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狗的老故事
有的狗主人并非恶人，可惜脑子不好使，总觉得他们家狗狗那么可爱，天底下所有人都应该宠着它，让着它，像供亲爹一样供着它。事实上，狗确实可爱，但不管多么可爱，那都是您的狗，跟他人无关，您可以供着，没资格要求别人跟您一样供着
民国的洋狗和土狗
1930年，畅销期刊《上海生活》上有一期文章写道：
“几乎是一例的，花园公馆里被养的狗都是外国种，若非西伯利亚来的大猎狗，便是法兰西来的小叭儿狗。往往常见马路上的俏女人，臂弯里搂着一匹狮狗儿，恰恰位置在颤动的双乳之间，那样温柔，那样妥帖，几乎比自己生出来的婴孩还要宝贝。
在乡镇之间，在旷野之内，点缀着若干孤村，农民为求其守夜而豢狗，吠声粗豪，身躯英武，假使此类土狗被上海的老爷太太们见了，是连吃肉都不屑的。
中国狗何以被黜？外国狗何以被珍？此无他，养狗者的心理全抱了‘远来的和尚好念经’的观念之所致。再则，一种东西的消费量愈大，则此东西的价值愈高，好像贱卖的物质一定坏，而价昂的物质一定好。
外国狗要吃牛肉，每天须花块把钱；有了虱，就得命令女佣替它洗澡；患了病，扶上汽车，驰向狗医院去诊治。像这样待遇，中国狗能不能享受呢？实则不但中国狗无此运气，就是贫穷的人满身是虱，何处洗澡？枵腹几天，何来食物？生了疾病，黄包车都坐不起，倒配上医院？所谓人不如狗，自古已然，降今于斯，变本加厉罢了。”
这篇文章简洁干练，态度明显，批判阔人崇洋媚外、养尊处优，怜悯穷人饥寒交迫、人不如狗。同时也说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有了专门的宠物医院，否则那些老爷太太的洋狗生了病，就不会“驰向狗医院去诊治”了。
警犬与军犬
1922年，北洋政府治下的青岛警察局聘请德国训犬师，开始训练中国第一批警犬，直到1930年才训练成功。
同样是1922年，北洋政府陆军少将钱锡霖在北京警察创立“警犬研究所”，该机构设在内务部警政司警官高等学校麾下，从德国聘请了两个训犬师，进口了两只已经训练好的德国牧羊犬。
1928年，继北洋军阀倒台、中央政府南迁之后，北京警官高等学校迁往南京，警犬研究所也跟着迁往南京。那时候，已有近百只本土警犬完成训练并投入使用，在侦办案件中起到了明显作用。
1933年，中国警犬训练人员陈健编写《警犬侦探密法》一书，由南京国民政府旗下的官办出版社拔提书局（“拔提”是当时对英文单词party的音译）正式出版。该书付梓时，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写序，可见警犬训练很受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拍的抗战电影，常有侵华日军训练狼狗撕咬我国军人的画面，这种画面应该是符合史实的，因为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大量训练军犬，使其成为战斗武器。
北洋时代许多军官都有留日背景，对日本军犬印象颇深，回国后也做过一些尝试。
据1922年3月《星期》杂志披露狗的故事，某军官（原文没有指明此人姓甚名谁）在浙江温州任营长一职，平日最喜欢养狗，既养土狗，也养洋狗，人们背地里都喊他“狗司令”。幕僚提建议，劝狗司令学习日本，将爱狗训成军犬。于是狗司令依葫芦画瓢，按照日本兵训狼狗的方法，扎了许多穿衣服的草人，在草人的脑袋、肚子、心口等要害部位挂生肉，让狗听从口令，扑击撕咬。
如此训练两个多月，终于训练出成果来了——战斗力最强的那条狗冲出营地，闯入居民地，一口咬掉了一个坐在木匠店门口啃烧饼的三岁小男孩的四根手指头。小男孩连痛带吓，昏了过去，他的父母紧急抢救，由于当时医学落后，没能保住手指，孩子从此终生残废。父亲怒极，追踪到那条狗，一板斧劈碎狗头，为儿子报了仇。
狗司令听说爱狗被杀，比死了亲爹都伤心，当即派亲信抓捕“凶犯”。小男孩一家幸好提前得到消息，连房子都不要了，赶紧收拾细软，远走他乡，躲掉了灾祸。
狗司令一口恶气出不来，无论如何不甘心，他打听到“凶犯”是个木匠，就抓了温州木匠协会的会长，让这个会长替“凶犯”偿命。会长百般求情，赔给狗司令一千二百块大洋，又在狗司令威逼之下，为死去的那条狗披麻戴孝，埋葬送终，才算捡回一条小命。
民国时代的养狗法令
狗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究竟行善还是作恶，其实与狗无关，关键在于养狗的人是善人还是恶人，是聪明还是混蛋，毕竟狗无法分辨人类道德的善恶，它只懂得“忠心”二字。
有的狗主人并非恶人，可惜脑子不好使，总觉得他们家狗狗那么可爱，天底下所有人都应该宠着它，让着它，像供亲爹一样供着它。事实上，狗确实可爱，但不管多么可爱，那都是您的狗，跟他人无关，您可以供着，没资格要求别人跟您一样供着。
1920年10月，《平民》上刊载一篇文章，描写了一位脑子不好使的混蛋狗主。
这位狗主是个千金小姐，本性善良，平日里连蚂蚁都不舍得踩死，瞧见花瓣落地都会伤心落泪，仿佛林黛玉再世。她养了一条狮子狗，不管去哪儿都得带着。有一回她牵着这条狗逛街，街上太挤，狗尾巴被一个进城当女佣的农村姑娘不慎踩伤。她心疼死了，甩手就给那个农村姑娘一个大耳光。
自己饲养的宠物，时间越长，感情越深，跟亲生子女差不多，甚至比子女都亲（小孩爱闹人，狗比较省心）。站在狗主人的角度想想，自家爱犬尾巴被踩，肯定会心疼，肯定会生气。可是狗主人也应该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毕竟人家并非故意，说声对不起，皆大欢喜，凭啥抬手就打人呢？更何况那是一农村姑娘，只知道狗能看家护院，未必知道你们城里人对狗有这么深的感情。
人踩伤狗，狗咬伤人，人与狗之间发生的所有矛盾，归根结底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为了减少矛盾，官方必须出面，制定一些合情合理的法令。
1929年，广州市卫生局发布了一项让现代人看了绝对感觉大快人心的公告，摘抄原文如下：
“本市市民多于夏至日宰食狗肉，历年如是，故有‘夏至狗，冇地走’之谚语。市卫生局长何炽昌狗的故事，以日来本市市民发生流行病，多由于饮食不洁所致，政府为保护市民生命幸福计，对于宰食狗肉，特于夏至日督员严行巡察，如有故违，定必拘案究办。”
旧社会广州市民到了夏至那天有吃狗肉的习俗，炎炎夏日，当街宰狗，既残忍，又容易传染疾病，故此卫生局出台禁令，派员巡察，发现夏至当天宰食狗肉者，拘捕查办。
1939年，广州处于日伪治下，当局仿照日本的养狗政策，出台《广州市畜犬管理规则》，要求市民去警察局登记所养犬只的种类、名字、毛色、性别、年龄、住址，凡是超过三个月大的狗，必须缴纳工本费一百元（应为法币），领狗牌一枚，悬挂在狗脖子上。除三个月以下的幼犬外，所有犬只上街，必须携带狗牌，否则视为野狗，警察有权随时捕捉，送警察局处置。
当时广州市警察局颁发的狗牌究竟是什么样子，笔者暂时尚未见到。倒是见过1938年伪满洲国统治下的东北地区的一枚狗牌，椭圆形，金属铸造，正面铸印“畜犬牌”三个大字，背面铸印狗牌的编号和颁发时间。
（《羊城晚报》2.10李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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