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墓碑上写着“正七品加一级”，这个加一级是什么意思？
有一位读者后台私信，说他曾祖是晚清时期的七品知县，但墓碑上却写着“加一级记录二次”的字样，问御史这是不是说他曾祖是六品衔知县？
“加一级”从字面上理解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正常都会认为加一级就是品级提高一级。实际上按照清代的制度，这种所谓的加级记录，与品级并不挂钩，说白了就是一种荣誉性的奖励。
何谓加级记录
对清史略有了解的读者应该知道，清代官制中有“议叙”这个说法。议叙是指朝廷对官员的一种通常性的奖励，就像荣誉勋章以及各种荣誉证书一样。
文官的议叙主要分为加级和记录，按规定记录以次计算，有记录一次、二次、三次之别；官员如果在记录三次的基础上，再获得一次记录，那么就晋级为加级一次。
同理，加级也是分为一次、二次、三次，这样算下来加级记录总共就有十二个等级。
加级记录只是一种奖励，与晋升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即使不对晋升起作用，加级记录本身也是官员的一种荣誉。清代时地方官出巡时，打头的牌子是“肃静”、“回避”，然后是“某某年进士、举人”、“某县正堂”。
如果有加级记录的话，最后的牌子就是“加几级记录几次”。可以看出，加级记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提升官员的身份地位。
官员如何获得加级记录
总体来说，官员获得加级记录并不难。清初时期由于连年战争土地荒芜，地方官如果督促百姓垦荒有功，按例就会获得吏部的议叙，给予记录或加级的奖励。
此外，还有如数或超数征收钱粮，缉拿重要的盗贼等，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议叙奖励。到了清中期以后，加级记录几乎成了官员的标配，诸如纂修实录、奉旨修书、承办军营、河工等办差有力者，皆可获得加级记录的奖励。
雍正朝以前，官员对加级记录并不十分看重，因为这种荣誉具有普遍性且对晋升没有任何帮助，所以有则是锦上添花，没有也无关大碍。
到了雍正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官员既然有奖励必然也会有处分，雍正之前规定，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过不能相抵。雍正三年，朝廷颁布了一道上谕：
一人之身，有功有过，一官职级，有降有加。旧例官官员降级留任，停其升转，必三年无过方准开复，降后虽有恩诏加级，不准抵消，殊非以功补过，开人自新之义。嗣后降级留任官员遇有恩诏及议叙加级，俱准以加一级抵消降一级。
这个规定出台之后，加级记录也就成了香饽饽，也从原先的荣誉性奖励转变成了一种实用性的奖励。
清代不管是京官还是地方官，也不论级别高低皇帝宠信与否，为官一生或多或少都要背上几个处分。甚至可以说，所有官员都不可能避免被处分。
不过官员所受之处分，大多是罚俸、降级留任一类的。雍正帝自从颁布了功过可相抵的政策后，就意味着加级记录可以用来抵消这些轻微的处分。这样一来，官员就必须储备足够多的加级与记录来抵消处分了。
前面提到，加级记录对晋升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也不绝对，打个比方如果知府出缺，作为应升之各官，如果年龄、才能、资历都相当的情况下，有了加级记录的官员就会优先得到吏部的推荐。
这就好比现在一样，一个大学生去公司面试，在学校、专业、能力等硬件方面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如果获得的荣誉多，那么自然就容易被录取。但这种情况毕竟不多见，所以可以忽略不计。
武职官员的议叙略有不同
同样是议叙，武职官员不称加级记录，而分为五等军功。军功的规定比较详细：如敌众我寡，攻战得获者为一等；敌兵众多，我兵略少，攻战得获者为二等；兵数相等，攻占得获者为三等；我兵众多，敌兵略少，攻占得获者为四等；我众敌寡，攻占得获者为五等。
凡获得军功的官兵，兵部都会颁给功牌。军功最为出众者，给予一等功牌加三等功牌一；一等军功给一等功牌，以此类推，至五等军功给五等功牌。
与文官议叙不同，武职官兵如果获得军功是可以直接晋升的。对此朝廷有明文规定：一二品武官有一等功牌二，三四五等功牌各一；三、四、五品官员有一等功牌三，二三四等功牌各一；六、七品官有一等功牌五，二三四等功牌各一准授一云骑尉。
乾隆时期对功牌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五等改为三等，即五品、六品、七品功牌，得到几品功牌就授予几品顶戴，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说到这里开文读者提出的问题也就解释清楚了，他的曾祖墓碑上所刻的“加一级记录二次”，就是一种荣誉奖励，品级并没有发生变化仍是正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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