心里还挺舒服的，那孩子太可怜。

　　我说，过得好就好。

　　结束通话。醉意来袭。我摇开一半车窗，北京的秋夜冷得毫无防备，冷不防被一股脑窜进来的夜风惊醒，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冷战。

　　我忽而觉得，那阵风，它认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