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展鹏：香港列女系谱学——写于梅艳芳辞世七周年(2010年)
李展鹏简介：澳门学者和文化评论人，李展鹏亦是澳门《新生代》杂志社长、香港《明报》专栏作者、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会员、澳门电台节目《澳门讲场》时事评论人，曾是《澳门日报》及《力报》专栏作者。曾任台湾金马影展奈派克奖、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台湾酷儿影展、中国大陆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等影展评审。现任澳门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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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艳芳为何后继无人？
近几年，每当有人这样问，涉及的往往不限于有关女歌手的讨论，还有对香港流行文化江河日下，被 整个大中华市场边缘化的关注。是的，台湾竟然完全不需香港电影的助力，而生产了像阮经天这种有潜质有偶像魅力的年轻影帝，内地的黄晓明等小生亦已蓄势待发，但是，香港的年轻男星的代表竟然是林峰！这种对比，直敎人心寒。如果香港流行文化工业日后要靠林峰，前景之堪虞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担忧下，如果问“梅艳芳何以后继无人”，倒不如问“梅艳芳是怎样炼成的”，因为梅艳芳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一整个时代香港女歌星独特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折射出当时香港流行文化的多元与开放。而这种多元开放的失却，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一个开始谈情欲的时代
梅艳芳的成功，跟性别角色的突破有莫大关系。八十年代的梅艳芳，重新定义了女性。在头两张唱片《心债》及《赤色梅艳芳》的长曲发斯文形象之后，刘培基小试牛刀，把梅艳芳的长发 剪掉，而有了《飞跃舞台》的中性硬朗形象。有别于当时的潮流，《飞跃舞台》一碟有不少节奏强劲的歌，更甚的还有不少有关情欲的歌词：《留住你今晩》、《点起你欲望》及《发电一千volt》等，光是歌名就渗出情欲气味。当时是一九八四年，同期其他女歌手的流行曲是《情义两心坚》（张德兰）、《随想曲》（徐小凤）及《酒干倘卖无》（苏芮），可想而知，梅艳芳跟她们在风格上作出了激进的决裂。
《飞跃舞台》之后，梅艳芳进一步发挥中性形象，《蔓珠莎华》及《似水流年》时期的西装打扮深入民心，唱片大卖。然后，在一九八五年，划时代的《坏女孩》出版，梅艳芳架上太阳眼镜，浓妆艳抹，加上大胆的台风，为八十年代的香港流行曲——甚至是整个香港文化——创造了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这张唱片一方面破尽销量纪录，卖出四十万张；歌曲《坏女孩》及《梦伴》等唱得街知巷闻之余，梅艳芳的形象成为当时女性争相模仿的对象，市面上纷见粗眉、大墨镜及深色眼影。但另一方面，却有卫道者（用今天的说法是道德塔 利 班）起以抨击，“意识不良”及“敎坏细路”之声此起彼落，电台甚至禁播《坏女孩》。但这种反挫力量没有阻止梅艳芳大红大紫，相反，在争议声中，梅艳芳形象的代表性反而更被彰显，接下来的《妖女》及《烈焰红唇》，在情欲题材及形象方面更为大胆。其实，就像梅艳芳所言，罗文才是“妖”的师傅级人物。他在梅艳芳走红之前就极尽妖艳之能事，作开路先锋。但他以男儿之身，早期歌曲又多是正气之作，所以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大胆尝试未竟全功。直到梅艳芳与刘培基的合作，那 种坏、妖、姣才得以发挥。
梅艳芳的系谱：林忆莲、刘美君
在八四及八五这两年间，因为梅艳芳的大胆开创，一时间扭转了香港女歌手的风格，并打开了一片女性的天空——在《坏女孩》以前，女歌手典型是高贵斯文的徐小凤、汪明荃、张德兰，在《坏女孩》之后，则有林忆莲、刘美君等。一九八七年，推出第三张唱片的林忆莲烫了一头野性曲发，唱出《激情》，再来的《灰色》则开始了她电子舞曲时代。后来，无论是《烧》（“拼命碰也冲不出，你共我那些原始的心里愿”）或《三更夜半》（“三更夜半，找 解我闷”）都可见脱胎自《坏女孩》的痕迹，是女性情欲的呼叫与探索。至于刘美君虽然在舞台上的动感不及梅艳芳及林忆莲，但在《坏女孩》的遗风下，她从八七年出道就以另类歌词令人注目：《午夜情》讲舞女故事，《最后一夜》讲 ，那句“以后未来像个谜，不必牵强说盟誓”甚具时代意义。从来大胆的刘美君，九0年推出《赤裸感觉》一碟，全碟几乎全是情欲歌曲，内容更加赤裸，也更加深刻。到了九十年代，梅艳芳慢慢淡出，但郑秀文把头发染金大跳劲舞，其走红模式仍然是一套“坏女孩模式”。
在《坏女孩》的深远影响下，有些跟梅艳芳本来风格风马牛不相及的女歌手也调整风格：以清纯少女形象出身的陈慧娴搞了个夸张的怀旧造型大唱《反叛》，同样清纯的创作歌手林志美也要唱跳舞歌曲《摄石人》。不只后来者受到影响，就是前辈也在梅艳芳风潮下多作尝试：本来高贵大方的甄妮后来也酥胸半露唱《七级半地震》。以上女歌手未必擅于 台风舞蹈，但在那个“后坏女孩”时代，如果不来点反叛，不来点情欲，不来点动感，就似乎会落于人后了。
这阵坏女孩梅艳芳的风暴， 有 几点値得讨论。虽然今天很多人常用梅艳芳的巨星魅力对比现今歌星的平庸，但其实，这其中除了有资质与实力的差异，还有时代的差异。首先，从经济层面看，八 十年代是香港经济火速发展之时，当时一大批一大批的香港人或致富或晋升中产，在社会流动激烈的时代，人们需要在流行文化中寻找认同。而梅艳芳当时华丽夸张又时尙的造型，便成为众人仰望的对象，人们从她身上找到阶级流动的象征。我曾在其他文章中提到，八十年代正是香港人不再认同许冠杰《半斤八两》的打工仔形 象，转而认同反叛的坏女孩的时期。坏女孩的形象，无论是墨镜、化妆、发型，或是牛仔装上的一串串饰物，都是一连串有别于“打工仔”的消费品；至于歌词的情欲题材，亦显示当时社会风气的迅速转变。
最好的时代静悄悄地过去
另外，从七十年代就大量吸收西洋流行文化的香港（代表是许冠杰及温拿），到了经济火红的八十年代更是紧贴欧美，梅艳芳的破格性别形象，遥遥对应的是美国的麦当娜、英国的Boy George及David Bowie。当时香港是唯一一个有这种人物的华人地区。当然也有政治因素，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政治上的无力感与对前景的不安感，让整体经济活动更白热化，流行文化被视为逃避主义的最佳栖身之所，一个当时被认为没有未来的城市，竟然吊诡地创造了电影业与流行曲的最辉煌时代。
最好的时代总是静悄悄地过去。
八十年代之后，香港迎来了一个以四大天王及卡拉OK为代表的相对保守及平庸的时代，并延续至今。后来，香港再出不了梅艳芳、张国荣、达明一派。从梅艳芳的例子可见，八十年代与近二十年香港流行文化的最大差异是：前者的那时代，歌星与创作勇于走在社会前面，甚至往往挑战消费者的接受程度——《坏女孩》令社会震动，刘培基还要创作出更夸张的《妖女》，刘美君的《赤裸感觉》亦是前无古人；后者的那个时代，则是歌星与创作人生怕观众不卖帐，不敢造次，四大天王大多数是走乖乖仔加稳阵情歌路线，主打歌最好是“世界key”，在K场人人可以唱。另外，前者的那个时代，观众渴望的是高不可攀的耀目巨星，但九十年代之后，观众喜欢歌星像邻家女孩男孩，最好不要走得太前，不要太有侵略性，于是才有了后来当时得令的杨千嬅、容祖儿，就算是歌神陈奕迅都跟巨星魅力与叛逆文化扯不上关系。以梅艳芳为代表的那个系谱，渐渐走进历史，在梅艳芳逝世之后更正式寿终正寝。我们失去的何止梅艳芳？我们失去的是一个派别，一股风潮，一个充满创造性与包容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