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历史回顾:名捕”原来是这样炼成的
法制历史回顾:名捕”原来是这样炼成的
序言：捕快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职业，“四大名捕”之类的说法常见于国产古装剧。回归历史，一名真实的古代捕快，要如何才能成为“名捕”？捕快出现于明清。在维护地方基层治安方面，历代建立有不同的缉盗制度。秦汉时期，基层设有“乡”和“亭”，乡中的“游徼”、亭里的“亭长”，都负责维持治安。游徼是县的属吏，巡视乡里；亭长则在辖区内，带领亭佐、亭卒等“以禁盗贼”。在唐代，分管司法的县尉，及其下属的“不良人”（或称“捉不良”），负责维持治安。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的主人公张小敬，即曾是管理万年县不良人的“不良帅”。
宋代在县尉之外，增设“巡检”，负责治安巡逻。北宋中后期，巡检数量不断增多，往往一个县就有六七十名。当时，县尉的下属是“弓手”，巡检则统领厢军、土兵。“四大名捕”的故事被温瑞安设定在宋代，其实那时衙门里还没有捕快这个名词。所谓“捕快”，是捕役和快手这两种衙役（做衙役是古代的一种徭役，理论上的期限是3年）的合称，其中快手又包括配备马匹的“马快”和徒步公干的“步快”。按照日本学者整理的《六部名词注解》的说法，捕役是“捕拿盗匪之官役”，快手乃“动手擒贼之官役”，职能上差别不大。
捕快的待遇很差。清代衙役种类繁多。其中，快手、捕役等被列为“贱民”，他们自己及子孙都不准参加科举或获取官衔。充当捕役者，通常是一无所有的贫民，及有意改邪归正的盗贼，受到士绅、百姓的歧视。清代官员何耿绳说：“捕快一项, 在各役内最为卑贱，充斯役者，大率皆穷极无聊之辈，例给工食，为数无多，不足以为养赡。”曾任县令的杨懿说：“各役之中，狡猾至捕役一项尽矣，当斯矣者皆属下贱，非多年积贼，则远方无赖。”这些话，充分说明了捕快地位的低下。
捕役、步快的年薪很少，通常在白银6两左右；马快需饲养马匹，工资稍高，最多也不过白银12两。由于地方政府没有专门用于捕盗的经费，州县官员往往不得不自己给捕快发放补贴（每年约数百两），一方面帮他们解决生计问题，另一方面拿来报销给线人的奖励、押送犯人的差旅费等。这些补贴通常仅够捕役、快手们勉强糊口。按照规定，马快和步快的主要工作是外勤，在督抚衙门负责传递公文、催办公务；在州县衙门则要下乡催缴税款。遇有案件，快手要负责传唤嫌疑人、证人等，并协同捕役押解犯人。相比之下，捕役的职责更加明确，主要就是治安巡逻和缉捕盗贼。
州县官员为让捕役尽职办事，给他们制定了种种规范。比如，当过平湖县令的刘默园曾订立规则，要求涉案金额在20两以下的盗窃案，捕役必须在一月内侦破，逾期受罚；相应的，捕役破获不同级别的盗窃案，能拿到8~24千文的奖赏。如果某捕役辖区内，一年都没有发生盗窃案，那么他将能得到“银十两、细布袍褂料二件，并赏花红”。州县官恩威并施，一些捕役不得不“尽心办案”。清人陆长春《香饮楼宾谈》中记有一则“顾捕役”的故事。说是江苏武进接连有富户被盗，县令将捕役的妻儿收押入狱，命他们限期破案。顾捕役怀疑是“庄氏三虎”所为，但没有证据。当天晚上，他偷偷进到庄家，伏于暗处，发现仆人们靠着一口棺材，脸上充满笑容，毫无悲伤之意。
第二天，顾捕役假扮乞丐，再次来到庄家，打听死者身份，仆人说是庄氏兄弟的叔叔。顾捕役向邻居求证，得知庄家半月前确实有一名老人去世，但早已入土。顾捕役判断，那口棺材定有问题，于是向县令请兵，搜查庄家。县令亲自带兵赶到，顾捕役要求开馆察验。开棺后，人们看到里面确实躺着一名白发老者。庄氏兄弟随即发难，一起上前殴打顾捕役。顾捕役坚持认为尸体可疑，趁乱摸向衣衾，发现下面藏满金银。经过审讯，庄氏兄弟招认，那些金银即是赃物。故事中的顾捕役，在家人被县令抓为人质的情况下，先是夜探匪穴，再是假扮乞丐，最后破案立功，算得上有勇有谋。
不过，这种捕役，是少之又少的。通贼才能当“名捕”。大多数档案、笔记中出现的捕役，都和贪赃枉法相联系。首先，捕役靠敲诈勒索敛财。捕役奉命捉贼前，往往要向事主索取酒食、路费，案件如果没破，事主就不免蒙受双重损失。很多捕役还会选择乡中曾有前科的富户，先诬陷他们形迹可疑，再诈取钱财；富户要是拒绝，就会被扭送衙门，屈打成招。其次，捕役时常贪墨赃物。清代法律规定，抓获盗贼后，州县官员要命几名捕役共同起获赃物。捕役们或者借起赃为名，随意闯入百姓家中，翻箱倒柜，搜刮民财；或者不等事主认领，就先行瓜分赃物，致使赃物“缴官者不过十之二三，余俱干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捕役和盗贼沆瀣一气。嘉庆年间的官员卓秉恬说，“捕役藉盗贼以渔利，盗贼仗捕役为护符”；同治年间，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也发现，“捕役之能干者，强半通贼，本不愿于破案”。捕役为了交差，往往抓百姓充数，《老残游记》里就说，曹州“各县捕快捉来的强盗，不是老实乡民，就是被强盗胁了去看守骡马的人。”
在清代，有能力的捕役往往对境内贼情了如指掌。雍正帝的宠臣田文镜曾上奏说，“独捕役一项，较他役为最黠，原系积年惯盗改恶复良，则充为捕……彼其平素，原与贼通，贼之窝线，彼无不知；贼之风声，彼无不晓……且彼既为捕役，则临邑、邻府、邻省之捕役，亦无不声应气求，彼此照应……各能暗地通知，禀官关会。即贼之去向下落，知者必告……此所以捕役缉贼如探囊取物……”大意是，在各类衙役中，捕役最为狡猾。他们原本都是盗贼，后来改邪归正，当了捕役，自然了解本地贼窝所在。同时，捕役不免和相邻地区的同行互通消息，往往能轻易获知盗贼的下落。这就是为什么捕役捉贼像探囊取物一样简单。
捕役有此人脉，一方面固然便于捉贼破案，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和盗贼勾结。嘉庆年间，有官员上奏，称山东捕役和盗贼狼狈为奸，“平日分赃，临时送信”。对捕役来说，勾结盗贼是成为“名捕”的必备能力。文学家袁枚在多地任过县令，他曾一语道破“名捕”真相——“彼养盗者，名捕也。能养之，必能擒之。今能充捕者，乞丐类也。不能养盗，而盗亦不屑供养之。”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名捕要有保护盗贼的能力，这样需要立功时，就能立刻把他们捉拿归案。如果充当捕役的都是乞丐之流，就不可能和盗贼建立联系。
捕役与盗贼蛇鼠一家，是时人的共识。为改善此种弊政，一些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曾国藩在他写的《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中提了一个办法，“嗣后各州县，皆宜厚养捕役，工食之外，另给月薪，恣其所为”，同时设立严格的奖惩措施，希望通过“大利在前，峻法在后”，督促捕役尽职工作。刘衡曾在广东四会、四川巴县等多地任知县，被誉为“刘青天”。他在《庸吏庸言》中提过一个让百姓代替捕役的建议——“愚以为弥盗之道，用捕不如使民自捕，盖捕与贼近，贼之踪迹捕知之；民亦与贼近，贼之行径民亦微窥之，然捕甘贼之利，故匿之惟恐不深；民苦贼之害，除之惟恐不尽，则与其使捕捕贼，似不如听民捕贼，且许其送贼……”刘衡的意思是说，之所以让捕役捉贼，是因为他们接近盗贼；百姓通过秘密窥探，也同样能获知盗贼的藏身之处。捕役出于个人利益，惟恐盗贼被人发现；百姓不同，他们受到盗贼的直接伤害，除贼之心坚决。因此，鼓励百姓捉贼的效果会比任用捕役更好。曾国藩所提办法，很多州县都有实行，因不能遏制捕役谋求私利的贪念，效果不佳。刘衡的建议更不具可操作性，捉贼毕竟是一件极为专业，且危险的事，普通百姓很难胜任。“与盗贼勾结才能成为名捕”这类制度性问题，直到清末也未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