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神奇校长”詹大年:“不少学生讲过,毕业出去要杀了我!”

对谈“神奇校长”詹大年:“不少学生讲过,毕业出去要杀了我!”

孩子上学,如同受难?

讽刺吗?

写这篇文章的我,从小是传统评价标准定义的好学生,听话守纪,成绩优异,但却无比害怕上学。

印象里,几乎没有一个上学的早晨,心里不是充满紧张和恐惧的。

因为学校就意味着严格的约束,无尽的作业、考试、排名,以及但凡有一点差错就将面临的批评、惩罚乃至“公开处刑”。

小时候,似乎我所有的精力都用于“自保”了,拼命做一个好学生以自保。

长大后我在想,作为好学生尚且如此,那么“差生”们又经历了什么?

我在所就读的学校,亲眼见过老师把作业没完成的女生揪着头发拖出座位,连人带桌扔出教室;

亲眼见过男生因考试错了一道填空题被罚站一中午,不准吃饭;

亲眼见过班主任在讲台上批作业,批一本丢一本,一边丢一边骂,全班孩子趴在地上捡……

这些画面,成为终生的噩梦。

30多岁时说起这些事,我出身农村的朋友听了万分惊讶:“我以为就我们小地方这样,你们大城市不一样……”

我们苦涩地发现,原来一个样。

我不知道基于单一评价标准和严苛管理的教育,让多少孩子成了满心伤痕、成年以后回想起来还是瑟瑟发抖的人。

其实那可能算不上教育,只是接连发生、持续十几年的恐吓。

带着切身体会和关于教育的诘问,我从网上联系了一位从教41年的资深校长,他叫詹大年。

对谈“神奇校长”詹大年:“不少学生讲过,毕业出去要杀了我!”

詹大年|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上学都像受难?詹大年直言不讳:

在以应试成绩为核心评价标准的教育大环境中,太多学校都在靠“择优生,赶差生”求生存、求利益、求荣誉。

表面上说“一切为了学生”,其实根本没有将孩子放在教育的主体地位上。

教育成了制造,孩子成了工具。

这样的真相,未必没人发现,只是鲜少有人捅破,更鲜少有人敢于放弃既得利益做出变革。

詹大年有胆。

此人18岁师范毕业当老师,26岁当校长,38岁放弃编制和稳定收入“出走”,身上连充足的路费都没带,却立誓去做“没有恐惧的教育”。

2011年8月,他在昆明以东50多公里的宜良县,创办了专门接收不适应传统教育的“问题孩子”的学校——丑小鸭中学。

这个校名的寓意,明眼人一看便知:丑小鸭是被误解的白天鹅,在詹大年眼中,“问题孩子”就是被误解的白天鹅。

詹大年坚信,孩子们“早恋”、网瘾、厌学、逆反,一身毛病,却不是天生坏种,只是过去在学校和家庭遭受了太多伤害。他说:

如何对待“问题孩子”,检验着教育者的良心——良心好的,看到“问题孩子”心疼,良心坏的,看到“问题孩子”头痛。

11年来,从丑小鸭中学走出了2000多名学生,他们无一例外,来的时候对学校、老师、家长充满敌意;也少有例外,走的时候对詹大年和丑小鸭依依不舍,念念不忘。

一年校园“春晚”,有个环节是每个孩子都可以说自己的新年愿望,没想到孩子们呼啦啦扑上来抱住詹大年:“我们最大的心愿是要校长当爹!”

詹大年又感动又高兴,后来真的在自己名片上印“问题孩子他爹”。

2022年8月,我与尹建莉父母学堂的几个同事,不远千里从北京赶往宜良,就为亲眼见见这位詹大年。

身材高大,爱笑,说起啥事都直指本质又云淡风轻,整个人内在空间很宽敞、很放松,是我对他的印象。

对谈“神奇校长”詹大年:“不少学生讲过,毕业出去要杀了我!”

本文作者与詹大年校长在昆明丑小鸭中学

围绕他如何看教育,如何做教育,我们进行了以下对话。

教育到底是干什么的?

学堂:

丑小鸭中学和其他学校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詹大年:

目标追求不同。

其他大部分学校,追求的是升学率。

丑小鸭中学追求的是孩子恢复正常的生命状态。

学堂:

什么是正常的生命状态?

詹大年:

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正常学习,正常交往。

学堂:

所以,来您这里的孩子,最初是连这些最基本的“正常”都做不到的?

詹大年:

的确都是人家认为“不好教”的孩子,所谓的“问题孩子”。

去年下半学期做过一次统计:家长承认孩子在医院被诊断过抑郁且服药无效的,在我们学校就占到了74%。

这些孩子不是智商情商低,也不是不努力——

抑郁恰恰是努力之后的躺平。

为什么躺平呢?因为他怎么努力都还是达不到老师家长设定的标准。

举个例子:

一对父母在一所名校工作,孩子也在这所名校上学,成绩是重点班的前十名,父母还不知足,发愁地问我:“孩子的成绩老在前十名‘徘徊’,该怎么办?”

面对要求这么高的家长,孩子能不抑郁吗?

假设这样一个孩子,为了表达抗议,在家里和妈妈发生了冲突,那么他一定会被扣上“叛逆”“不孝”的帽子。

可是我想问,一个人摔杯子,是跟杯子过不去吗?他是跟自己过不去。

孩子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行为,都缘于他的情绪找不到出口,他看不到出路,你说孩子可不可怜嘛?!

学堂:

是不适宜生长的环境给孩子带来了抑郁。

詹大年:

评价孩子的标准非常单一,就是学习成绩。

这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从孩子到成人,都有目标,没方向。

学生的目标就是高考考上名校,但这个目标实现以后干什么呢?不知道。

贪官的目标就是做官做到几级,但他的人生方向是什么呢?不知道。

学堂: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说的“目标”和“方向”的区别?

学生只知道考清华北大,就像贪官只想着升官发财一样。

这些目标来自社会世俗价值观的渗透和父母的灌输,而不是一个人从自由探索和独立思考中得出的。

很少有人发自内心地对一件事情感兴趣,遵从兴趣和个性去想“我这辈子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活出什么样的生命”。

詹大年:

对。

学堂:

这样的话,当他很努力地达到一个外界灌输的目标以后,就会突然不知道该干什么。

詹大年:

而且,只有目标没有方向的人,一旦目标达不到,就很容易自卑、退缩。

有方向的人却能不屈不挠。

世界上很多科学家、艺术家是有方向的。

没听说过哪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以获得诺贝尔奖为目标,去进行科研、创作的,他们只是走在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上,功成名就都是“不小心”发生的。

目标是线段,而方向是射线。射线只有一个端点,它永远是向前的。

学堂:

我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孩子因为考试成绩的起伏,抑郁乃至自杀。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长远的对自己生命的看法,所以特别容易为眼下到底考了95分还是98分而痛苦纠结。

教育在这件事中起了很坏的作用。

孩子们有目标、没方向,折射的是教育者认知的局限。

如果你只想培养一个有目标的人,你可以给他灌输“考100分”“上名牌大学”,但如果你想培养一个有方向的人,培养思路不是这样的。

詹大年:

对。

那种仅仅为了成绩、为了升学的教育,我认为不是教育,只是“制造”。

教育的价值是使人更加自由,更加好玩。

人为什么看书?因为看书是自由地跟书对话。

人为什么画画?因为画画是自由地表达自己。

教育到底是干什么的?

教育应该是让人在他自己的方向上自由地行走,这个行走很有力量。

对谈“神奇校长”詹大年:“不少学生讲过,毕业出去要杀了我!”

“教育是让人自由地行走”

被忽视的自由意志

学堂:

您刚才讲的内容当中,浮现了一个很核心的议题:

教育到底要忽视和消灭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还是不断鼓励个体去发展他的自由意志。

给孩子规定目标——“必须学好数理化”“必须考上清华北大”“毕业以后挣大钱”,等等——是完全忽视孩子的自由意志的,只是像制造物品那样,预先设定好各项指标,然后把材料倒进模具里压。

詹大年:

这样制造出来的人,他要找好工作是为什么?就是为了多拿钱。

从这个逻辑来看,什么是好工作?钱又多又轻松的就是好工作。大家是不是都这么理解?

那么人在其中干什么呢?人不就是在拿钱吗?像个工具一样,甚至可以被工具替代,因为他不思创造也不能创造。

学堂:

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孩子都觉得学习异常痛苦。

当教育沦为制造,把孩子当成达成指标的工具,孩子势必丧失学习的主体地位,沦为被动角色。

就像很多上班族,总觉得自己是被迫去打工的,所以每天上班都在算计怎么摸鱼,混到工资。

今天上学如上坟的孩子,就是明天上班如上坟的大人。

詹大年:

这就不是生活了,只是生存。

一个人在生存的路上,永远是痛苦的。

我们整个的系统设计,一直在把人往生存的路上赶,而不是让人真正地去生活、去享受创造。

学堂:

系统设计的理念,会体现到所有具体的教育场景中。

詹大年:

对,比如写作文,首要要求竟是不得少于800字。

本来写作应该是一种有感而发——我想表达自己,表达完了,舒服了,就不写了,怎么开头、怎么结尾也是我的事。

可应试作文都规定了套路,这个套路把创造的能量套死了。

为什么很多孩子不会写作文,不爱写作文?

因为他不能自由地写。

孩子没有自主发挥的空间,就不会有成就感。

学堂:

就像很多孩子不爱学习,家长抱怨“天天得我逼着他,不督促作业就不写”。

是孩子觉得学习没意思,反正一切都有标准答案,只有给出标准答案才是对的,其他答案都是错的,而错的答案,是没有分的。

你不停给孩子这样的反馈,他就会知道“原来我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没有价值”。

詹大年:

我昨天看到一个家长,用默写、抄写、背诵,把孩子一天的时间都灌满了。

我就想,默写、抄写、背诵本身能带来创造吗?

我儿子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叫他抄写,他把三支笔绑在一起,一次就能写三个字。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这才叫创造。

我早年还教过一个学生,英语不行,但喜欢打篮球。

我问他为什么不爱学英语?他说英语老师凶,经常罚学生抄写,错一个就要抄一本。

孩子们抄完了,老师得把作业本收上来啊,其实收上来老师也不看,就丢到床底下。

我这个学生干嘛呢,他把老师床底下人家抄过的作业本都偷出来,卖给同学。

他说“你一毛七买个新本子还要抄,现在我一毛钱卖给你一本抄好的”。

后来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就要开除他,我知道了,跟老师说:“不要开除。第一,你这个老师做的确实不对,叫孩子抄那么多干嘛呢?第二,这孩子挺有头脑的嘛。”

后来这个孩子考上了大学,在一个国有大企业做了董事长,成为中国桥梁建设中很有贡献的人。

他告诉我,他的造桥技术,可以把工程时间缩短2/3,把工程造价减掉1/3。

学堂:

听上去他在桥梁建设中的创造,和他小时候偷作业本、帮同学节约时间的效果异曲同工啊。

詹大年:

是啊。

当初,是他的语文老师生孩子,我去代课,和他认识的。

他特别喜欢我上课,两节作文课,他总是上完第一节就跟我说:“詹老师,下一节课我不想上了,想去打篮球。”

我说:“那作文怎么办?你没写嘛。”

他说:“我用嘴巴讲,现在讲给你听。”

我说:“可以呀,那你讲嘛。”

讲完他就打篮球去了。

对谈“神奇校长”詹大年:“不少学生讲过,毕业出去要杀了我!”

丑小鸭中学教室内景

学堂:

我发现您当老师和别人思路很不一样。

同样一件事,老师给孩子留了很多重复性作业,孩子没有做,别的老师会很生气,责备孩子不用功,然后加倍惩罚孩子。

社会主流价值观会认为这样的老师很好,对学生严格要求,认真负责,完全是学生有问题,调皮捣蛋,偷奸耍滑。

您的评价和处理方式却完全相反,认为老师在用重复性的作业浪费孩子的时间。您还支持孩子去做他感兴趣的事,不会说他旷课去打球是玩物丧志、没出息。

我想,如果按照一般老师的处理方式,这个孩子会被贴上“坏学生”“问题孩子”的标签,甚至被赶出学校。

而用您近乎“纵容”的方式处理,事实证明,孩子后来发展得很好。

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

詹大年:

我觉得,首先分辨在教育活动中主体是谁——这个问题很重要。

如果主体是孩子,那么孩子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的时候,说明你的教育是成功的。

孩子的状态不是最好的状态,你吼他骂他,罚他抄作业,让他很痛苦,根本不想理你,那么你的教育注定失败。

所以,关注孩子这个主体的生命状态,才是最重要的。

学生为什么特别喜欢我上课?

因为我上课是不留作业的。家庭作业、假期作业,基本没有。

对“复习巩固”这个概念,我一直是怀疑的。

如果一个孩子用复习巩固的时间去玩,去获取新的信息、接触新的知识,他加工信息的思维能力就会更强,他就更能判断信息的价值,这多有意思呢!

如果成天是复习、抄写、复习、抄写,他有时间去思考、去判断吗?这不是伤害生命吗?

文学常识、生词新字,我都直接告诉学生,这些东西考试时会占十几分,如果你们想成绩好,就自己背,你不背不关我的事啊。

我从来不管他们,背就背,不背就算了。

我的学生就有时间去阅读、去写作,一学期写七八十篇甚至上百篇作文,写得停不下来。

语文,只有作文才是创造嘛!抄什么抄?浪费时间!

我自己的女儿,初中的时候语文满分120分,她经常能考过100分。

我问:“那十几分扣在哪了?”

她说:“就是文学常识啊、默写啊这些。”

我说:“这些那么简单,为什么反而扣分呢?”

她说:“就是简单才扣分嘛。”

我说:“为什么不背一下呢?”

她说:“爸爸,你知道背这些东西要花多少时间吗?有这个时间,我可以看多少本小说。”

我说:“你是对的。知道选择,知道放弃,知道做什么效率是最高的,什么是自己最需要、最喜欢的,什么才可以滋养自己。”

人不懂得滋养自己,活着没意思。

学堂:

您的视角跟一般的老师家长真不一样。

大家看到孩子竟然因为简单的抄写背诵题扣分,都会痛心疾首,把孩子痛批一顿,觉得这分丢得太冤了。

您却坚信孩子知道什么是对他最好的,鼓励他去自主选择,去取舍。

这里面最根本的不同点是,您更看重孩子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志的发展。

而一般的老师家长会固执在自己的想法里,看重孩子是不是听话。

詹大年:

他们给孩子的学习生活画了框框,给孩子的生命画了框框,一旦孩子超越了框框,他们就觉得不舒服。

就像拿着画好的图纸来养花,一旦花长得不符合图纸就剪掉,如果这还不行,就把整盆花换掉,不尊重生命本来的样子。

让孩子在既定的框框里成长,能有个性化的生命吗?

所以我对女儿说:“那些抄写背诵的题目做对了,除了拿来吹牛,没有多大价值。你的选择是对的,你得到的成绩就是爸爸认为的最好的成绩。”

她牺牲了很小、很简单的东西,获得了更多、更重要的东西,这个交换太有意思了,不聪明的人是做不出来的。

对谈“神奇校长”詹大年:“不少学生讲过,毕业出去要杀了我!”

詹大年与学生在课堂上

太自由,会不会没规矩?

学堂:

什么是好老师?

很多人的评价标准是,能把学生管得服服帖帖,考试成绩搞得高,课堂纪律整齐划一,就是一切都在规范当中。

詹大年:

这是大一统的封建意识的审美。

生命是活生生水灵灵的。

任何一个生命体的追求都是自由。

一个人,只要他不伤害他人,幸福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能做的事,多姿多彩地活着,为什么不行呢?

学堂:

可学校是个集体,集体总需要规则吧?

詹大年:

规则应该是对大家都有利,大家慢慢在生活中协商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校长在办公室自己写出来的各种规矩。

守护集体的规则,就是守护个人的利益。

你今天晚上什么时候睡觉,这本来是你自己的事,只是因为寝室里还有其他人,才需要有关于睡觉的规则。

你不想睡,躺在床上想问题、看书都可以,但你不能出声影响别人。

我们学校可能没有人知道校长的规矩是什么,类似这样的寝室公约、教室公约、食堂公约,都是孩子们自己制定,写在墙上的,而且可以修改。

还有很多不成文的约定,比如有人过生日怎么办,同学之间打架了怎么办,有人迟到了怎么办。

我们学校的孩子商量出的规则是,谁违反了公约就做几个俯卧撑,帮同学叠次被子,给大家买买奶茶、棒棒糖,或者仅仅向大家说句“对不起”就完了。

孩子们感到很轻松,而且都有种守护规则的幸福感。

校长、老师,谈规则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搞清楚,规则跟孩子到底是什么关系?

规则应该是保护所有与规则相关的人的。

发挥学生的主体价值,让学生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守护者、受益者。

学堂:

在我的印象里,很多学校的规则和处罚措施是很严厉的。

例如每天早上都有值班员站在校门口记迟到,哪个孩子迟到了,会给他的班级扣分,然后大喇叭广播通报,接下来是年级组长批评班主任,班主任当着全班批评迟到的孩子,让这个孩子去教室外面罚站两小时,说不定还要请家长。

处罚都是带有公开羞辱性质的,会让孩子心里充满紧张、恐惧和羞耻,完全不像您刚才讲的,像做游戏似的。

詹大年:

这种处罚本身就在破坏规则。

一个同学迟到了,跟全班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扣全班的分呢?显然,目的就是让迟到的孩子成为众矢之的,让全班同学跟他对立。

这不明摆着是对孩子的伤害吗?

这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吗?

让孩子在教室外面站两个小时,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你的目的是让他不迟到,那你先得询问他迟到的原因啊,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老师能不能帮你呢?

我第二年教书的时候,有个孩子经常迟到,还每天一到教室就睡觉,成绩很差。一些老师批评他,他更不想学习了。

我就去调查原因。

原来这个孩子爸爸妈妈都是盲人,家里六个孩子,穷得吃不上穿不上。两个哥哥分家出去单过了,他就成了老大,每天早上要煮饭、照顾弟弟妹妹,下午回去要干农活、做家务,劳动强度那么大,还吃不饱睡不饱,课堂是他唯一可以休息的地方。

我觉得孩子太可怜了,就说“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他家里农活做不完,我就星期天带着同学去帮他做。

后来他在我的课堂上双眼就放光了,作文写得很好,现在成了企业家。

那一年我19岁。

很多人讲起怎么批评学生、怎么处罚学生,都是从教师的利益出发——你影响了我的业绩,我就要搞你,而不是站在孩子的角度,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孩子。

学堂:

除了违反纪律,孩子成绩不佳,也会被公开羞辱。

老师会说你拉低了我们全班的平均分,挑动全班同学看不起他、排挤他。

这个孩子实际上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您认为这类现象普遍存在,核心原因是什么?

詹大年:

核心还是利益问题。

你是站在维护学生利益的立场,还是维护老师个人利益的立场?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会培养出很多自私的孩子?因为教育者本身处理问题的时候就是很自私的。

孩子的感知能力特别强,他在你手下的时候不敢讲你的不好,因为害怕处罚,毕业以后回忆起来,哪个老师好、哪个老师不好,心里是很清楚的。

什么是好老师?

对学生好的老师,才是好老师。

学生犯错,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知道错,另一种是明知故犯。

不知道错的,你平和地告诉他就好了。

明知故犯的,不可怕也不可恶,他一定是心里存着委屈,想通过犯错来表示“我也是有本事的人”,挑战一下权威,表达自己的存在。

如果孩子是明知故犯,你该做的是询问他事情的根源,帮他解开心结。否则你越处分他,他心里会越恨、越堵,一旦有爆发点就不可收拾。

我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是刚恢复高考不久,班里最小的同学15岁,最大的已经30多岁了,新来的班主任是个女老师,才20多岁。

老师比学生还年轻,学生自然不服管,心里都想“你会有什么本事啊”,班里乱得一塌糊涂。

那个年代学校不许谈恋爱,有个30多岁的男同学明知故犯了,班主任不得不找他。

男同学不服气地说:“你看你20多岁,经常牵着一个3岁的孩子,一看就是你儿子嘛。你20多岁可以生孩子,那老子30多岁了为啥不能谈恋爱?”

我们班主任就很简单地说了两句话:“第一,我没有叫你不谈恋爱,是学校叫你不谈恋爱;第二,如果你现在谈恋爱结婚,你养得起老婆孩子吗?”

她说得很实在,完全是站在那个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

男同学一下子就想,“对呀,我养不起老婆孩子,谈什么呀”。

那个年代学校也不许跳舞,没想到我们班主任偷偷把男生女生都带到她宿舍楼顶上,教我们跳交谊舞。

学校知道要骂死的啊!大家开心得要命。

那时候还经常饿肚子,老师就叫我们星期天到她家去,拿出一片地来,让我们自己种红薯自己吃。

我们喜欢她喜欢得不得了。

本来我们是全校最差的一个班,半个学期就被她带成最好的一个班。

她为什么能做到?因为她是根据学生的需求去设计所有的教育的。

她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我的这位老师,名字叫戴国智,后来也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

对谈“神奇校长”詹大年:“不少学生讲过,毕业出去要杀了我!”

“对学生好的老师,才是好老师”

学堂:

我发现您讲到的好老师,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跟学生的关系搞得特别好。

詹大年:

好的关系,才是好的教育。

学堂:

您给丑小鸭中学写的宣传语叫“帮助不想上学的孩子”,我看了有点疑惑:

既然送到您这里的孩子都是不想上学的,就说明他们都带着对学校、老师的抵触、痛恨。

您这里也是所学校啊,孩子们怎么会愿意待下来呢?

詹大年:

这还是看你能否尊重孩子的生命主体性。

当孩子发现他的主体性会得到尊重,他的生命价值可以在这里放光的时候,他就会主动发生变化。

师生关系只是一段时间内的关系,抛开师生关系,我们就是两个平等的主体,你也是生命,我也是生命。

主动还是被动,只取决于一件事——主体就主动,客体就被动。

学堂:

就是说,在您看来,在以前的学校,孩子一直被当成客体,所以才不愿意主动上学。

詹大年:

是的。

所以我写“帮助”不想上学的孩子,而不是“改变”不想上学的孩子。

“帮助”和“改变”完全是两个概念,“帮助”的意思是,你是主体,你需要我了,我才来帮助你;而“改变”却是,我是主体,你是客体,你不行,所以我要改掉你。

教育中,我从来不用“改变”这两个字。

刚来丑小鸭的孩子抵触学校,在校园里面跑的、喊的、躺地上不起来的都有,目的无非是试探你会不会伤害他。

躺就躺嘛,只要确保孩子是安全的,我就允许他。同学也会陪着他,跟他聊天,给他送吃的。

躺几天他觉得“大家对我那么好,我一直这么躺着也不好看”,就起来了。

所有极端、叛逆的表现方式,都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当他发现他用正常的方式,存在感就很好,甚至更好,他就会选择正常的方式。

真的没有坏孩子。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说,人都有五层需求,自下而上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和爱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孩子的行为都是为了寻求需求的满足。比如:

一个孩子不愿意听课,可能只是他当时饿了,你就尊重他的需求,先让他去吃点饭嘛,不要给他上纲上线。

一个孩子闹情绪,你就问问他遇到什么了,他就会讲了。他不讲也没关系,让他休息一下,或者去哪里放松一下,他就感觉到很温暖,没有人跟他对立,他马上就会反思“我到底怎么了”。

如果你跟他对立,处罚他,他不会反思了,只会生气,认为你这个人无情,恨你。

当你把孩子当主体看,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他,你看孩子的时候脑子里先想的不是规则、道德这些东西,而是先想人有哪些基本的需求,你就会意识到:

孩子不是故意针对你、跟你对着干,他就是有一些需求没有满足,那你能帮助他就帮助他,不能帮助他就保护他嘛。

对谈“神奇校长”詹大年:“不少学生讲过,毕业出去要杀了我!”

“不能帮助他,就保护他”

学堂:

您认为体恤孩子是对孩子好,可很多老师会认为批评孩子、惩罚孩子才是为孩子好。

詹大年:

那他是在催眠自己,他没有真的去看事实——他其实不是为了孩子好,他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或者利益。

你承不承认孩子才是教育的主体,教育应该为孩子服务?

如果你承认这一点,那你就得看你是不是真的站在孩子的角度在考虑问题,你说你是为了孩子好,孩子怎么觉得?他能不能接受你为他好的方式?

还是你只是为了彰显你自己?

有的老师来找我炫耀,说他责骂了孩子之后,孩子马上去写了检讨,而且检讨写得很好,念的时候都哭了。

我说:“这有什么好高兴的?孩子真的想写检讨吗?他马上去写,只是因为他知道交了检讨就可以回家吃饭,此时此刻他的需求不是检讨,而是马上离开你。”

朱永新老师讲,做好老师很简单,就经常想两句话:

第一,假如我是孩子;第二,假如是我的孩子。

假如我是孩子,你今天这样对我,我愿意接受吗?

假如是我的孩子,我会允许你这样对待他吗?

禁不住学生骂的老师太脆弱

学堂:

丑小鸭接收的都是别的学校不愿教、教不了的学生,我想,说漂亮话容易,但真的接住这么多青春期孩子抛出来的一个个非常具体的挑战,不是那么容易的吧?

詹大年:

今年春节期间,一个20多岁的男孩回到学校看我——人长得很帅,是个汽车销售公司的经理,毕业10多年了。

他刚来读初一的时候,带领全班同学把骂我的话写在纸上,一人写一句,都签上名交给我。

他是这样写的:“詹大年,你算个男人吗?你算个人吗?你把我们关在这里,老子毕业出去以后,第一时间找个炸弹把你跟学校一起炸了!”

我看到以后感到很好笑,把纸收起来,没有找他。

他到现在都很纳闷,“詹校长为什么没有找过我,后来还把我送到了好的高中,帮助我考上大学”?

还有一个女孩子,来的时候15岁,已经跟男朋友同居了。她妈妈怕她吸毒,把她送过来的。

孩子来后第二天就写了一封长信交给我:“詹大年,你妈了个X!……”

我看到信就笑笑,个把月都没找她,见到她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她心想,“这个校长收到信了吗?怎么没有动静?讲也不讲、骂也不骂,我这信白写了嘛”!

她就来找我说:“詹校,把我上次写的信还给我算了。”

我说:“还给你干什么?”

她说:“我搞错了嘛。”

我说:“你没错。

第一,你写信的时候肯定评估过,写信骂校长是没事的,你是高度信任我才写的。

第二,你以最好的方式解决了最大的问题。

当时你跟男朋友住在一起很温暖,却被校长‘关进这里’,是校长不对嘛。

你心里不平衡,肯定要挑战一下——挑战校长是最爽的嘛。

现在你看,你发泄完了心里舒服了,阳光开朗了,你也没出什么事,我也没出什么事,你也划算,我也划算。你要不写信,跳楼了怎么办?”

她说:“校长你真的好玩得很!”

学堂:

我要听哭了。

您处理每一件事都是从孩子这个主体出发。

首先考虑孩子的心情,而不是“他怎么侮辱我?我一定要报复他”!

詹大年:

有的老师看到学生辱骂我的信,忿忿不平,说“这是侮辱校长”。

我说:“这是屁话!詹大年有这么脆弱吗?我一个50多岁的人的尊严是一个小孩子可以侮辱的吗?他可能是侮辱我,但他没有侮辱到我,这有什么关系呢?”

学堂:

当一个孩子对一个成年人表现出攻击性行为时,一般的成年人会立刻报复回去,而且觉得自己非常有理——是孩子有错在先,我才会惩罚他、报复他。

但在您看来,这样的成年人太脆弱。

詹大年:

是的,说明他内心充满恐惧。

一个15岁的孩子写封信给你,你怕什么呢?如果你怕,说明你做了很多亏心事。

不少孩子一开始讲过,出去要杀了我,最后没有一个来杀我,毕业以后都对我好得不得了,有什么事情搞不定了还会打电话给我。

学堂:

您的学生,有什么苦恼或需要什么帮助,会直接跟校长说,不需要采取极端的行为去表达自己。

相反,我们看到很多教育悲剧——好好的孩子突然就跳楼了,老师家长竟没发现任何预兆。

孩子是宁可死也不愿向老师家长求助,因为平时的不被尊重、不被理解已经让他绝望了。

詹大年:

就是绝望。

否则正常人不会没事去死。

学堂:

按说老师家长应该是最值得孩子信任的人,为什么他们却失去了孩子的信任呢?

詹大年:

因为他们在教育中剥夺了孩子表达的权力和自由。

本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可以以任何方式,可是教育者让孩子必须按他们的要求、做成他们喜欢的样子。

这不是表达,是表演嘛!

一个人如果能把他想说的表达出来,他就不会那么痛苦。

前提是他的表达不会被指责,他不必因为表达而恐惧。

对谈“神奇校长”詹大年:“不少学生讲过,毕业出去要杀了我!”

过火把节,詹大年被学生们抹了个大花脸

“问题孩子”背后的家庭,

都缺2样东西

学堂:

根据您多年的经验,出现叛逆、厌学等行为表现的“问题孩子”,他们的家庭有没有一些共性的特点?

詹大年:

实际上,有问题的家庭遍地都是,本质就两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是,家庭的功能已经缺失了。

什么意思呢?

房子、车子、父母、孩子,这些是家庭的元素,但还不是家庭的功能。

就像泡茶,茶叶、茶杯、水,都有了,但这三样东西摆在一起不是茶,一定要在冲泡过程中有机组合,才形成茶。

功能缺失的家庭往往就是家庭元素都具备,但却不具备有机组合的能力了。

比如做饭就是实现家庭功能的途径之一。

我们在家里做饭吃和去外面店里吃,同样能把肚子填饱,不同就在于,家人一起做饭,能实现合作的功能。

你们一起做饭,就必须去了解每个人的想法,一起做计划,做饭过程中就必须沟通、必须交流、必须体谅、必须包容。

去饭店吃现成的没有这种功能嘛,这种功能只有在家做饭才可能产生。

家庭还应该有休闲的功能。

你在外面不能脱光衣服,在家里就可以呀。

家里的沙发不能像办公室的沙发那么板板正正,而应该是宽宽大大,让人可以乱七八糟地坐下、随随便便地躺下的。

孩子放了学,把书包一丢,就可以懒懒地瘫在上面。

但是很多家庭连休息的功能也没有了,家长一看到孩子赖在沙发上,立刻就会数落:“像什么样子!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

孩子在学校里规规矩矩坐了一天,回到家里还要笔管条直的,这还是人吗?

家庭更应该有情感交流的功能。

现在很多父母很少跟孩子交流,一是时间都投入在工作上,早上没起呢孩子已经走了,晚上回来孩子已经睡了;二是一开口只会问孩子学习怎么样,考了第几名。

亲子之间缺乏情感基础,上来就直勾勾地问成绩,你让孩子怎么想?

成绩好嘛,还能回答两句,成绩不好嘛,孩子大气不敢出——他知道他一说出来就会挨家长骂,他只好回避和家长说话。

家庭里面应该有自由表达的功能,什么话都可以说,说什么都不必恐惧,可是很多家庭这个功能是缺失的。

“问题孩子”背后的家庭,第二大共通问题是父母人格的缺失。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这届“父母”都变成“家长”了》,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家长”跟“父母”是不同的,家长是相对学校存在的,父母才是相对孩子存在的。

很多家长是学校老师的秘书、副手甚至打手。

而父母是把孩子养大的人,看得见孩子的需求,保护孩子,没有任何条件,也不索取任何报酬。

不是孩子听话就养,不听话就不养。

很多人没有父母的人格,只剩下家长的人格。

生完孩子,事事处处对孩子提出严格的要求,向孩子收取回报,挂在嘴上的总是“我养你这么大,你为什么这样”。

这话本身就不合理嘛,他为什么这样是他的事,把他养大是你的责任和义务。

我早些天遇到一个家长,孩子上初二。

家长说:“我不想让孩子上初三了。”

我问:“为什么?”

家长说:“他不好好学习。”

我说:“家长你错了。

他好不好好上学是他的事,而送孩子读完初中是你的责任和义务。

好像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才送他,你这是推脱责任嘛。

你完全像养猪一样地养孩子,养猪的时候心里时刻在盘算它能割多少肉,卖到多少钱,养孩子也是随时在计算回报。

爸爸妈妈不是这样当的!”

家长说:“校长我知道了,我错了。”

几年前,我办公室来了一家四口,孩子上重点中学,爸爸是律师,妈妈是老师,奶奶是医生,一家子看上去光鲜亮丽,家庭关系却出现很大问题。

什么问题呢?

医生奶奶回到家还像医生,看所有人都用看病人的眼光;老师妈妈回到家还像老师,看所有人都用看学生的眼光;律师爸爸回到家还像律师,看所有人都用看罪犯的眼光。

我说,你们把工作中的人格拿到家里是不行的。

奶奶你回到家要做个慈祥的奶奶,你不是医生了,没有人找你看病;

爸爸你回到家要做个孝顺母亲的儿子,理解妻子的丈夫,包容孩子的爸爸,你不是律师了,也没有人是罪犯;

妈妈你回到家哪怕就好好做顿饭也行,你不是老师了,不要像训学生似的训了这个训那个。

他们马上就领会了。

还有一家,妈妈是企业家,孩子是爸爸带大的,跟爸爸关系很好。

爸爸突然车祸去世了,孩子很想念爸爸,妈妈又工作忙,经常不在家,孩子就一个人玩手机。

妈妈看到儿子天天玩手机很生气:“叫你搞学习你不搞,叫你不要玩手机你偏玩。”

她就把孩子的手机没收了,那么孩子就去玩电脑。

妈妈又把电脑网线扯了,孩子就去看电视。

妈妈又把电视信号掐断了,孩子只好跑到卧室睡觉。

妈妈又把孩子赶下床,孩子只能躺到沙发上,就这样在沙发上躺了7个月。

妈妈每天早上上班前放一碗饭在茶几上,晚上回来能看到这碗饭被吃掉了,除此之外母子之间再无交流。

妈妈急得问我怎么办。

我听了说:“你跟孩子的关系,只剩下一碗饭的关系了。他的生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只动物。”

实际上,孩子玩手机的本质是想要爸爸嘛,爸爸去世了,妈妈又完全不理解他,孩子太可怜了!

多少孩子每每满心期盼着妈妈回家,门开了,回来的却是个女董事长,回到家还跟开董事会似的,只会问学习,问“业绩”。

孩子在学校上了一天课,那么疲劳,回到家想被妈妈问“业绩”吗?

他希望的一定是妈妈问问他想吃什么呀,想去哪里玩——

家庭本应该做这些事情,而不是只会问孩子要成绩。

对谈“神奇校长”詹大年:“不少学生讲过,毕业出去要杀了我!”

上课可以嘻嘻哈哈

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

学堂:

也就是说,孩子出现沉迷手机等行为,本身不是问题;导致孩子出现这些行为的教育方式,才是问题。

试图把孩子本身当成问题去矫正也是无效的,唯一有效的是教育者自身做出改变。

詹大年:

是的。

孩子沉迷手机,核心是关系问题,孩子是想找关系啊。

跟我们成年人一样,没有地方玩的时候就玩手机嘛,如果我们两个人在聊天,聊得很开心,我还会玩手机吗?

手机游戏不但玩起来方便,更重要的是,在游戏里,孩子不会被指责,不会被中伤,能找到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的存在感。

如果我们塑造的家庭关系和教育环境,让孩子感觉跟人玩是充满危险的,只有跟手机玩不危险,那么简单地砸掉孩子的手机,真的没用,还可能危及孩子的生命。

怎么办?只有修复亲子关系、师生关系。

其实人与人一起玩是最好玩的,因为人是活生生的,充满变化的。

父母想要做出改变,还要注意一点——觉察你的发心。

如果你的发心是改造孩子玩手机的行为,于是假装和孩子道歉说“爸爸妈妈一定改”。

你以为你道歉了,就能让孩子放下手机,就能把孩子带出家门?孩子可能不会跟你出去玩。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你想把他带出去的目的,是你见不得他玩手机。

如果你的发心是真的意识到,你过去的严格管控或情感忽视,对孩子造成了伤害,现在真的希望孩子开心,孩子才有可能跟你出去。

学堂:

如果孩子已经完全不信任父母了,怎么办?

詹大年:

寻求第三方的帮助。

一个妈妈,职业是老师,儿子偷了她的钱打游戏,玩掉了几万块。

孩子一米七几,妈妈一米五几,孩子生气的时候曾把妈妈按在地上,母子俩完全不能沟通了。

妈妈把孩子送到我这里,5个月之后来看孩子,孩子满脸笑容地跑过去把妈妈抱起来,妈妈高兴得不得了。

学堂:

这5个月发生了什么呢?您做了什么让孩子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詹大年:

孩子妈妈也很惊讶:“我的孩子怎么会抱我呢?”

其实在我这里也没什么神奇的,就是让孩子正常地生活,自由地学习、玩耍和表达。

孩子心情好了,生命状态好了,一切就都顺过来了。

学堂:

您开始时说,丑小鸭中学追求的和其他大部分学校不一样——追求的是孩子恢复正常的生命状态。

不懂的人或许会以为,丑小鸭中学的追求比别的学校低,在我听来,丑小鸭的追求恰恰是教育的最高追求。

不过我想大部分家长还是会关心,在丑小鸭上学的孩子,还能参加中考高考吗?

詹大年:

可以啊,丑小鸭是正规的学历教育机构,只是大部分孩子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后,会选择回原籍或他原来的学校参加中考。

比如,2019年我这里只毕业了4个孩子,今年这4个孩子当中,一个上了985,一个上了211。

不是说明我教得好,只是说明:

第一,所谓的“问题孩子”,智商情商根本没问题;

第二,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只要你不去破坏他的学习力,孩子完全可以自发地学习,正常地上学。

孩子们来丑小鸭时,都是不上学的,回去以后绝大部分都继续上学了。

丑小鸭做的,只是修复孩子的生命状态。

生命状态好了,成绩提升是自然而然的。

不是作业多、补课多,孩子成绩就好,也不是孩子成绩好,生活就幸福。

对谈“神奇校长”詹大年:“不少学生讲过,毕业出去要杀了我!”

丑小鸭中学随处可见书架,幸福从自由阅读开始

好孩子是他自己的作品

学堂:

您曾说“好孩子是他自己的作品,问题孩子才是教育出来的”,如何理解这句话?

詹大年:

生命的唯一存在方式就是生长。

为什么说“好孩子是他自己的作品”?因为生命本身就具备生长性啊。

教育者的作用就两个:

第一是你别破坏他,第二才是给他适当的保护和养料。

为什么说“问题孩子是教育出来的”?因为一个生命竟然不生长,一定是教育者破坏了他的生长规律,破坏了他的生命状态。

还是那句话,教育的本质是让人更加自由——自由地生长。

学堂:

这样说的话,与其将父爱母爱塑造得“恩重如山”,不如以生命对生命的、更平等的视角去看待亲子关系。

詹大年:

是的。

有些学校举办“感恩大会”,邀请我去看。

一次,他们让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在台上说:“妈妈,你为了我,熬白了头发,你为了我,脸上爬满了皱纹,你为了我,放弃了自己如日中天的事业……”

台下,孩子妈妈和其他家长都听得哭。

学校请我作为首席专家进行点评,我说:“对不起,我就搅局了。

你们不应该哭。

你的头发,生不生孩子都会白,不是熬白的;你生不生孩子都会老,也不是因为生了孩子才长皱纹的。

头发白了,有了皱纹,反而是成长成熟的标志。

你们不能让孩子背负愧疚感!

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养孩子,你就永远做不了妈妈,你应该感恩孩子才对!”

学堂:

很多家长执着于给孩子增加课业负担,见不得孩子在休息日真正的休息,美名其曰让孩子“弯道超车”,您怎么看?

詹大年:

白天跟晚上是有界限的,今天跟明天是有界限的,家庭和学校是有界限的,工作日和休息日是有界限的。

倡导“弯道超车”的教育破坏了天地自然的界限,破坏了生命的界限。

休息跟玩耍是生命需求,你要求孩子把玩的时间拿来做作业,把休息时间拿来“弯道超车”,会造成直接的恶果——孩子就不认识生命,好像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拿来超车的。

有一天,孩子会习惯拿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健康去换取身外之物,那时你是要后悔的。

你试试连续72小时工作,不吃不睡不休息会怎么样?你的身体会不会垮掉?你连续工作72小时之后的工作效率,和正常休息了的人相比,又怎么样?

很多人把教育看成了有目的的手段,于是不择手段。

一个人的生命很有限,活到90岁、100岁不会再活的。

家长觉得别的孩子在玩,我的孩子在学习,是占了便宜,实际上却是吃了大亏。

所以在刚刚过去的暑假,我带学生们在山上玩时,发了一条小视频说:“我们在‘弯道’看风景,让别人‘超车’去吧!”

对谈“神奇校长”詹大年:“不少学生讲过,毕业出去要杀了我!”

假期应该是轻松快乐的 | 图为詹大年与教育界好友李镇西在沙漠徒步

学堂:

尹建莉老师8年前写了一篇文章,叫《儿时不竞争,长大才胜出》,核心意思就是说:

童年的任务不是向外延展,而是向内积累。

一个人内在力量强大,才能很好地把控自己,未来才有可能处理好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在人生事务中获得主动权——这才是培养竞争力的正常顺序和逻辑。

“弯道超车”的教育,无异于杀鸡取卵。

詹大年:

对。

教育的效果,是要拿孩子们长大后是否幸福来做评价的。

没有一个孩子应该以任何理由被剥夺自由生长的权力。

每个孩子都值得过上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对谈“神奇校长”詹大年:“不少学生讲过,毕业出去要杀了我!”

左起:詹大年、本文作者、尹建莉父母学堂总编辑郎世溟,在丑小鸭中学校门前合影

*2022年,尹建莉父母学堂全新推出【破界对话】栏目,旨在汇集同领域、跨领域名家、大咖、知音,碰撞观点、开拓视野、增加声量,共同感悟生命、体验成长、重写教育的常识。此文为【破界对话】栏目系列文章之一,更多好文,敬请期待。

作者介绍

小猪猪,倾听者,感受者,记录者,尹建莉父母学堂内容总监。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尹建莉父母学堂,ID:yinjianlifumuxuetang”,本文请在公众号发送“”。

你可能想看:
分享给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