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那点事（六）：张九龄，自古岭南第一人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萧嵩和韩休罢相后，唐玄宗李隆基任命张九龄为中书侍郎，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并同平章事。
张九龄，韶州曲江（今广东曲江县）人，岭南第一名相，唐朝著名的诗人，千古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即出自此人之手。
张九龄并非出身门阀世家，祖上也做过官，但都是些小官，比如他的父亲张弘愈，一辈子只做到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级别正九品。这样的干部现在听起来还不错，但在唐朝，在长安官员，即使是低级官员眼里，啥也不是。
因此张九龄能够发达，靠的是自己。史书称他“幼聪慧，善属文”。十三岁那年，张九龄把自己的文章拿给当时的广州刺史王方庆看，王方庆大加赞赏，说：“此子前途无量。”长安二年（702年），二十五岁的张九龄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为著名诗人沈佺期。沈佺期看过张同学的作文后，狠狠表扬了一番，然后给了个最高分。
纵然才华横溢，但出身寒族，生于荒僻的岭南，张九龄还是时时感叹知音难觅。他写了一首诗《浈阳峡》，以物言志：“惜此生遐远，谁知造化心。”可不久，他就觅到了此生最好的知音，也是他的贵人张说。长安三年（703年），张说因得罪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被流放岭南，路过韶州，读张九龄文章，为之倾倒，称其为“后出词人之冠”。
开元九年（721年），张说拜相；十一年，张九龄被提拔为中书舍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起草诏书。以张九龄的才华，每天在皇帝跟前混，想不出人头地都难。何况，他还得到宰相张说的大力提携。
可不幸的是，泰山封禅之后，张说被宇文融等人弹劾，丢了宰相职位。依附于张说的张九龄被贬出朝廷，先后做过刺史、都督、按察使等职。
张说罢相后，仍然主管集贤院（原来的丽正书院）。他多次向李隆基推荐张九龄，说他可以作为决策顾问。开元十八年，张说去世，李隆基想起他的话，于是把张九龄召回朝，封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这样，张九龄继张说之后，成了文坛领袖。
李隆基一代风流天子，通晓音律，非常欣赏张九龄的才华，称赞他的文章是“有唐以来，名公弗如也”，并说就算自己终身以他为师，也难学其一二。
除文章外，让李隆其为之倾倒的还有张九龄的风度。
张九龄虽然出身寒门，但长得玉树临风，举手投足间很有贵族气派，被认为是唐朝最有风度的一位宰相。唐朝官员上班时间比较早，五点多就得去早朝。官员们为了不迟到，半夜就得起床。起得早了难免犯困，所以许多人早朝时精神不太好。张九龄是个例外，不管睡得多晚，起得多早，他都是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更难得的是，即使在家闲坐，张九龄也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为了保持整洁端庄，他还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发明。当时大臣们上朝，都要带着笏板。这个东西长约2尺6寸，宽约3寸，虽然光滑贵重，却不便携带。以前文武大臣们出门上朝，都是把笏板往腰里一别，就跟乡野村夫插烟袋一样。张九龄觉得如此装束很煞风景，便命人做了一个精致的笏囊，每次上朝，都把笏板装进笏囊里，然后让仆人捧在手里，在后边跟随，他只管仰首挺胸地走。唐玄宗对他的做法很赞赏，笏囊便一下子风行起来，成为一种时尚。
几年以后，唐玄宗免了张九龄的宰相，将他贬到外地当刺史，但每逢宰相推荐官员，他都会情不自禁地问一句：“风度得如张九龄否？”
毫不夸张的说，张九龄是盛唐文坛、官坛的一颗明星，而皇帝李隆基是他的粉丝。加上张九龄秉公守则，能力出众，自然成为李隆基心中首席宰相的不二人选。
与张九龄不同的是，裴耀卿出身河东名门望族——裴氏。唐玄宗之所以选拔他为宰相，是希望他整顿漕运。
关中物产丰饶，战略上易守难攻，所以隋、唐两朝均把都城设在了长安。但关中地区又存在天然的劣势。由于是都城所在，人多地少，粮食供应不足一直是影响京师形势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深深困扰着隋、唐两朝中央政府。
有人会问，既然关中缺粮，把其他地方的粮食运来不就行了？问题是关中平原之东是黄河，南边是秦岭和大巴山，隔断了关中通往河北、南方的道路，漕运十分艰难，运费高，运输规模也受到限制。原来的漕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安经常缺粮的局面。于是每逢水灾、旱灾，关中发生饥荒，皇帝就会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就食”。这种情况从隋文帝开始，直到唐玄宗李隆基，几乎每位皇帝都遇到过。他们被百姓戏称为“逐粮天子”。
唐朝初期，高祖和太宗皇帝都比较节俭，官员也不多，粮食消耗较少，每年不过二十万石，漕运工作相对比较简单。到了唐玄宗时期，官僚队伍庞大，西北战事频繁，国用渐广，所需转运的粮食是唐初数倍，原来的漕运越来越无法满足京师需要。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关中秋雨连绵，庄稼成片成片地烂在地里。粮食歉收，饥荒骤起。为了不跟饥馑的百姓抢饭吃，唐玄宗只得再次带领百官，离开长安，到东都洛阳去找饭吃。
这是他第五次当“逐粮天子”了。每次“逐粮”之行，对这个享受盛世梦华的风流天子来说，都是脸面难堪的事。这一次，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解决关中的粮荒问题，彻底甩掉“逐粮天子”的帽子。
李隆基找来京兆尹裴耀卿，问他解决关中粮荒的对策。
其实，早在开元十八年，时任宣州刺史的裴耀卿就曾上书李隆基，指出漕运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那几年，关中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李隆基没有把裴耀卿的上书放在心上。现在，火烧眉毛，他终于想到了裴耀卿的建议。
裴耀卿再向李隆基上了一篇奏章，提出改革漕运的主张。李隆基认为裴耀卿的主张很好。正好当年年底，萧嵩、韩休罢相，李隆基立即提拔他为黄门侍郎，同章事，让他负责漕运改革，然后带着文武百官到东都要饭去了。
要了解裴耀卿的漕运改革，我们先来看一看原来的漕运线路。
从唐朝开始，江淮一带已经成为全国主要粮产区之一。从江淮运送粮食等物资到长安的路线图是：先走水路，从长江到淮河、汴河、黄河，进入洛水运送到洛阳的含嘉仓；然后从洛阳含嘉仓以陆运方式运送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再从陕州用船经黄河入渭水运至长安。
洛阳至陕州三百里路程，之所以采取陆运，是因为这一带黄河河道艰险，特别是三门峡一段，河道两岸壁立千仞，水流湍急，舟楫难行，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黄河天险，运输船根本无法通过。
原来的漕运方式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南段运输，即从江淮至洛阳段水运，运输船通行时间少，滞留时间长。运输船一般在每年二月到达扬州，四月后才能通过淮河进入汴河。此时，正值枯水季节，汴河水浅，船只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六七月到达黄河口时，又正值黄河涨水，运输船不得不再次停下来，等河水退后才能溯河而上进入洛水。这样处处停留，每条船一年只能运输一次，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运送的物资也容易被盗，发生损耗。二是江淮一带的船工不熟悉黄河水情，容易发生事故。如果聘请当地水手，又增加了成本。三是洛阳至陕州段陆运成本高，耗时长，运输量有限。
针对这些问题，裴耀卿进行了改革，他的改革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第一，把长运改为节级转运；第二，将陕洛段运输由陆运改为水运。具体做法是：在河口（古汴河入黄河处）设立转运站，转运站东设置河阴仓，转运站西设置柏崖仓。江淮船工只需将粮食等物资运送至河阴仓，不需进入黄河。朝廷雇人将物资从河阴仓用船沿黄河、洛水运至含嘉仓。在三门峡东设立集津仓，三门峡西设立盐仓，凿山开道十八里，避开三门天险。从含嘉仓用船将物资运至集津仓，再改走十八里陆运至盐仓，然后从盐仓用船经黄河入渭水运至长安。
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大获成功，三年运粮七百万石，基本满足了长安的粮食需求，而且节省运费三十万缗。自开元二十四年（736）从洛阳回长安之后，李隆基再未去洛阳，结束了“逐粮天子”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