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武山县地下党组织建立“两面政权”、掌握“两面武装”开展统战工作的主要情况

　　来源：县委党史办 作者： 审核：张吉林 时间：2018-12-14

　　解放前武山县地下党组织建立“两面政权”、掌握“两面武装”开展统战工作的主要情况

　　解放前，武山地下党在甘工委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斗争的同时，为建立和发展“两面政权”、“两面武装”做了艰巨的斗争和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建立和发展“两面政权”，主要是通过在进步的伪乡镇和保甲人员中发展地下党员建立统战关系，和委派地下党员利用合法选举等形式，担任乡镇长和保甲长的办法，将国民党基层政权掌握在地下党组织手中，使其成为有利于地下党组织的“两面政权”，为开展地下斗争创造有利的政治条件。

　　建立和发展“两面武装”，是地下党组织在中共甘工委领导下，以农村为重点，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广泛开展武装游击活动的同时，在城市国民党地方武装团队中着手建立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并逐步把一些国民党地方武装控制和掌握在地下党组织手中，使其成为 “两面武装”，并为开展地下斗争和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武山发挥积极作用。

　　一、县自卫大队——县唯一武装力量为地下党所用

　　1945年，王廷杰结交了本村人王天甫后，在县城有了获取和传递信息的唯一据点。经王天甫介绍，与伪县政府各方面人士开始广交朋友，先后结识了伪参议长杨承德、伪国民党县党支部书记张伯范、中学校长杨承天、县上公称“第二县长”的某自卫大队大队副潘元鼎（国民党原营长）、建设科长麻建立（百泉麻坪人）和教育科长康钧安（百泉石砱村人）。同时，有意积极与国民党失意军人联系，以失意军官同病相连的处境，利用这些人对现状的不满，广议时局国事，通过各种办法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并根据他们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考验，把一些可靠人先后发展为共产党员。如赵西武、杨荣贤、令海荣、韩耀武、李中尉、王宪章、王守宪、王干臣、任济舟、王武烈等。在发展党员壮大组织的基础上，地下党组织根据国民党在县上的军事设置，用拉出来、打进去的办法，掌握和控制国民党武装，为党的地下工作大开绿灯，为解放武山举行起义奠定了基础。

　　1947年初，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需要，中共武山支部设法安排杨荣贤当了县自卫队大队的中队长。半年之后，又派韩耀武当上了中队长，这是当时县上唯一的武装力量。

　　1948年，甘肃师管区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师管区三团在武山建置补充二营。地下党借此机会，通过各种关系，派赵西武进去当了营长。接着又派令海荣当了连长，李中尉、王宪章当了排长。在补充二营成立了党支部，赵西武任书记。通过赵西武的努力，到临解放时，补充营支部的党员人数发展到30多人，5个连长中3个是党员，部分排、班长也是党员，该营事实上被地下党所控制（约500多人，150多支枪）。

　　县自卫大队共有160人、 130支步枪和2挺机枪。副大队长陶行之由赵西武培养介绍入党，2个中队长韩耀武、令发廷都是党员，部分分队长和机枪班长也是党员。该自卫大队也成立了党支部，韩耀武任支部书记。因而县自卫大队也被地下党所控制。另外在县警察局的30名警察中，先前发展了2名党员，地下党组织派张子祥进入警察局后，成立了3人党支部，也基本为党所掌握。

　　二、夺取乡镇政权

　　地下党在做好补充二营、县自卫大队和警察局的工作的同时，还在几个乡镇也加强了相关工作。地下党员王桢担任了马力镇伪镇长（解放前夕，王桢、何三元（党员）带领游击队在高楼乡大档沟阻击溃军中，不幸牺牲）。将杨荣贤从县自卫大队安插到马力镇自卫队任队副。地下党员宋发春担任了鸳鸯镇伪镇长。地下党员周国璋任韩川乡自卫队队副。当时乡镇自卫队长职务都由乡、镇长兼任。因此，马力、鸳鸯镇各10多条枪和韩川乡几条枪，为党所掌握。

　　在乡、镇政权和军事未被地下党掌握的地区，通过当地党支部的工作，一方面把地下党员派进去担任部分保长，另一方面用交朋友的方法，鼓励和支持他们进行“三抗”（抗粮、抗捐、抗夫），使伪政府的要粮、要款、要丁的任务落空。龙泉乡大坪头村是王廷杰的家乡，是武山地下党活动的中心，高健君、余凯、郭化如、万良才等党的领导人和游击队经常在此往来集结、居住、开会议事。为了保证党组织活动的安全，经地下党员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后，推选地下党员王国英为本村保长，地下党员王守宪当了保干事，领导群众开展“三抗”活动，在对敌斗争、了解敌情、掌握政权、保卫群众利益、维护党的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四门镇伪镇长是四门地下党支部书记关耀汉的哥哥，兄弟俩虽然由于人生观不同而不和，但在党的地下工作任务繁重、时间紧迫的形势下，关耀汉以党的利益为重，主动上门谈心，动员他哥哥以下乡催粮、拉夫为名逃到外地，使四门镇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四门群众未被拉去一兵一夫，粮款也基本未缴。人民群众在战乱之年，虽不能安居乐业，但却避免了额外的负担。

　　三、采取的其它策略

　　武山地下党在建立“两面政权”、“两面武装”和开展统战工作方面，实事求是的采取了多种策略。

　　一是杀鸡给猴看。为了打破特务罗网，游击队处死宋虎成后，震慑了大部分不愿当死硬分子、为国民党尽忠尽孝的人。地下党决定枪毙极度仇视革命活动、为国民党诚恳孝忠的保甲长徐广智，徐虽然得以逃脱，但也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使大部分伪保甲长不敢轻举妄动、为非作歹了。

　　二是以牙还牙。四门支部党员汪海珍，在发展党员时由于培养不成熟，认人不慎，介绍高步荣入了党，结果高向伪镇公所进行告密，使党组织面临被破坏的危险。紧急关头，经请示县工委负责同志，决定以牙还牙，由关耀汉当面向高步荣揭穿告密之事，并进行旁敲侧击，告知道听途说要承担的责任、后果，警告高步荣尽快向镇公所否认所告密的事。事后，高步荣立即去汪应吉面前否定了自己的说法，加之当时党组织隐蔽得好，此事便不了了之。

　　1949年，韩川乡伪乡长令望向县伪参议长李俊彦告密，说王廷杰是共产党，在北山一带组织游击队。一次，王武烈进城找伪县长柴庆荣，柴提及‘有人说王廷杰是异党分子，在北山组织游击队’。王武烈回答说：“王廷杰是和我一样的旧军人，组织游击队的事是我布置的，高专员有密令，要我组织一些退伍军人，搞一点枪，以对付共产党”。柴听了只好一笑了之。之后，伪县长柴庆荣给赵西武说：“有人怀疑王廷杰是异党分子，请来领教……”。赵西武严厉地回答：“原来县座是对着我追查共产党，要问异党分子，本人便是，王廷杰算得了什么？”一席话弄得柴张口结舌，不知所措，只好腆着脸说：“请保密，我秋毫不犯”。从此，柴对赵很器重，往来频繁，在许多方面还帮了忙。在保护银行财产上，柴多次签发以假顶真的函件，蒙蔽了众人耳目，特别是顶住了伪警察局长汪承业和马鸿奎部的接兵营长赵学成的讹诈，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保证了银行财产安全。

　　三是巧施“挖心计”，分化瓦解。随着形势的改变，地下党组织运用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打击个别顽固派的政策，积极开展转化工作。对个别思想保守、意志动摇、决心不大、等待观望者，深入开展思想攻势，以身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为由，通过“反间记”，促使他们向党靠拢。1948年冬，地下党洛门支部书记王干臣见王武烈的态度不明，意向不定，便心生一计，提了一篮梨子送给警察局长汪承业，并告知是王营长（王武烈）送的。倒出梨子时，发现篮底放有“约法八章”。为此，汪就认定王武烈是共产党，将此事说给赵西武（不知赵是共产党），赵西武又告诉了王廷杰。王廷杰抓住这一时机，就去给王武烈说：“汪承业要干掉你”，也告知了事情的经过，王武烈感到很惊恐，一番思虑后也明白了事非曲直，坚定了投靠地下党的思想和意志。以后，王武烈就利用旧属关系，以保卫地方的名义，寻找高增级（伪专员）和王治岐（伪军长）索要枪枝弹药，虽被拒绝，但高增级却回复了王武烈一封密信。王把信的详细情况汇报党组织，地下党组织便借用这封信的名义，公开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康冠五原是王治岐部下，曾任团长，后因犯嫌，被马步芳军法处审讯，幸得当时军法官庇护，保全了性命，最后免职回家。康在王治岐路过武山时，曾劝说王起义，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王却留下步枪30支、机枪3挺、手榴弹10枚，以后在武山起义中，康冠五又亲自参与策划和组织，对促成这次起义起了一定的作用。

　　地下党也和伪警察局邓世安建立了秘密关系，邓世安曾多次向王廷杰、赵西武转递有关重要情报。

　　武山地下党自始至终重视情报工作，为使消息灵通、情报准确，通过兄弟关系，将伪政府电台台长杨永寿培养发展为地下党员，王廷杰和赵西武就通过杨永寿传递特别重要的情报。

　　由于地下党组织一直重视和狠抓了统战方面的工作，一是确实起到了分化瓦解敌人堡垒的目的；二是武山的基本军事武装和部分乡镇政权为地下党组织掌握和控制；三是及时了解和掌握情报，特别是了解和掌握国民党顽固派对地下党的态度、打算和要采取的手段，适时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四是有效的迷惑了敌人，使顽固派无法弄清地下党组织的真实情况，因此，几年中武山地下党始终没有发生重大问题。（县委党史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