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为何“放浪形骸”？
《世说新语》记载了两则关于刘伶的事，一是：“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Z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二是：“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人我裤中？’”《晋书》记载：“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
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
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 ”’由此可见，魏晋名士的放浪形骸的确是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了。
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有的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分析。东汉中期以后，我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震惊朝野的事情：“太学清议”和“党锢之祸”。汉桓帝时，宦官把持了朝政大权，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入侵中原，致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一些太学生本着儒家思想的“兼济天下”和出于对朝政的关心聚集在京师，议论和品评朝政，想借此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促使开明政治的实施。
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太学清议”。而清议的结果是太学生领袖李膺死在狱中，并且株连五族。这就是东汉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对太学生言行的打击非常惨重。由此，他们认识到对现实的关怀，会威胁到自己的性命，但是儒家思想的立身原则又使他们不愿意任人宰割。
而后来到了魏晋时期，特别是司马氏掌权之后，朝廷更是昏庸残暴，滥杀无辜，当时许多太学生和名士都死在了司马氏的屠刀之下。越来越残酷的现实使名士内心的压抑和痛苦越变越深。所以，为了摆脱内心痛苦，他们不再谈论政治，关心时事，转而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摆脱。
所以说，一些学者认为，魏晋名士们一方面谈玄论道，以求得精 神上的解脱；一方面则在道家思想影响启发下，对生死问题有了深刻 的认识。精神上获得解脱了，参透生死了，所以便对一切事情都看得 比较豁达，也就会做出一些异于常人的放浪形骸的事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魏晋名士不是对世事不闻不问，而是通过另 一种方式来表态他们对现实的不满。
比如，魏时执掌朝政的司马昭为 他的儿子司马炎（也就是后来的晋武帝）向阮籍的女儿求婚。阮籍不 想与司马氏合作，所以便用大醉六十天来逃避。晋朝人有七月七日晒 衣服的习惯，所以阮氏贵族都命拿出绫罗绸缎来炫耀，而阮咸则只挂 出一条粗布短裤，以表示不屑“未能免俗，姑且如此”。
总之，魏晋名士的放浪形骸是在被逼无奈之后的一种逃避现实却 又不得不关注现实的复杂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