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与上海远东金融中心
宋子文与上海远东金融中心
评论 邮件 纠错 2014年02月25日06:58 来源：国际金融报 作者：许凯
宋子文在民国实验金融体系建设时，世界正经历着金融业大变局。
曾经的财政部长与央行总裁宋子文的努力，客观上促成了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他的所学所用因各种因缘际会，最终成为建构中国现代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思想指导和实践依据
宋子文与上海远东金融中心
曾经的财政部长与央行总裁宋子文的努力，客观上促成了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他的所学所用因各种因缘际会，最终成为建构中国现代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思想指导和实践依据
“如日敌在上海与（或）香港禁止平准操作，则我方必须放弃维持法币固定汇率。你能否建议其他替代方案，以便此处诸友事急时得施援手。为吸引美国加入，我方能否提出若发生损失，将由甲种及乙种（平准）基金首先冲抵。”
上述百余字的短文，不是某个微博的博文，而是74年前宋子文写给他的英籍顾问罗杰斯的，讲的是他希望罗杰斯能在日本禁止上海或香港进行平准操作时，想出其他的替代方案。这段1940年7月17日写的文字，被宋子文研究者、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视为宋子文拯救上海汇市，进而为上海金融中心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明证。
同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近年解密的文字还显示，宋子文为上海外汇市场的稳定不断斡旋和努力。1941年2月20日，他在与美国财政部会谈时，除敦促执行拟定中的平准协定外，还透露说“过去三年半中，重庆政府中总有一些人不时对支持上海外汇市场的做法表示不满”。
据说，这些反对者就包括蒋介石和孔祥熙。1937年抗战爆发后，上海的外汇市场受到重创，大量法币被抛售，大量外汇被抢购。该放弃还是坚守，最终在宋子文的斡旋下，选择了坚守，于1939年成立了中英第一个平准基金，1941年，英美政府又与中国成立了中英美联合平准基金。基金对上海、香港外汇市场的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子文的这些努力，与当时上海远东金融中心地位的保持有多大关系，还很难衡量，宋当年所努力的方向，也不是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而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更关涉中日战争大局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局。但无可置疑的是，他的这些努力，客观上促使了上海远东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作为曾经的财政部长与央行总裁，宋子文在上海金融发展史上并不能被轻易地遗忘。
中央银行落“沪”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占据着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坐镇外滩15号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的作为颇为关键
比较和回忆，是人类思维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如果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做纵深比较的话，20世纪30年代是个很好的时间节点。回过头看，有这样一些描述值得留意：
金融机构扎堆设立，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交通银行(601328,股吧)、中国农民银行四大政府银行外，坐落着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法国东方汇理、美国花旗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等外国银行的外滩，更是被誉为“东方华尔街”，中外资钱庄、信托公司比比皆是；当时的上海，金融市场门类齐全，包括信贷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白银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至193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600多家银行，1928年至1937年10年间，中国商人新开银行76家，其中设分行最多的1930年有25家，平均每月两家；当时的黄金交易量仅次于伦敦和纽约；上海众业公所每年新上市股票金额常达数千万元；1937年抗战爆发前，上海的私营银行钱庄已达105家等。
这些描述，被认为是上海具有远东金融中心地位的印证。而促使这些描述得以成立的部分原因，则与上海外滩15号分不开。这幢天然石块构造的新古典派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三层建筑，现在已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世纪30年代，这里是中国金融政策的决策地，中国金融，从这里开始进而辐射全中国乃至世界。这座俄国人修建的华俄道胜银行大楼，是中央银行总部所在地。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就坐镇这里。在他的努力下，从1928年到1933年，中央银行的资产总额增加近10倍，存款增加近17倍，货币发行增加近7倍；除上海总行外，中央银行在国内设立分行和支行，并在纽约、柏林、日内瓦、伦敦、巴黎设立了代理处。
尽管有着显赫的成就，宋子文开设中央银行，还把总部放在上海，并不是为了上海能不能建成远东金融中心，而是有着更重要的考量。这一举措是宋子文实践他的国家银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宋的设想，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制度理应包括三个层级：国家银行，代理国库，发行钞票，整理金融；汇业银行，国内外汇款划转周转之枢纽；农工银行，以发展农工事业。
中央银行，则是拟议中的第一个层级。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全国性的中央银行。早在1923年，孙中山就开始在广州筹备中央银行，并把小舅子宋子文叫到广州，安排他负责筹备条例章程，并在随后任命他为中央银行行长。在这个任上，他就开始崭露头角，并以严格制度为人所称道。他最为人所关注的是拒绝财政部长廖仲恺要求拨款8万美元给蒋介石的要求，甚至不惜以辞职相对。
1927年宁汉合流后，他的妹夫蒋介石成功上位，于1928年就任新的南京国民政府 。上位后的蒋介石仍委派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为中央银行的重新设立，就是宋子文履新后的最重要工作。这年7月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宋子文就明确表示“组织国家银行，以代理国库、发行钞币、整理金融为惟一任务”；这年11月1日，新设立的中央银行在黄浦江畔挂牌。随着中央银行在上海的设立，全国金融机构主动或被动地开始了南下潮：中国银行将总管理处从北平迁到上海外滩，交通银行总行也迁至外滩，天津的大陆、金城、盐业等银行也在金融界北派领袖吴鼎昌的带领下，转移重心南下上海。
为什么是上海
宋子文选在上海的主要目的是借以控制上海金融，进而控制中国金融命脉，上海这座城市虽非目的，但却因此而受益
在选择上海创建中央银行时，宋子文其实面临着几个选项：一是改组广州中央银行或武汉中央银行，但这两个中央银行的信誉不是很好，改组起来负资产比较大，并且无论广州还是武汉中央银行，“虽有中央银行之名，所行使之职务，实仅一省银行之性质尔”；二是升格中国银行，将中国银行升格为央行，不过宋子文给了两个附加条件，中国银行易名中央银行，官股要多于商股，但这两个条件中国银行不愿意，也就没谈拢；最后选择了重组筹建的思路。
创立中央银行，既有现实所需，也是宋子文“金融机构统制论”的具体实践。宋子文一向认为，国民政府必须加强对现有中外银行的监管，并使中央银行凌驾于各银行之上。作为广州中央银行的筹办者和行长，广州、武汉、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创建中央银行，吴景平教授认为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
其一，由于当时中国的币值已非常混乱，“今欲辅助政府整理而统一之，实为本行之职务”。改革币值，是宋子文金融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货币应该集中发行，“发行货币本为政府特权”，他对当时纸币与银币混用，华币与洋币并存的局面很是不满，对银本位制也多有诟病，“我国币制，紊乱已达极点。以言主币，则用银用元，尚未确定，即于上海一隅，规元之势力，远过于银元。长此不变，大足阻碍国民经济之发展”。
其二，全国金库需要借央行成立而统一。宋子文认为，“我国因无国家银行之故，各省金库，或由省银行代理，或由私立银行代理，甚且有多数银号分而经理之者，破碎分裂。不但国家税收无明确之统计，且流弊百出，利息汇费等，无形之中，国库损失不少，大足妨碍财政之统一。”为此，他把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视作财政统一的重要因素，也明确表示“今欲整理而统一之，实为本行之职务”。
其三，国内之金融需要借央行而调剂。中国金融之所以易其恐慌，用现代金融学的观点分析，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最后贷款人。宋子文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分析说，“盖有国家银行，则一般银行钱庄，皆有后援，一遇市面银根紧急，拆息腾贵之时，国家银行即予各银行钱庄以低利之贴现，通融市面，筹码因之加多，银根便松，拆息自平。反之银根过松之时，恐投机家勃兴，扰乱市面，国家银行乃抬高利率，藉以收缩过剩之筹码，以防止投机”。
这些认识，宋子文都写进了他1928年10月亲自主持制订的《中央银行条例》和《中央银行章程》里，明确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由国民政府设置营业之”。不过，中央银行的2000万元资本金，则来自“空手套白狼”，通过财政部发行金融短期公债的方式筹集。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话题。宋子文在做这些规划时，已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但最终的结果是，中央银行既没放在当时的首都南京，也没放在北方重镇北平（这里依托北洋政府，被称为“财政金融中心”），而是放在了“商务金融中心”上海，确切说放在了刚倒闭的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外滩15号办公大楼。坊间的传言是，1927年宋子文以武汉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视察上海时，即看中这是一块风水宝地，曾在这里设立过中央银行筹备处。
不过，官方的解释更贴近事实本身，“中央银行的成功，关键在于中央银行能否在上海的中外金融业中培养其竞存与滋长能力；且长江下游各省与中央的财政及中央银行的发展，关系甚大，而这各省的金融枢纽是在上海”。看得出来，宋子文选在上海的主要目的是借以控制上海金融，进而控制中国金融命脉，上海这座城市虽非目的，但却因此而受益。
收权黄浦江畔
为了实现“金融一统”的目的，宋子文三权集于一身，先选择了向商业银行开刀。先后收服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至1935年，国民政府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主的“四行二局”金融格局
为了更好地加强对中央银行的管理，宋子文自兼总裁及理事会 ，指派圣约翰及哈佛大学同学陈行任副总裁，代为坐镇上海主持日常工作。表面上，中央银行设有总裁、理事会、监事会，采取行政、立法与监察三权分立制，而事实上，宋子文集三权于一身。当然，这一安排也为他之后的金融新政，扫清了障碍。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挂牌的这天，黄浦江畔阴风阵阵，往日西装革履的宋子文也穿起中山装，金融界大亨虞洽卿、上海银行公会 李铭、贝祖诒、钱永铭等悉数前来捧场。连宋家老太太倪桂珍都来到了现场。央行的挂牌，国民政府当家人蒋介石春风得意：“军事一统端赖政治一统，政治一统端赖经济一统，经济一统端赖金融一统。”宋子文也信心爆棚：“中央银行握有全国最高之金融权，其地位自应超然立于政治之外，方为合理，故条例规定，本行直辖国民政府，而非隶属财政部，用意即在于此。”
然而，“金融一统”谈何容易，宋子文选择了向商业银行开刀。他当时的做法是构建“四行二局”，收服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改组中国农民银行，设立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这里的最难点是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这两家银行依托北洋政府，是当时全国实力最强、业务辐射最广的银行。仅中国银行资本就已达2000万元之巨，且在清政府及北洋时期已承担央行职能，其对宋新成立的中央银行自然不那么俯首帖耳。
举个简单例子，不管是在广州还是武汉中央银行时，宋都未能很好地控制金融形势，原因就包括中国银行的处处掣肘。即使在宋担任南京政府财长后，仍难以得到中国银行的捧场。据说，宋为了推销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曾通过蒋介石致电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要他与交通银行总经理一起赴宁商议。张不愿介入，亦不肯赴宁晋谒。蒋大怒，骂之“平时把持金融”，不到宁即是“阻挠北伐”，限张一周内承销1000万元国库券。张仍置之不理。
不得已，宋亲赴上海，以“私人”资格约谈张，无果。蒋不得已，也亲赴上海开会，称张“勾结桂系、奉派”，责骂“中行库中尚有数千万，何以不能帮助政府”。国民党元老，浙江省政府 张静江提议“不如接管中行”，宋搬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贝祖诒斡旋，抵不住压力，张嘉璈只好让步，同意垫款600万元，分三个月交清。
一旦让步，就再难守住关口。随后的事情一泻千里。政府强行修订《中国银行条例》和《中国银行章程》，规定资本总额2500万元，由政府认购500万元，定性为“经国民政府之特许为国际汇兑银行”；1935年，又再次修改中行条例，将资本总额增至4000万元，政府认股2000万元，从资本与组织上全面控制。交通银行亦被如法炮制，最终两家银行被迫臣服。
收服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后，国民政府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主的“三位一体”金融格局。随后，1930年，国民政府设立邮政储金汇业总局，1935年改组为邮政储金汇业局；1935年4月设立中央信托局，同年6月，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形成“四行二局”金融格局，最终夯实了中央银行的主导地位。
与中央银行逐步收权相并行的是，宋子文逐步实施了他的金融改革思路，集中货币发行权，以增量带动存量。增量方面，根据《中央银行条例》确立央行纸币发行权，新开设银行一律无权发行纸币；存量方面，限制有发行权的银行，达不到要求则取消发行资格。这一改革成效显著，至抗战前，央行每月货币发行额达187.9万元，远高于央行成立7年来每月发行额的15.6万元。同时，废两改元，调整货币本位制，1933年3月10日起，上海开始施行废两改元，4月6日起，全国范围全部实施。
西学堪为中用
出生于浦东川沙一家教会医院的宋子文有着很强的西派风格，他设立中央银行的思路，就有着世界经济大背景的影子
这里又有一个与上海有关的细节是，废两改元先在上海试行，然后再推至全国，虽然这中间的时滞只有一个月，但仍可清晰地看到宋子文金融改革的具体思路，从试点突破，从而带动面上的改革。这被吴景平教授认为是他金融改革思想趋于成熟的标志。
宋子文是这么解释他的这一实践的。他说，“子文筹维再四，以为两之习用过久，欲达废除之的，必定分步骤，逐渐推行，使民众咸知废两之便利，不感改革之痛苦。所谓因势利导，或能事半功倍。”在解释为何选择上海试点时，他又说，“上海为全国金融中心，亦中外观瞻所系。”
废两改元，不过是实践宋子文货币改革论的一部分。他立志梳理的是金融与财政，乃至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他认为商贸业应该与金融业配合，金融业应该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金融业运行更应该有序化。在论述这些观点时，他谈到，“货币为交易之媒介”，“商货贸易全恃汇兑而周转”，商贸业与金融业应互相合作；他认为应该在进行币制等金融改革时，还应注重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他主张金融机构有序化，反对非金融机构擅自开办金融业务，提出金融运行有序化应遵循“健全之金融原则”，“运用健全之货币金融政策，以期币值管理之科学化”。
当然，他的这些观点，更多的是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应用。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一家教会医院—同仁医院的宋子文，有着很强的西派风格。他的父亲宋耀如是一个传教士，宋子文18岁时就被送往美国，先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地区的哈佛大学经济系学习，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当30岁被姐夫孙中山请到广州担任财政部长后，他很快崭露头角，孙中山当着宋庆龄的面夸他“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人，不保守，有办法也有创造”。
他一生的成就，得益于在美国所受到的经济学学习。他对15到16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19世纪德国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主张、20世纪20年代瑞典学派的国家干预学说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都有着系统的了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是，他所从事金融改革实践时，正是世界金融发生大变局的时刻，罗斯福新政的经验不能不让他有所触动和效法。
比如，设立中央银行的思路，就有着世界经济大背景的影子。一战后，经历世界性金融恐慌和严重通胀的西方，认识到中央银行的作用。1920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金融会议就认为，“中央银行之存在，不独使各国容易恢复并维持其通货与银行制度的稳定，并且亦为世界合作所必需”，并号召“所有尚未设立中央银行的国家，应尽可能从速进行设立”。世界性的中央银行体系，就从这里肇始，以英文书写的宋博士，有这样的认识就自然不足为奇了。
幸运的是，他的所学所用因各种因缘际会，最终成为建构中国现代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思想指导和实践依据；不幸的是，他的这一实践，既遭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干扰，也因国民党败退台湾而告终止。尽管如此，当后世回忆起当年上海的远东金融中心地位，回忆起民国财政和金融的成败得失时，已无法独自绕过这三个平平常常的汉字。真可谓，古今多少事，依旧说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