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这并非新年试笔，因为只要我还活着，我的笔就不会停止。上周，收到一本朋友的赠书，即我下面将要谈的《种子的信念》。起初，我只打算翻翻，看完，却打算主动为它写一篇书评。于是，我先花了半天的时间去英文网站上查找有关此书的资料，将重要的部分译出；又用一天的时间整理中文资料。然后，我开始正式动笔，一直写到今天凌晨，终于全部完成，一共不到4000字。

　　 但一般的报刊都把书评文字限制在每篇1200字左右，我只好把此文另外缩减成1200多字，交给朋友。我想，凡是喜欢梭罗的读者，总愿意对他的了解更多一些。所以，我要把这篇4000字左右的原稿在网上贴出，请朋友们批评。

　　 这篇文字虽是书评，却并非不负责任的广告。有些内容于书评无太直接的关系，不好在里面写，对读者却有讲出来的必要。所以，我要把自己的几点阅读发现先写在这里，告诉朋友们：

　　 1.这部北京燕山出版社的《种子的信念》，其实包括梭罗的两部遗作，一为《种子的信念》，一为《野果》（中译本翻译作《野果札记》，但书名的原文只是Wild Fruits。）这一点，书中未能交待，非常可惜。

　　 2.扉页的梭罗照片，将他的出生年代印作1818年，但一般文学史上都写作1817年。

　　 3.中文版中称此书在梭罗逝世150多年后出版，并不确切。梭罗死于1862年，从2005年算起，也不过143年。

　　 4.序文中又称此书的写作年代早于《瓦尔登湖》，似乎也不确，具体论证见后面的书评正文。序文中又称梭罗“1850年之后”，加入波士顿博物学会成为会员。这个说法似乎也不确。将《种子的信念》等二书整理出版的美国《梭罗协会公报》的编辑、北卡罗莱纳州大学的迪安教授（Bradley Dean），在他的一篇论《野果》写作经过的长文《Thoreau's Rediscovered Last Manuscript》中说，梭罗加入波士顿博物学会的时间是1850年12月，而非“1850年之后”。而且，梭罗在学会中的职务并非会员，而通讯员（corresponding member）。

　　 5.美国原版的《种子的信念》和《野果》都请艺术家绘制了相当精致的插图，中文版中的插图应该就是采自原版，印刷效果也不错，但很多图片都没有文字说明，不知原著是否如此。

　　 6.中文版是16开本，字体淡绿色，很符合此书的情调，如果字体颜色更深一些就更好了，因为对于眼睛不好的人来说，在灯下阅读有一点吃力，而这种书又最适合在夜阑人静时独自品味。

　　 7.该书将柳树的雌雄花朵分别印在书的左右两页上，设计颇见匠心。书后有植物名称汉英对照表和计量单位对照表，查阅起来非常方便。

　　 8.译文中含有大量的“于是乎”和很多不必要的“儿”字，不但带有一种台湾习气，还让读者在阅读时被迫发出卷舌音。对我这样的北方人来说，读任何儿话音都不在话下，南方读者大概就会感到为难了。除这两点之外，译文还是很可读的。不过，我还是怀疑这译文来自台湾。

　　 14:53 06-1-1肖毛

　　 给种子一个机会

　　 ——评美国作家梭罗的植物学巨著《种子的信念》

　　 （《种子的信念》，[美]亨利·梭罗著，孙晶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定价26元）

　　 “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

　　 ——R·卡逊《寂静的春天》

　　 1

　　 很多中国人都喜欢用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自然，对于大自然的基本创造物——种子，我们往往采取更为实用的态度，只看重其食用、药用或观赏价值，对它们的生命价值却很少留意。比起来，我们的小孩子反而比成人更懂得种子的价值。当凤仙花或是酢浆草的种子第一次从孩子的触摸下弹射出去，他们仅仅是觉得有趣；当他们知道，每一粒弹开的种子都有可能获得新生，便会对种子的聪明和执著产生一种深深的敬意，而成人却多半只把它看作一种并不出奇的自然现象而已。

　　 但我对种子的敬爱却始终不曾失去。每逢夏秋时节，我总要在城市里四处寻访各种植物的种子，如同探望久违的老友。在烟尘与汽油味齐飞的大街，目送蒲公英的银色小伞悠悠飘散，就会对种子及其母亲——大自然——产生敬爱之情。

　　 与大树相比，种子微不足道，却是自然的化身，生命延续的保证。但立交桥和高楼却总是忙着瓜分土地，既不肯给大自然多留一点孕育生命的机会，也无心为在钢筋水泥之下哭泣的种子低唱挽歌。

　　 可是，剥夺种子的生机，就等于毁灭自然的馈赠，最后必将遭受自然的惩罚。人类的文明化程度越高，我们越能痛苦地认识到这一点。也许，这就是美国作家、博物学家梭罗的植物学巨著《种子的信念》近年走红的原因。

　　 2

　　 梭罗的散文巨著《瓦尔登湖》早已在我们心中开辟出一个永远宁静的绿色港湾，但很多读者大概还是对《种子的信念》感到有些陌生，因为它本是梭罗晚年写成的一部遗稿，1993年才由美国《梭罗协会公报》的编辑、北卡罗莱纳州大学的迪安教授整理出版。梭罗的手稿多数由铅笔写成，这一部也不例外，百余年的沧桑更让它模糊难辨，迪安教授用复印机将其放大150倍，仔细辨别，才整理成书。1999年，迪安教授又将另一部梭罗至去世时仍未完成的手稿《野果》整理出版。2005年12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将这它们合二为一，翻译出版，统名为《种子的信念》，让我们看到了梭罗的另一半。

　　 其实，梭罗很早就和博物学结下了情缘。1837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就在中学里教过博物学。1850年末，梭罗被选为波士顿博物学协会的通讯员，他对博物学专著的写作尝试，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据迪安教授等美国学者介绍，梭罗的《种子的信念》与《野果》的创作资料，都是从1850年左右一点点陆续积累起来的。1859秋，梭罗开始正式写作《野果》，但直到他1862年逝世时仍未完稿。

　　 在《种子的信念》的正文中，梭罗将1860年称为“今年”，可见该书的正式写作时间应晚于《野果》。而《种子的信念》中文版序言中却认为“《种子的信念》的写作年代早于《瓦尔登湖》”，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梭罗1845年开始陆续积累《瓦尔登湖》的创作资料，在1854年首次出版的《瓦尔登湖》中，梭罗将1852年看作“现在”，又提到了1854年，可见它的正式写作时间为1852年，到1854年完稿。而《种子的信念》等二书的创作资料是从1850年左右开始，直到1859年末才正式写作。显然，《瓦尔登湖》的“写作年代”和成书时间都晚于《种子的信念》等二书。

　　 3

　　 当然，在读到《种子的信念》等二书之前，一般读者最关心的，大概还是它们的内容与一般的博物学著作有何区别，以及它们与《瓦尔登湖》的前后依承关系。

　　 近几年来，《昆虫记》、《塞尔彭自然史》、《夏日走过山间》、《沙郡年记》等西方博物学著作，曾先后引起国内读者的注意。《毛诗草木疏》、《南方草木状》、《野菜谱》、《本草纲目》等中国古代博物专著，《花木鱼虫丛谈》（叶灵凤）、《群芳新谱》、《花与文学》等今人创作的科普小品集，也都拥有各自的读者群。

　　 就我的感觉，以上诸书都无法代替《种子的信念》，因为它既不像一般的西方博物学著作，以观察、思考和研究为主；也不像中国的古今博物学著作，往往偏于简单的叙述，或者猎奇和记趣。

　　 梭罗的博览群书和散文家的妙笔，更让《种子的信念》等二书显得异彩纷呈。它们没有《瓦尔登湖》那样强烈的思辩色彩，也没有疾风骤雨式的讥讽和浓得化不开的激情，却像雨后彩虹般恬静，闪烁着光彩。在这里，梭罗有如一位历尽沧桑的智者，平静地向我们述说着他的观察。有时，他会随兴抒情，升华出一朵思想的火花，但不等你细细回味，便又娓娓地叙述下去。有时，他会从荷马、普林尼、达尔文、伊夫林等文学家、博物学者的著作中信手采撷一粒智慧的种子，汇入他的种子世界，彼此验证。

　　 与《瓦尔登湖》对比，两者不但有一脉相承的思想，也有前后继承的关系。比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曾说，“水果的美味和它那本质的部分”无法“装上车子运到市场”。在《野果》中，梭罗则进一步指出，人类“无法把更美好的果实或是果实中的更美好的部分商业化”，还用自己亲自采摘野果的事实来论证这一点。又如，梭罗曾在《瓦尔登湖》中说，“如果更审慎地选择自己追逐的职业，所有的人也许都愿意主要做学生兼观察家，因为两者的性质和命运对所有的人都一样地饶有兴味。”而在《种子的信念》等二书中，梭罗不但是自然的学生和观察家，更是自然的真正朋友。

　　 《瓦尔登湖》是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反思和东方文明的吸收，既有对自然的抒情，又有对社会的抵抗，时而深情款款，时而嘻笑怒骂，心情比较矛盾，并未达到化境。

　　 《种子的信念》等二书，则是梭罗一生思想的升华和总结。此时，梭罗对社会的批评已退居其次，如何使人类与自然具有一种和谐的关系，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如果说，《瓦尔登湖》的终极目地是个体完善，《种子的信念》的终极目地则是追求人类的完善，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大情怀，眼光和境界都更为高远。

　　 4

　　 《种子的信念》共分八部分，采自梭罗历年的观察笔记。他从中“选取最重要的内容”，“顺其自然”地记录了多种草木的种子在美国新英格兰诸州的传播、繁衍情况。读着这些记录，我们仿佛也随梭罗一起，一次次从他的家乡康科德城出发，踏遍一百多年前的新英格兰诸州，翻阅着种子日历的每一页：

　　 5月，绿色的榆钱漫天飞洒，粉色的红枫种子风中婆娑；6月，白枫的种子风行水走，如一群群绿色的飞蛾；7月，越橘的种子凭着醇美的气味，搭乘众鸟的空中快车；8月，蓟草的种子扶摇直上，远游他乡；9月，五针松的种子乘风翱翔，奔向梦想；10月，白桦的种子踏雪而行，寻访希望……

　　 但梭罗的观察绝不仅止于种子本身。只要多读几页，你就可以在书中遇到一位身手敏捷的“小飞侠”——松鼠。它不是负责在好莱坞动画片中活跃气氛的滑稽角色，而是一位无言的实干家。一次，梭罗曾满怀雄心，想要与松鼠比赛采摘松果，结果却自愧不如，恨不得与“一窝松鼠签约”。但是，通过观察松鼠、樱桃鸟等以种子为食的鸟兽，他却发现了这样的事实：“在消耗树种的同时，动物们也被迫充当了传播者和种植者的角色，这是它付给大自然的税款。”

　　 在达尔文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大量类似的实地考察，梭罗一点点地发现，种子“注定要飞翔”，松鼠、樱桃鸟等则“被迫充当”种子“传播者和种植者的角色”。这样，在大自然的安排下，种子和风、水、鸟兽之间便产生了和谐的关系，生命也得以“在死亡环绕之下”不断延续。既如此，人类就该学习自然的包容和创新，认识种子的重要性，如过分干预和破坏自然，必将受到它的惩罚，将来“被迫像所有古老国家的人们一样去植树造林”。

　　 5

　　 周作人在《药堂杂文·中国的思想问题》中说：“人……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地，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有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说是《种子的信念》等二书的思想，因为梭罗与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不同，虽然也讲求身体力行，却从未把大自然当作神来膜拜，只想与大自然圆满相处，从中寻找和谐的生存道德。

　　 梭罗始终认为，人类是自然的居民，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惟有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和学习，才能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得到健康的发展。梭罗一生都在按此思想行事和著书，《种子的信念》可以说是梭罗对这种思想的最完美总结。

　　 如果再往远看，梭罗的思想与老庄的“无为而治”也有共通之处。但是，从《瓦尔登湖》来看，虽然梭罗读了一些孔孟著作和印度古代哲学著作的英译本，甚至以自己的著作影响了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托尔斯泰，对中国的道家思想似乎却没有涉猎过，因而未能体会到生命与静止的关系，像许多西方学者那样，更注意的是生命与运动的关系，甚至在《种子的信念》一书中这样宣言：

　　 “所以说，大自然精打细算。在她的安排下，最衣衫褴褛，最游手好闲的懒汉或乞丐都能派上某种用场，只要他能不停地游来荡去。”

　　 另外，由于梭罗所处的时代科技不如现在发达，在《种子的信念》一书中还有一些保守的地方。比如，梭罗不相信“为一个古埃及人陪葬的种子”可以长出小麦，认为种子最多也就能“保持几个世纪”。可是，中国却有1200年前的睡莲种子发芽的事情，以色列人更曾经让2000年前的海枣种子发芽，这是梭罗当年没有想到的。

　　 几十年前，R·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曾经在美国掀起了一场环保革命；如今，梭罗这两部“新作”，必将在科学界和文学界同时掀起一场更为广泛的革命，因为它们同时闪烁着艺术和思想的火花，有如一块纯净的水晶，折射出多种异彩。

　　 给种子一个机会，给生命一个机会。不管以后怎样，正如梭罗所言，“只要我们不是一口气吹散整个苍穹，我们的守护神就永远不会抛弃我们”。虽然生存现状仍然让人担忧，种子的信念却不会消亡。在土地渐瘦，绿色转稀的都市，读一读梭罗的这本书，如同啜饮一杯上好的铁观音，既可唇齿留香，又会在心头升起绿色的希望。

　　 2005年12月29日～2006年1月1日13:45 肖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