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1103年）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

　　三年前的暑假，陪岳父母去开封旅游，参观罢天波府、龙亭等景点，又顺便去龙亭景区附近的清明上河园游玩。清明上河园是开封市按照《营造法式》（（北宋）李诫著）的标准，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全景“复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而建造的一座旨在展现北宋市井文化、民俗风情等的大型仿古园林。漫步其间，古色古香的街道、虹桥、茶肆、酒楼，以及街道两边随处可见的曲艺、杂耍、斗鸡、博彩等热闹表演，再加上不时从我们身边翩然而过的衣着宋服的游客……惝恍间，我突然有一种穿越千年回到北宋的错觉。

　　晚上，在龙湖畔看“大宋东京梦华”水上实景演出（梅帅元导演策划）。与杭州的“印象西湖”（张艺谋导演策划）完全不同，“大宋东京梦华”是一部由李煜的《虞美人》、辛弃疾的《青玉案》、苏轼的《蝶恋花》、柳永的《雨霖铃》和岳飞的《满江红》等八首宋词，按照北宋由盛转衰的时间顺序连缀起来的一部大型历史“纪录片”。它仿佛一位“眼看他起高楼”，又“眼看他楼塌了”饱经沧桑的老人，向我们细数着那个王朝曾经的富庶繁华、曾经的惊世容颜。摇曳多姿的霓虹，恢弘悲壮的歌舞，波光粼粼的龙湖，幽邃无垠的夜幕，在水天之间营造出一片光怪陆离、如梦似幻的世界。

　　而我们脚下，十多米深的黄土层之下，则静静地躺着那个早已经远去的王朝更有力的见证者——北宋首都东京城。

　　心情突然变得非常沉重，尤其作为一名河南人。我想，举凡作为一名河南人，此情此景，除了引发我们对历史兴亡的一些思考之外，一定会多多少少引发我们对那曾经长期属于中原、属于河南的辉煌岁月不再的落寞和伤感吧。此景此情，也让我刹那间体会到了幽兰居士撰写《东京梦华录》时的那份沉重心情：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在北宋灭亡二十年后，这位流离江南来自东京的老人，一定曾无数次登高北望。

　　霏霏烟雨，霏霏烟雨，遮住了老人眺望中原的视线。

　　一

　　早在此前一千二百多年前，为撰写《魏世家》而踏进中原的太史公司马迁，也曾经眺望过这座古城。同样不幸的是，他所看到的，是一片废墟（见《史记·魏世家》）。属于这座古都的荣光，早已随着一个世纪前魏国的灭亡，而淹没在黄河的滔天浊浪间。

　　魏惠王六年（前364年），已经主政六年的魏国第三任国君魏惠王姬罃（时爵位为侯），经过再三考虑，在一片焦灼中，将目光投向了魏国东部平原——千里之外的大梁城（今河南开封）。

　　大梁城的附近，曾经是夏朝中后期的都城老丘所在地。夏王朝历时近五百年，出于各种原因，曾经多达九次迁都。而自从第七帝姒杼迁都老丘后，历帝槐、芒、泄、不降、扃，至第十三帝胤甲，二百年多年间，竟然再也没有搬过“家”⑴，这让后世许多史学家不得不对老丘这个地方刮目相看。

　　二百多年的夏都历史、中国政治中心，无疑使这片土地成为了帝王福地。或许这是魏惠王迁都大梁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尚不是让他下定决心迁都的主要原因。魏国迁都大梁的主要原因，源于魏惠王一个做了很久的梦——控制中原，称霸天下。

　　姬罃即位之初即拥有一手好牌：受益于祖父文侯（名斯，魏国开国君主）以子夏为师，并任用李悝、翟璜为相，率先在诸侯中大胆变法改革，同时重用乐羊、吴起等为将，再经父亲武侯南征北战，开疆拓土，姬罃即位之初的魏国已经一跃成为夺取西河、攻灭中山、威服齐楚、声震天下的一流强国。

　　相较距离正崛起的秦国太近的都城安邑，魏国更为富裕的东部平原，或许能给他的恢弘蓝图提供更多支撑：此时已夺得郑、宋、楚等国大片土地的魏国政治、经济重心，早已渐渐向富庶的东部地区倾斜；而地处辽阔的豫东平原腹地，北枕黄河、南濒淮水、西临洛阳的大梁城，无疑是足堪控制中原、君临四方的理想之地。

　　而且，迁都大梁后，经魏惠王引黄河水入圃田泽，又在大梁北部开凿鸿沟，引来黄河南岸辽阔滞洪区圃田泽的黄河水，大力兴修水利⑵，并继续采取奖励百姓垦殖等措施，至公元前三世纪中后期，东西长达十里的大梁城已经成为水陆交通便利、沃野千里、经济发达，足可睥睨天下诸侯的中原重镇。

　　如果继续采用祖父文侯以儒为师的治国思想，在此基础上“宪章文武”，着力推行德政，或许已经在诸侯中领先一步获得“王天下”实力的魏国，将会继续领先、处处领先下去，直至建立一统天下的千秋伟业。只可惜，或许被四处的烽烟遮挡了眺望天空的视线，这位脾气过于急躁的第三任魏君，却犯下了很多本不该犯的大错。

　　魏惠王十五年（前355年），“齐威王、魏惠王会田于郊。惠王曰：‘齐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馀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资治通鉴·周纪二》）。

　　与强大的东邻相比，魏惠王的战略眼光，只停留在了“径寸之珠”所照射的范围。

　　魏惠王二十六年（前344年），凭借魏国强大的国势，一心欲效法齐桓、晋文称霸诸侯的魏惠王，凭借自己“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战国策·齐策》）的超强实力，不顾韩国等诸侯的强烈反对，召集宋、卫、鲁等十二国诸侯参加“逢泽之会”（逢泽在今河南开封南），之后一同朝见天子周显王，从而获得周天子的授权，正式晋身为新一代中原霸主。

　　不过，从“逢泽之会”后的情势看，这位“功大而令行天下”（《战国策·齐策》）的魏君的梦想，似乎远不止效法齐桓、晋文，而是要比这些前辈步子迈得更大，走得更远：“逢泽之会”后的魏惠王，已急不可耐地开始“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旒），从七星之旟”（《战国策·齐策》）——俨然一副天子模样了。

　　魏国过于灿烂的霸主光环，迅速为它引来了大麻烦。“逢泽之会”仅仅四年后，因同韩国矛盾爆发而引起的“马陵之战”中，魏军即被齐国大败，主帅庞涓战死、太子申被俘；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39年），魏国又遭到齐国、秦国和赵国的三面进攻。在与秦国的交战中，魏国主帅公子卬中计被俘，魏军再次大败……⑶

　　原来，循着霸主光环而来的，不光是鲜花和掌声，还有木秀于林之后的狂风暴雨。

　　在霸主的光环迅速跌落、魏国的命运岌岌可危之际，狼狈不堪的魏君迎来了一丝转机。魏惠王三十五年（前334年），听闻魏王卑礼厚璧以招天下贤者，时周游列国的大儒孟子，循着子夏的足迹满怀希望地来到魏国，走进大梁——开始了与这位魏君艰难的对话。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叟不远千里，辱幸獘邑之廷，将何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史记·魏世家》）。

　　“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无论军事还是经济均陷入严重危机的的魏惠王，以洗雪耻辱、继续称霸诸侯为利，而孟子的治国主张，显然与对方不在一条轨道上。前者崇尚霸道，而后者则追求王道：孟子希望魏惠王与诸侯息兵，停止对外战争，将治国重点放在先让百姓休养生息、倾力发展经济，继而对百姓进行礼乐教化，从而让百姓“有耻且格”。既然古代圣王凭此“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拥地千里的魏国，当然有更充足的条件实现民富国强，为“王天下”这一雄伟大厦打下坚实的基础。恃力者亡，恃德者昌。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儒家的德政思想，是建立在几千年社会实践的的无数殷鉴之上的。

　　孟子坚决反对魏惠王“言利”，主张推行仁政，我想还应该有另一层重要的原因。即魏国虽然比较强大——繁盛时期的魏国拥有“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资治通鉴·周纪二》），然而它的都城大梁毕竟为处于坦荡的豫东平原、无“山溪之险”的四战之地。魏国强大时尚可凭借武力威慑四方，而一旦周边出现同样强大的敌国，魏国则势必在军事上极易陷入被动局面。

　　自古定都中原者，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需要这个王朝的人和——万民百姓对统治者的诚心拥戴。“（都洛阳）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位居天下之中的洛阳如此，地处豫东平原的大梁更是如此。

　　只可惜，孟子即使反复劝谏，费劲口舌，也最终未能完成对魏惠王贤德之君的改造。

　　即使孟子贤如当年誉满河西的子夏，而他所游说的对象，却不是虚心敬儒、雄才大略的魏文侯。过多“兵折于外”的战败记录，或许使得这位一向自尊心满满的魏君，早已等不及这把需要相当长时间休养生息——忍辱含垢才能锻造成功的“王天下”利剑。对孟子这位“不识时务”者的反复劝谏，魏惠王基本上置若罔闻（事见《孟子•梁惠王章句》）。

　　同一百五十多年前曾“问阵”于孔子的卫灵公（事见《论语•卫灵公》）相似，面对同样的大儒孟子——上天赐予的可使魏国万事永昌的大好机会，魏惠王竟然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拒绝。历史悲剧的惊人相似，不能不让人扼腕长叹。

　　对孟子的王道政治不感兴趣的魏惠王，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同年，魏惠王赴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与齐威王会盟，彼此承认对方王的尊号。

　　事实证明，“徐州相王”这一大事件的发生，除标志诸侯彻底抛弃周天子而纷纷独立的序幕正式拉开外，同时也标志着一个属于魏国“诸侯莫能与之争”（《资治通鉴•周纪一》）的时代开始缓缓降下了帷幕。战略上的重大失误，使一统天下的大门，从此对魏国彻底关闭。

　　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政治舞台上，长期的外患加之由此引发的内政、外交上的混乱，使得魏国渐渐沦为了配角。即使拥有像信陵君魏无忌（魏昭王少子，以贤德著名）这样的贤者，也未能遏制魏国日薄西山的颓势。

　　魏王假三年（前225年），已经攻占魏国大片领土的秦军，在攻打魏都大梁时遇到了魏国人的顽强抵抗。城高池深异常坚固的大梁城，成为这个屡屡受挫的姬姓大国捍卫尊严的最后屏障。然而，凭借大梁城顽强抵抗的魏国人，迅速为自己招致了更大的灾难：

　　久攻大梁不下的秦军，把目光投向了鸿沟。“（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史记·秦始皇本纪》）——三个月后，随着訇然崩颓的大梁城，魏国瞬间消失在滔天的洪水中……

　　而仅仅十六年后，曾经凭借长期血腥杀戮而“席卷天下，包举宇内”（贾谊）的秦帝国，也在另一场洪水——农民大起义的咆哮中迅速分崩离析。

　　“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信哉此言。

　　不管是定都中原，还是凭借“表里山河”之险。

　　二

　　大唐天佑四年（907年），在沉寂了一千二百多年后，大梁故墟附近突然又开始变得喧闹起来：当年，在唐末先是参加黄巢起义军，后投降朝廷，在镇压起义军中屡立战功的宣武军节度使梁王朱温（曾改名朱全忠、朱晃），自己发动了更大的叛乱——废黜唐哀帝李柷，改国号为“大梁”，定都汴州（北周时把大梁改称汴州，汴州城在故大梁城附近择址另建），以洛阳为西都，以汴州城为东都。只可惜，这位名字变来变去，对爱情也变来变去——荒淫好色，甚至对臣下的好恶也变来变去——生性猜忌多疑的后梁太祖，登基第五年，即被自己的第三个儿子朱友圭残忍杀害。仅仅十二年后（923年），内忧外患的后梁东都即被后唐（923年，由唐河东节度使李存勖所建，都洛阳）大军攻破，末帝朱友贞自杀，后梁灭亡。⑷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仅存十七年而灭，并“遗毒流于天下”（欧阳修），开启潘多拉魔盒，引起中国此后半个多世纪政治大动荡的后梁，在为汴州这座古都带来京师荣耀的同时，也为它招致了又一轮血腥的风雨。

　　十四年后（937年），以割让幽云十六州（今河北北部与山西北部）为条件，换取北方的契丹人（916年，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947年改国号为“大辽”）大力支持的后唐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后晋高祖），在攻灭后唐而建立后晋政权后，由洛阳迁都汴州，置开封府，将汴州升为“东京”。然而，后晋建国后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处于动乱状态。迁都五年后，石敬瑭去世，侄子石重贵（后晋出帝）即位。为弱化契丹对后晋的控制，摆脱“儿皇帝”的耻辱——此时轻松占据幽云十六州的契丹人凭借扶持后晋的大功，对中原虎视眈眈——三次与契丹交战。但是，“以中人之才，嗣将坠之业”，且“奢淫自纵”“委托非人”（见《旧五代史·晋书》）的石重贵，在与契丹人的对垒中接连败北。后晋开运三年（947年），东京失陷，石重贵出降，后晋灭亡。⑸

　　然而，大大令人瞠目的是，“奢淫自纵”的后晋皇帝自取亡国一幕，明明就发生在眼前，而作为目击者的契丹人竟然对此视若无睹：次年二月，辽太宗耶律德光即在东京效法汉人改汗称帝，改国号为“大辽”。但是，大辽的旗帜刚刚升起，中原就突然再次地动山摇起来。这其中原因，和他的汉化不彻底有关：占领中原大部分地区后，为解决庞大的辽军南下后的军饷问题，辽太宗按照契丹人传统，在中原实施“打草谷”政策，即“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人民”（《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官军的公然劫掠，迅速招致屡遭战祸的中原百姓的强烈反抗。陷入中原“暴乱”旋涡，且获悉原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此时趁机在太原称帝一消息的辽太宗，立即仓皇地撤离东京。不久，他即病死于北返途中。⑹

　　辽太宗与东京的缘分，仅有短短四个月。经略几十年“逐鹿中原”国梦的契丹人，费尽心机而倾其国力才得到中原，就这样旋即为“鹿”所逐，这实在是煌煌世界史上的一道大观。

　　虽然契丹人的马嘶已渐渐远去，而汴京的风雨却远没有停止。

　　公元947年二月，原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后汉高祖）趁契丹人陷入中原泥淖之际，在山西太原称帝，建国号“大汉”。不久，后汉军队攻克东京，并迁都于此。次年正月，后汉高祖刘知远因病去世。因儿子刘承祐只有十八岁，他临终时特招来杨邠、苏逢吉、史弘肇等重臣托以辅佐少主重任。但是，令这位后汉高皇帝始料不及的是，由他倾毕生心血建造的帝国大厦，在他去世仅仅三年后就分崩离析，使得后汉沦为东京的又一位匆匆过客。

　　后汉的迅速灭亡，一在帝国的地基一开始就建在一片松软的沙滩上，一在他所托非人。“帝（后汉高祖）昔莅戎藩，素亏物望，洎登宸极，未厌人心……良以急于止杀，不暇崇仁……”（《旧五代史·汉书》））。

　　而他的儿子后汉隐帝刘承祐即位不久，则迅速发现自己大权旁落，处处受制于枢密使杨邠、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等先帝顾命大臣。此时，又恰逢构陷杨邠、史弘肇等人的谗言蜂拥而至，于是，毫无政治经验且对权臣们身怀恐惧的年轻皇帝，于即位第三年（950年）即“果断”地以结党谋逆之罪，“诛枢密使杨邠、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夷其族”。为了斩草除根，一劳永逸地解除后患，灭族杨史“乱党”当年，刘承祐又将大刀挥向了他们的“党羽”：“遣心腹赉密诏往澶州、邺都，令澶州节度使李洪义诛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令邺都屯驻护圣左厢都指挥使郭崇、奉国左厢都指挥使曹英害枢密使郭威及宣徽使王峻……”

　　后汉隐帝的屠刀乱挥，最终为他根基极其不稳的政权招致了灭顶之灾：当年冬天，侥幸躲过灾难手握重兵的邺都留守兼枢密使郭威（后周太祖），怀着一腔义愤，以“清君侧”为名义举兵南下，仅仅几天后，就大败官军——后汉隐帝在逃跑途中被杀，攻克东京。次年正月，郭威在群臣拥戴下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周”。⑺

　　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仅仅四年就訇然崩颓的后汉政权，所做“历史贡献”，仅此而已。

　　公元十世纪中期，随着后周王朝的建立，笼罩在华夏大地近半个世纪的浓重阴霾，终于开始渐渐散去。千年古都大梁城的上空，终于浮出了一线曙光。

　　后周太祖广顺三年（公元954年），后周太祖郭威去世，他的养子时年三十三岁的柴荣（柴世宗，郭威内侄），在群臣的一片欢呼声中登上帝位。

　　柴荣之所以一即位即有这样高的人气，是和他早年的坎坷经历相关的：柴家本属河北望族，但到了柴荣时却早已家道中落。年少的柴荣只得投奔姑姑谋生路。因其生性谨厚，办事干练，深得姑父郭威喜爱。此后，柴荣又长期往返江陵之地经营茶货生意，凭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并不富裕的郭家累积了相当殷实的资产，遂被郭威收为养子。或许正是这段颇接地气的生活经历，加之他喜欢读书，“略通书史黄老”（《旧五代史·周书》），这让他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大动荡有着远比朱温、刘志远等人更深刻的反省，所以一步入仕途，他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为政风格。后周建立后，深得姑父信任的柴荣被授予有“北方锁钥”之称的军事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节度使，“帝在镇，为政清肃，盗不犯镜”（《旧五代史·周书》）。而且他善于选贤任能，如他镇守澶州时，“每旬决囚，赞（王赞，时任澶州马步军都虞候小官）引律令，辨析中理。问之，知其尝事学问，即署右职”（《宋史·王赞传》）。

　　柴荣即位后，更是虚心纳谏。对内兴修水利、鼓励垦殖，均定田赋、减轻赋税，严禁贪墨、整肃吏制等，大力发展经济；并考证雅乐、推崇儒学，对百姓大兴文教；对军队则整顿纪律，裁汰冗弱，强化训练；而且，更为让人吃惊的是，贵为九五之尊的柴世宗事必躬亲，即使像征战这样的危险之事，他也相继五次亲自统兵出征。几乎每一次都冒着矢雨，冲锋在第一线……

　　短短五六年内，凭借逐渐恢复的国力，后周军队相继西败后蜀（934年，由后唐节度使孟知祥据成都所建），南服南唐（937，由南吴权臣李昇金陵（今江苏南京）所建。南吴，910年由淮南节度使杨隆演所建）、北破契丹，使后周的版图向四方大大扩张，大有一统天下的趋势。只可惜天妒英才。或许凡事事必躬亲的过度操劳，透支了这位年轻皇帝的健康，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在位不足六年、年仅三十九岁的柴世宗即不幸病逝。是时，为解决自丧失幽云十六州后中原长期面临的腹心之忧，他正与大臣们商议北征幽州的方略。⑻

　　“世宗志在四方，常恐运祚速而功业不就，以王朴精究术数，一旦从容问之曰：‘朕当得几年？’对曰：‘……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矣！’”（（北宋）陶岳《五代史补》）。

　　“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壮哉斯言！五代乱世，漫漫长夜，大业未竟身先死的柴世宗，宛如一颗璀璨的流星刺破苍穹，开启了天下一统的大幕。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即柴世宗去世次年，后周屡建战功的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即发动“陈桥兵变”，逼迫后周末第柴宗训禅位于自己，改国号为“大宋”（史称北宋），仍定都东京。随着北宋的建立，中国历史的车轮，继南北朝之后，终于又一次跌跌撞撞地摸索出幽暗的隧道。

　　自后梁至后周，五十余年间中原五易其主，其朝代更替之频繁，不啻空前，也堪绝后。其中深层原因，我想应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五代紧随唐王朝之后，作为后来者，对引发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藩镇割据，一直未能予以割除，致使这一毒瘤时时发作。这是后梁等五代政权相继灭亡的主要原因；其二，“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纵观五代史，我们可发现五代王朝的开国之君，既普遍严重缺乏周文王那样作为肇基之君的德行，而承继他们事业的子孙，又绝大部分缺乏对德政的兴趣，要么昏庸，要么荒淫，要么残暴。没有民心的拥戴，就没有长治久安的根本。故只需一场小小的风雨，那看似巍峨的帝国大厦，便纷纷倾塌——被雨打风吹了去。无数史实证明，自古逐鹿中原者，仅仅靠天降福祚，是远远不够的。

　　公元十世纪中后期，随着五代的烟尘渐渐散去的，还有南唐帝国。

　　准确地说，我是循着《虞美人》那凄婉的歌声走近北宋的。《虞美人》的作者李煜曾经是南唐后主，这位“精书法、工绘画、通音律”的南唐皇帝，可谓生不逢时。在他即位之初，正逢北宋建立，宋太祖承继柴世宗遗策奋扫六合、一统天下的关口。虽然他曲意奉承北宋，甚至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北宋灭南汉（917年，由后梁册封的南海王刘龑据广州所建）当年，即主动向北宋降制示尊，去除南唐国号，改称“江南国主”。但是仅仅四年后，“风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楼作烟萝”（李煜《破阵子》）的金陵，还是迎来了潮水般汹涌而至的宋兵……同年十二月，金陵失陷，李煜奉表投降。历时三十九年的南唐灭亡。然而，对于李煜而言，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开宝七年（976年）正月，李煜被俘送东京，受封违命侯。那年春天，在宋兵重重“保护”下离开水乡江南，一路踟蹰着走进豫东平原的词人，该是看到了怎样一片辽阔的原野？看到了怎样一座巍峨的东京城？他又该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打量这片苍莽的原野？打量这座古老的都城？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同样不知道的，还有他的死因。“违命侯”的生活仅仅三年，四十二岁的词人生命即戛然而止：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李煜在东京家中猝然离世。⑼

　　“……李国主归朝后与金陵旧宫人书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后主（见南唐旧臣徐铉）相持大哭，及坐，默不言。忽长叹曰：‘当时悔杀潘佑、李平（潘佑，曾任南唐中书舍人，有感于朝廷国运衰弱，曾向李煜多次上疏极谏；李平，曾任南唐户部侍郎，颇有才干，受潘佑牵连而死）。’铉既去，乃有旨再对，（宋太宗）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宋太祖赵匡胤四弟赵廷美）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又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南宋）王铚《默记》）。由在李煜死后半个世纪，宋人王铚（曾在南宋高宗朝任右承事郞，续纂《七朝国史》）所作的以上笔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猝然离世的大致原因。

　　不幸生在帝王家，更不幸生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政治家”倍出、世事波诡云谲的年代。

　　三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属于词人的春天已经渐行渐远，而属于东京的春天，则才启开了帷幕的一角。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随着北汉（951年，后汉灭亡后由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刘崇据太原而建）皇帝刘继元（北汉第四任君主）的出降，“五代十国”的喧嚣终于趋于平静。除了北方幽云十六州与辽西、辽东仍控制在契丹人手中，与西部的夏州、灵州、河西走廊仍处在割据状态外，北宋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

　　此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精心耕耘，十一世纪中叶，至宋仁宗（赵祯，北宋第四位君主）时，北宋终于出现了“民安俗阜，天下称治”（（明）瞿佑）的繁荣局面。

　　“仁宗盛治”这一美誉的取得，除了和宋仁宗为人仁慈宽厚、关爱百姓、减轻赋税、选贤任能、虚心纳谏，并大力推崇儒学、重视人文教化外，更和下面几个因素有关：

　　首先是帝国内部政治根基的稳固。北宋建立以来半个多世纪，国家再也没有出现五代那样权臣篡位的混乱局面，主要和宋太祖赵匡胤的英明果断相关。这位生于五代乱世，在征伐南唐时屡立战功、备受柴世宗青睐的掌管殿前禁卫军的统帅，深受柴世宗治国方针的影响，在他代周称帝后的不足二十年间，即凭借过人的谋略与胆识，迅速消灭了各地割据政权。完成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后，他犀利的目光，立即转向了自己身后那批战功赫赫手握重兵的将军们。

　　“太祖创业在位历年，石守信、王申琦（两人均立有赫赫战功，石时任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归德军节度使，王时任殿前都指挥使、武成军节度使）等犹分其禁兵如故。相国赵普屡以为言……（上）召信等曲宴，道旧相乐。因谕之曰：‘朕与公等昔常比肩，义同骨肉，岂有他哉！而言事者进说不已。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赋租之入足以自奉，悠游卒岁，不亦乐乎！’……守信等咸顿首称谢”（北宋王曾《王文正笔录》。王曾，宋真宗、仁宗年间曾多次为相）。

　　此后，采用这种“曲宴”方式，更多掌握重兵的勋将纷纷“选择”了交出兵权而过起“悠游卒岁”的神仙日子。宋太祖极富中庸精神的“杯酒释兵权”策略，使得引发唐朝灭亡，此后又困扰五代统治者多年的繁镇割据重疾，终于被彻底根除。“繁镇割据”毒瘤的割除，为帝国大厦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这是“仁宗盛治”的首要因素。

　　其次，以和为贵——与强敌和睦相处的外交方针，为收获“仁宗盛治”提供了强大的屏障。由于北宋立国之初秉持重文轻武，即以文官统帅武将的治国方针，很快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即尽管国家一直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鼎盛”时期，曾经达到141万⑽，但是，与剽悍的契丹人、党项人相比，宋军的作战力却异常低下。于是，在“雍熙北伐”（986年，宋太宗为收复幽云十六州而第二次起二十万大军北伐契丹）再次失败后，北宋在军事上不得不由攻势而转入守势。

　　宋真宗（赵恒，北宋第三位君主）景德元年（1004年）秋，宋、辽两国在澶州再次爆发大战。在宋军夺得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深谙国事的宋真宗毅然同意与对方议和。次年正月，双方在澶州签订和解条约（史称“澶渊之盟”）。⑾

　　“统合二十二年（即北宋真宗景德元年），宋遣李继昌请和，（宋）以太后为叔母，愿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辽史·圣宗五》）。这是一项表面看起来对以正统自居的北宋朝廷很不平等的条约。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绝对是一桩对北宋而言非常划得来的生意。

　　从此以后“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北宋）苏辙《栾城集》），北宋以很小的代价，为北部边疆换回了安宁，更为国内赢得了了长达二十五年的和平发展空间。此后，在对待崛起的西夏斗争中，北宋也基本采取了这一做法。如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与西夏所签订的“庆历和议”，就以较“澶渊之盟”更小的代价，为北宋西北边境换来了二十多年的安宁⑿。以和为贵——与强敌和睦相处的外交方针，在敌我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不失为一条生存法则。

　　第三，都城东京优越的地理位置，更是为北宋迈向繁荣顶峰提供了强大的推力。至公元十一世纪中期，作为北宋都城的东京，早已超越中原另一座名都，素有“天下之中”美誉的洛阳，而成为当时闻名天下的大都会。东京城的迅速崛起，得益于它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公元前四世纪，经魏惠王开凿鸿后，北枕黄河、南濒淮水的大梁，境内本来已经拥有众多河流，而公元七世纪初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则阴差阳错地为将卞州这座昨日黄花，再一次推到历史舞台中央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公元七世纪初，完成国家统一的隋炀帝，不惜民力修建大运河的初衷，是通过漕运贯通南北，加强对江南的统治，将南方的财富更加便捷地输送到帝国的陪都洛阳。相较于民生凋敝的北方，此时的江南历经多次“衣冠南渡”——中原文明的灌溉，早已取代北方成为经济中心。不过，虽然大运河的起点是洛阳，但是联通南北的枢纽却在卞州。由于洛阳四面环山的不利地势，大运河很难穿越山区。联通帝国东南的通济渠（605年开凿），只有借道古鸿沟（此后流经古鸿沟的河水被称为汴水），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于是，古鸿沟之畔的汴州，一跃变成了南北航运的要冲⒀。此后，又经五代以来多次兴修水利，至北宋仁宗时，这里已经凭借河流密布而俨然成北方的水城了。

　　东京的繁华远不止此。由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平的社会环境与都城无比优越的地理位置，共同作用而孕育的“仁宗盛治”，所展现给人们的，是一个全国人口超过“开元盛世”时期的“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而达到“一千九十万四千四（户）”（见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文化异常繁荣、科技高度发达的空前盛世。⒁

　　而此后经宋神宗重修，外城规模达到“周五十里百六十五步”（《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十·都邑畧》）的东京城，至宋徽宗时期则成为拥有“二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七户”（《宋史·地理志》），人口不下于百万的“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而同时期处于人口增长最为迅速阶段的欧洲总人口，则大约为7300万人（见吴松弟《从人口为主要动力看宋代经济发展的限度》）。在以人口多少为主要因素衡量国家强弱的农业型社会，宋朝的繁华程度无疑已经远超唐代，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

　　使得东京迅速成为“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云集百万人口的因素，除了这里是天子脚下的莫大福地外，更有便利的水陆交通所催生的繁荣的商业贸易。同同样重视商业的唐朝相比，北宋更注重对它的创新。如勇敢打破坊市之间的界线——唐代后期对“坊”（住宅区）与“市”（商业区）有着严格的法律限制，“坊”内严禁经商，且“市”内经商也有时间限制——允许“坊”内可以经商，且对经商的时间也不再限制⒂。北宋对坊市的“无为”，使得东京迅速变成了生意人的乐土：

　　“坊巷御街……约阔二百余步（今200多米）……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药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至朱雀门街西过桥……街南遇仙正店，前有楼子，后有台……”“州桥夜市。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熝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鮓脯、黎冻鱼头、姜豉类子、抹脏、红丝、批切羊头……直至三更。”“东角楼街巷……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馀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馀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宋梦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

　　一直到公元十二世纪初，北宋仍沉浸在一片繁华之中。惊醒这场梦的，是起义军的呐喊；而踏碎这场梦的，则是女真人的铁骑。

　　公元十二世纪初，善于绘画，酷爱书法且信奉道教的宋徽宗（赵佶，北宋第八位君主）因“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且长期“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宋史·本纪第二十三》），迅速为王朝激起了各地“民变”：宣和元年（1119年）以宋江为首的“河北剧贼”在河北路爆发起义；次年，江南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方腊起义……

　　这些“暴乱”刚刚被平息，惊魂甫定，女真人（公元十二世纪初于中国东北崛起。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古达建国，国号金，以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为都城，1125年灭辽）的铁骑即震动了中原。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即金太宗天会三年）秋天，刚刚灭掉辽国的金军，即分东西两路挥鞭南下，像此前北方无数游牧民族那样，举倾国之力开始“逐鹿中原”。

　　同年“（十月）宋易州戍将韩民毅以军降……十二月庚子，宗翰下朔州。甲辰，宗望诸军及宋郭药师、张企徽、刘顺仁战于白河，大破之。蒲苋败宋兵于古北口。丙午，郭药师降……戊申，宗望克代州。乙卯，中山降……甲子，宗望克信德府……（金太宗天会四年春正月）戊辰，宗弼取汤阴，大抃攻下浚州，迪古补取黎阳……（十一月）庚辰，宗翰克泽州。宗望诸军渡河，临河、大名二县、德清军、开德府皆下。丙戌，克怀州……”（《金史·本纪第三·太宗》）。当天，金军兵临东京城下。

　　虽然东京城有完备的防御设施，而且守卫京师的宋军也顽强地进行了抵抗，但是仍未能挽救北宋日薄西山的命运。当年闰十一月，东京失陷。未能及时出京“巡狩”的宋徽宗、钦宗（宋徽宗长子赵桓，1126年，因父亲禅位而临危受命）父子一起被俘。北宋灭亡。⒃

　　而沦陷前夕的东京城，事实上，似乎仍沉浸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宋）梦元老）一片歌舞升平中。

　　不过，令金太宗完颜晟非常遗憾的是，他的骁勇铁骑叩开的，只是一场虚华。

　　四

　　一千年后，回望中原，透过“靖康之耻”的烽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王朝。

　　在这次“大宋保卫战”中，在十几万金军的攻势下，数量几倍于敌人、且武器也远较对方精良（北宋时期许多领先世界的科技已经被运用在兵器上）的宋军，所表现出的战斗意志之弱、战斗力之低下，实在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由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发“靖康之耻”的“艺术家天子”宋徽宗固然可憎，但是他的“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且“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等一系列挖自己墙脚之举，也只是加速了王朝大厦的倾颓而已。

　　事实上，行至公元十二世纪初，北宋这座表面看起来魏巍壮观的帝国大厦的根基，早已经被腐蚀得千疮百孔。

　　首先破坏大厦根基的，是由宋太祖制定的“重文轻武”这一治国方针。或许对唐朝以来“繁镇割据”前车之鉴的恐惧太深，对手握重兵的勋将忌讳太深，自宋太祖开始，北宋历代皇帝，都极力抬高文官们的地位，让文官的权利居于将军们之上。即使领兵作战这种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事，也是由文官或宦官担任统帅；并且，为防止武将坐大，朝廷又实行“更戌制”，对统军将领们经常调换。“将不识兵，兵不识将”这一兵家大忌，无疑成为宋军普遍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问题，虽然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如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推行的“熙宁新法”中“将兵法”，即改变“更戌制”的做法，处于国家战略要地的将领，在统兵期间，平时可以就地训练，战时将与兵可以一起接受调遣，以“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宋史·兵志》）。但是，不久这一制度即随着变法受阻而搁置；而且，为防止将领“擅命”，朝廷还规定前线的将领一旦改变既定方略，必须上报朝廷同意……⒄

　　国家用人之道，须一张一弛，文武并用。稍有偏颇，即遗患无穷。晚唐与北宋，各执其一端而亡，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其次，军队的腐败严重腐蚀着士兵们的战斗力。由于北宋建国之初即被迫对周边强敌采用以防御为主的战略，为防御失去幽云十六州而北方门户大开的中原，以及军事上无险可守、处于“四战之地”的帝国心脏东京，朝廷不得不招募大量的士兵（北宋采用募兵制），以“人海战术”来弥补地理上的重大缺陷。然而，虽然朝廷拥有数量足够庞大——高峰时曾达到140万的军队，但是其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士兵，则只有其中的一半或者更低。北宋军队级别按重要程度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级为禁军，由朝廷直接掌握。大体上一半驻守京畿，另一半驻守地方，且两处定期轮换驻地。既达到内外相互制衡，又达到“兵不识将，将无专并”的目的；第二级厢军，为地方军，是国家常备军队。但事实上，由于朝廷一向基本执行对外“以和为贵”的治国方针，数量庞大的厢军主要任务，便变成执行朝廷某些部门或州府长官的命令，用于筑城、修路、建桥、垦荒、运粮等杂役，甚至担任官员的侍卫等等；第三级乡兵，为民兵。由农民等组成，是平时务农、农闲时才集结训练的地方民众武装。由此可见，一旦发生战事，具备战斗力的，主要是禁军。但是，由于禁军的地位并不高——被选中者在享受较高待遇的情况下，须文面涅臂（在脸部、胳膊上刺文字或图案），终身为兵。到了北宋晚期，由于腐败丛生，禁军的入伍条件（北宋选拔禁兵有比较高的条件限制）及待遇又被大大降低。太平时期令很多人垂涎的禁军，至此战事剧增的年代，早已缺额严重，风光不再。⒅

　　大量的“冗兵”与大量的“冗官”叠加在一起，成为拖垮北宋经济的沉重负担。数量庞大的军队，所势不可免而产生的“冗兵”，已经成为不啻影响军队战斗力，而且也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惰性因素。但是朝廷的经济负担远不止此：几乎与迅速膨胀的士兵数量竞赛般扩充的，还有“冗官”。为加强中央集权，避免唐朝“朋党之争”悲剧的重演，与统御军队一样，深谙“制衡”之道的朝廷，通过大量增设官职来制衡中央各部长官的权力；同样，为从根本上杜绝各地地方官因任期过长坐大，而拥地自据，除规定由朝廷任命的各地知州三年一替换之外，另在各州设立通判官，以削弱知州的权力……在大量新增设职位的官员涌入中央和地方的同时，朝廷为示恩天下士人而对科举人数的大力“扩招”，为示恩于高官巨宦，又推出“恩荫制”，即一人入仕，子孙、亲族均可凭此得到官职……出于各种原因而被朝廷纳入“榖中”的官员源源不断，蜂拥而至。海量的“冗兵”，与海量的“冗官”，仿佛两座大山，使得北宋本来轻盈的步伐，渐渐变成了蹒跚。⒆

　　第四，财政制度的混乱，加速了北宋灭亡的步伐。北宋由“特殊国情”所招惹的大量“冗兵”与“冗官”，对帝国财政造成了严重的负担。如果朝廷对此能够妥善应对，这种被坐吃山空的形势，或许还不那么严峻。然而，从朝廷财政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来看，它不但未能缓解这一严峻形势，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帝国走向灭亡。北宋中期，受宋夏战争以及“两冗”影响，国家开支的逐渐加大，使得朝廷对地方财赋的征调大幅增加，很多州县由于对中央的过多输血，财政亏空非常严重。而至北宋末年，在“艺术家天子”宋徽宗的统治下，这一现象则尤为严重。商业繁荣、百业兴旺的北宋本拥有雄厚的财力，但是它最终却没有转化为强大的国力，这不能不说是其财政政策的一大失败。

　　为了应对朝廷征调，完成“皇命”，各地地方官不得不在朝廷规定的赋税项目之外“巧为名色以取之于民”（《宋史·张栻传》）——依循朝廷规定的赋税项目，对百姓课以各种附加税。北宋初期，朝廷为加强中央集权，避免地方官坐大以及防止官吏贪墨，本来对地方财务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如规定各地每年必须上报本地军钱粮物帛等收支账目，让朝廷予以监督。即使地方的“羡余”，即地方财政在向朝廷完成上供额（宋朝地方的税课收入用途分两部分，一部分上供中央，一部分用作地方经费）之外，地方经费的节余，也被鼓励积极上缴。但是北宋中期以后，随着朝廷对地方财赋依赖程度的加深，严格执行这些制度难免越来越困难。于是财政严重亏空的地方官们所巧取于民的这些“附加税”，便渐渐得到了上司们的“视若无睹”。“附加税”的做法一旦被无视，潘多拉的魔盒便被悄悄敞开——黑暗，就这样笼罩了这个蹒跚帝国的眼睛。⒇

　　“重文轻武”的治国方针、军队极其低下的战斗力、数量庞大的“冗兵”与“冗官”以及日趋枯竭的财政，这四个因素相互纠结在一起，早已变成勒向北宋咽喉的巨大绳索。

　　由此考来，事实上，北宋的挽歌早已经奏响。

　　五

　　公元十二世纪初，随着北宋的灭亡，一个属于东京、属于中原的时代，已缓缓降下了帷幕。由历史的宏观视野来看，北宋的灭亡，对于中原人而言，无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因为，从此之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渐渐移出中原——历史的大拐角，使得一个不再属于中原的时代开始了。

　　作为一名中国人，但凡谈到历史，便不能离开“中原”两个字。由桀骜不驯的黄河在中下游所冲积而来的这片千里沃野，早在远古时期，即为我们的先民燃起了文明的火种，成为孕育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而地处中原核心的河南，有史以来更是成为备受历代王朝垂青的沃野。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王朝定都阳翟（今河南登封郜城，此后夏又多次迁都，基本上都在河南境内），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商王朝定都亳（今河南商丘，此后商也多次迁都，基本上都在河南境内），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王朝以“八方之广，周洛为中”（《尚书》）的洛邑（今河南洛阳）为陪都、至公元前八世纪又迁都洛邑，再到东汉、西晋均选择洛阳为都城，此后隋、唐两代也均以洛阳为陪都，而之后的“五代”也都选择在河南定都：除后唐定都洛阳外，后梁、后晋、后汉和后周均定都东京。北宋建立后，则继续将东京作为都城。有史可稽的三千年华夏史中，据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河南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同其它地域相比，长期首善之区的荣耀、京畿重地的光环，使得河南当之无愧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的帝都之乡、王朝孵化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河南在很大程度上即代表了中原。所谓逐鹿中原者，逐鹿河南也。

　　而公元十二世纪初，随着女真人的马鞭一挥，一个不再属于河南属于中原的时代，就这样突然降临了。

　　公元1127年，金国人在攻陷东京，俘获徽、钦二帝后，即迅速撤离，而非将东京作为自己新都——放弃中原这一首善之区的原因，我想很可能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尽管本时期的女真人在汉化道路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他们在心里还没有做到完全汉化的准备。一个以农耕为主业的社会，对崇尚草原文明的游牧民族，当时或许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而近两百年前灭亡后晋、占领东京的契丹人深陷中原泥淖的前车之鉴，无疑加重了他们对经略中原的疑虑；其次，攻占中原后，展现在金国人面前的一切——北宋末期由政治腐败、连年战争而导致的民生凋敝，经济异常萧条，或许也使得金国人对中原倏然失去了兴趣；第三，此一时期，由于南宋政权的建立，作为宋、金边界的淮河，已经沦为两军交战的前线。由淮河连接东京的水系，无疑遭到了宋军的严重破坏，东京的水运枢纽地位被大大削弱，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致使东京不再具备作为京师的诱人条件。

　　总之，作为中原新一代主人，在一举而得“鹿”后，稍作思考，金国人即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河南。

　　直到北宋灭亡八十七年后，作为七朝古都、饱经沧桑的东京城（金朝称汴京），再一次变得有些热闹起来。金宣宗（完颜珣，金国第八位君主）贞祐二年（1214年），为躲避蒙古人的威胁（公元十三世纪初，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各部后迅速崛起），不得已将都城由中都（今北京）南迁至东京。但仅仅十八年后，在蒙宋联军（此时期，在灭金战略上，蒙古人与南宋结成了联盟）的强大攻势下，金哀宗（完颜守绪，金宣宗之子）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却仍不得不放弃东京，而南迁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两年后又迁至蔡州（今河南汝南）。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十二月，蔡州外城被蒙古军队攻破。“上（金哀宗）谓侍臣曰：‘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之君），独此为介耳！’”（《金史·本纪帝十八》）。

　　次年正月，蔡州失陷，踌躇满志以图兴金、不甘做亡国之君的金哀宗，在敌军破城后毅然拒绝投降，自缢而死。

　　惊闻这一消息后，时任尚书右丞兼枢密副史的完颜仲德“谓将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战为？吾不能死于乱兵之手，吾赴汝水，从吾君矣……’言讫，赴水死。将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辈独不能耶？’于是参政孛术鲁娄室、兀林答胡土，总帅元志，元帅玉山儿、纥石烈柏寿、乌古论恒端及军士五百余人，皆从死焉”《金史·列传第五十七》）。

　　随着战至最后的金国五百多名将士集体跳进滔滔汝水殉国，金朝灭亡。

　　而随着金王朝的惨然离场，一个属于中原的时代，就这样彻底降下了帷幕。

　　而四百年后，一场几乎与公元前三世纪一样的滔天洪水中，曾作为八朝帝王之宅的古都东京，也彻底消失在中国人的视野中。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自去年五月开始，第三次攻打东京的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东京在北宋灭亡后被毁弃，金国南迁时重建。至明代重修，为周王府所在地，时称开封。因开封城城高池阔，且防守严密，起义军前两次攻城均未成功——吸取前两次教训，采取“围而不攻,以坐困之”（（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的策略，对东京开始了长时间的围困。东京的噩梦就此开始。

　　“长困久围”的作战计划，渐渐起了作用。崇祯十五年八月下旬，开封城内断粮，“（九月）八日，人大相食”。而更加令人恐怖的是，守城的官军为歼灭城外“贼军”，围城的“贼军”为迅速攻克东京，双方竟然不约而同地趁本时期本地连续多天降雨，黄河水暴涨之际，悄悄掘开了黄河大堤。“（九月）开封食尽……传庭（孙传庭，陕西总督）知开封急，大会诸将西安，亟出关来救。未至，名衡（高名衡，河南巡按）等议决朱家寨口河灌贼，贼亦决马家口河欲灌城”（《明史·李自成传》）。

　　向来桀骜不驯的黄河水，此时如脱缰的野马，一路咆哮而下。“十五日，水至城下，西南贼望之遁，东北贼多死。十六日……水从墙隙进，势不可扼。乘风鼓浪，声如雷。水头高丈余，坏曹门（开封城东墙偏北的城门）而入……十七日，举目汪洋，城之水，几与城平……”（（清初）周在浚《大梁守城记》）。

　　滔天的洪水过后，因水而兴魏巍东京城突然消失了，消失在茫茫豫东平原上。

　　一片寂静，这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注释：

　　⑴史料见《竹书纪年》。

　　⑵史料见《竹书纪年》《水经·济水注》《汉书·地理志》。

　　⑶史料见《史记·魏世家》。

　　⑷史料见《新五代史·梁家人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等。

　　⑸史料见《旧五代史·晋书》。

　　⑹史料见《辽史·本纪第三》。

　　⑺史料见《旧五代史·汉书》）。

　　⑻史料见《旧五代史·周书》）。

　　⑼史料见《宋史·李煜传》。

　　⑽见2009年第5期《社会科学实践》。

　　⑾史料见《宋史·本纪第七》。

　　⑿史料见《宋史·列传二百四十四》。

　　⒀见易小荷、曲飞主编《搜历史·洛阳衰落与开封崛起之谜》。

　　⒁见朱相远《宋代经济文化的繁荣鼎盛》。

　　⒂见刘洋《品读北宋文化：打破坊市制 形成开放型城市新格局》。

　　⒃史料见《宋史·本纪第二十三》。

　　⒄主要参考张其凡《宋代兵制改革及其特点》。

　　⒅主要参考张其凡《宋代兵制改革及其特点》。

　　⒆见刘雨婷、季善威《宋朝“三冗”问题浅析》、白文固《北宋文武官员恩荫制度探究》。

　　⒇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窘境及其影响》、《制度无序的历史透视——从宋代地方财政

　　实践说起》、高聪明《从“羡余”看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