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艺圈里很多人眼里，蒋雯丽是个异数。

原因很简单，女演员都是青春饭，人到中年，女演员当主演演戏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但蒋雯丽不是。她是完全相反的，让她演戏一举成名的《霸王别姬》里，她演的是小豆子妈妈。

而她最有名的，则是荧屏上的一系列的“国民妻子”的形象。

1999年的《牵手》里的知识女性夏晓雪，为家庭放弃自己事业；2004年的《中国式分手》里的林小枫，完全丧失自我、缺乏安全感，同样是放弃事业，2007年的《金婚》里的传统妻子文丽，《正阳门小女人》的饭馆老板徐慧珍，从一个新婚媳妇，演到白发苍苍，这些角色都得到了观众的喜爱与认可。

蒋雯丽

从自来水厂工人，每天看泵房的仪表，到靠舞蹈机缘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出道靠丈夫

顾长卫

引路，一部部作品铺道，成为如今的“国民妻子”，蒋雯丽出道30多年，获得近十个“影后”，女演员里的实力派。

我采访过蒋雯丽后，才得知她的成功不是偶然：所有的剧本，她都是从头看到尾，把角色台词背得滚瓜烂熟，还要做大量的表演功课，给角色写人物小传，把人物的前世今生。铺垫好，深入地理解人物，再设定表情和形体动作，揣测角色的内心，才能恰如其分地演绎出角色该有的特质与样子。

2002年开始，蒋雯丽成为艾滋病预防宣传员，已经接近8个年头了。那年主题是关爱女性，而女时尚染者在全世界的数字增加是很快的，所以希望有一位女性的宣传员。艾滋病基金会找到了蒋雯丽。

后来联合国艾滋病妇女儿童联盟在2004年成立时，聘请她作为盟员，作为中国地区的一个代表。蒋雯丽还是联合国妇女和艾滋病全球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工作也偏重于女性和儿童这方面。

顾长卫

张英：你是怎么成为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妇女儿童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爱滋病预防形象大使的？

蒋雯丽：我是2003年年初，成为中国预防艾滋病协会自费翔、濮存昕之后的第三位预防艾滋病宣传员的。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一直是希望能够做一些活动的事情，那么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种对社会对人的责任心，就希望除了做自己的事情以外，还能多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当中国预防艾滋病协会打电话让我来做这个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员，他们希望有一个女的宣传员出现，能够针对一些女性起一些作用。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于是就答应了。

当时我就想，像我这么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像我自己就不知道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传播的。一些偏远地区的人就更不知道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值得去做的事情。我与预防艾滋病协会所签的协议中没有时间限制，也就是说我将无限期地履行协议内容，整个协议不涉及任何商业行为及目的，彻底是一个活动行为。在不拍戏、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会出席一些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会议和相关活动。

我还到伦敦参加联合国举办的“女性防艾滋病全球行动”活动，成为这个运动的“女性防艾滋病全球行动”的委员，亚洲一共派出两名代表参加该活动。这次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多个委员，来自世界各国。比如像非洲就有许多国家，南非、肯尼亚，很多国家都会有代表。

我作为中国大陆的代表，还有柬埔寨、国外，好像亚洲是这么几个国家。像柬埔寨，是西哈努克亲王的孙女，她在柬埔寨是代表了这么一个年轻女性的象征，就是在柬埔寨是很有呼吁能力，大家也会很愿意听她的声音。

像国外，她去的这个人是在国外发明了“大白菜运动”… 把艾滋病不要看成洪水猛兽，它就把避孕套做成大白菜的样子，就是推广避孕套的使用。她就是有很多的创举吧，这个人，来宣传和教育这一代的国外青年。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教育和宣传。她推广这个大白菜运动，使得这一代年轻人都知道艾滋病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去预防，所以国外的艾滋病呈下降趋势。像国外，是大家知道的艾玛·汤普森, 这些成员当中一共只有两个演员，一个是我，一个是艾玛·汤普森。

顾长卫与蒋雯丽

张英：具体来说，作为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妇女儿童委员会委员，你能够做些什么工作呢？

蒋雯丽：到国外参加这个会议之前，我对作为这个委员，我完全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因为它也是刚刚成立嘛，但是在开会的过程中，它也没有具体地要求你做什么，它只是把各个国家的情况做了介绍，那我听到南非是怎么做的，国外是怎么做的，看到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像Emma Thompon,她觉得作为一个艺人，我们不一定能够像专业的人士那样去救死扶伤，但是我们就凭着一颗爱心，去帮助那些无助的人。因为你是做演员，可能在观众当中会有一些人很喜欢你，信任你，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号召力，能够用自己的影响做一些宣传，还能够对他们有一些帮助，我是这么想。

我后来看一些资料，听一些朋友的介绍，比如说像国外，那么他们当时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怎么样就能够把这个迅速下降，其实跟他们的宣传有特别大的关系。我们国家现在宣传还是处于刚刚开始，很多人，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她完全是自费的，做一些宣传资料，那么国家大力度地去宣传它，因为你只有宣传，让大家明白它的传播途径以后，对这个东西才不会感觉到那么恐惧，也知道如何去预防。

除了开会以外，我们想去看看国外社会和政府是怎么关爱这些艾滋病患者的，国外政府在Brighton设立了一个医院，免费为所有的患者看病，治疗。我们还采访了其中的一个患艾滋病15年的人，这个小伙子很愿意交流，说了很多自己的感受，他特别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将来在中国播出，中国政府能够为艾滋病人多做些事情，也希望中国的艾滋病人不要丧生信心。那个医院的环境也很好，后面有一个花园，在一个山顶上，能够看到很好的风景，一点不像是医院，而充满了家庭氛围，我们当时都把它拍下来，作为资料，带回来希望能够对国内这方面的工作有启发。

张英：看过你一张搂着一个患艾滋病的孩子的照片，你当时不害怕吗？

蒋雯丽：那组照片我们拍了三四组，有的是我和小孩手拉手的，有的是头碰头的，但基本上我都是正脸，那个小孩是背脸。我们不想让这个孩子知道这事。当时那个孩子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当时我并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是我至少心里知道我跟他这样接触是不会得艾滋病的。我们在拍照的时候，还抱着他，就是有一些亲密的动作，因为是一个7岁的孩子。

当时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因为他的母亲在一次做手术的时候，输血被感染艾滋病的。她母亲当时不知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她感染给了她的丈夫，然后两个人也不知道。血液、精液、母婴，艾滋病的传播全部过程都在这个家庭里都体现了，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生命怎么对他们如此不公。

艾滋病可怕在于它没有症状，有七年的潜伏期，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容易带给很多人，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治愈它的方法。

后来我还去了山西运城，然后去关爱一些父母得了艾滋病以后的这些孩子，其中有些是孤儿，父母都死掉了，非常惨。看了就想为他们做点事。艾滋病孤儿同样是祖国的花朵和希望，是我们的亲人。他们大多生活在贫困、恐惧、被人歧视的环境里，他们长时间忍受失去父母的痛苦，他们是最脆弱的群体，最需要社会力量和各方人士的关怀。我希望以自己的影响力，尽可能地帮助那些遭受艾滋病不幸的人们。

张英：作为中国爱滋病预防形象大使，你对这方面的工作了解吗？参与过哪些工作？

蒋雯丽：我觉得爱滋病在中国已经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十分重视，温总理亲自探访了爱滋病人；中国国家预防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立了，吴仪任主任，媒体的关注程度也在与日俱增。在河南，地方政府已经派干部驻进村里，帮助艾滋病人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我认为大力建设防治艾滋病的基础设施，也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像有些地方卖血会导致艾滋病的传播，有很多人被感染，还有就是走歪路，毒品通过针管进入血液的，所以这个也是传播艾滋病的途径，现在已经国家采取控制措施了；在性的方面，主要是靠一些宣传。还有就是宣传力度还不够大，仅仅靠我们宣传员去参加一些活动，我觉得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也是跟中国预防艾滋病协会商量，要拍一些活动策划，拍一些真正有震撼力的纪录片，能够在中央台的黄金时段里滚动播出，一方面让大家消除误解和偏见，另一方面知道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有一个正确认识，从而去预防它。

在这之前我在清华大学跟学生们讨论过艾滋病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又在王府井现场发放过安全套，因为又锻炼了一次。

我记得去曼谷去参加艾滋病大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和濮存昕一起到曼谷一个特别有名的红灯区发放安全套，因为我语言不通，我不会说泰语，我就是一直就是微笑着，然后就把安全套就给周围的人，他们就很高兴接过来。因为同行的还有国外人，他们事先已经跟他们说好了，就是说中国的明星要给他们发放避孕套，也有一些媒体在那报道。

我就提了个篮子，而且穿的是中国的旗袍，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他们有的要有的不要，有的就大把去抓这样。 挺有意思，而且他们说中国的避孕套比国外的好。国外在这方面做的就很直接，我觉得他们就把避孕套的问题就像是大白菜一样，就像家常便饭，如果你要有这种行为的话，你就使用避孕套，这是一个最后的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