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第二任妻子安娜总结自己人生: 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
1916年8月初，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攻读医科的郭沫若，为一位刚去世的朋友陈龙骥料理后事，来到东京圣路加教会医院，在这里遇到了毕业于日本仙台女校做护理工作的佐藤富子。
出身日本名门望族的佐藤富子令郭沫若一见钟情。
这时郭沫若24岁，佐藤富子22岁，都是正当青春好年华。
短短几个月中，在相隔千里的东京与冈山之间，两人书信往来40多次，最多的时候一周有5封信。文字是有力量的，没有腿，却能走进内心。
同年底，佐藤富子辞去了医院的工作，顶着家族的压力，不惜与家庭断绝关系，到冈山和郭沫若同居了。
她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我把父亲丢了，母亲丢了，国家也丢了……这是怎样悲惨的恋爱，怎样悲惨的缘分哟！”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安娜独自承担了全部家务，让郭沫若安心完成学业，为了生计，郭沫若课余在简陋的环境中拼命写作译书，补贴家用。
数年后，郭沫若译作巨著《浮士德》出版，郭沫若在首页写道：Anna：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第二页上则用德语写着：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1921年，郭沫若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女神》，在诗集中，他把安娜比做维纳斯，《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纳斯》，都是为安娜所做。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出来。”
从1916年到1937年，郭沫若与安娜共同生活了21年。21年中相亲相爱，却终未能白头偕老。两人共同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养育了四男一女。这一段时期，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也为他成为诗人、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此时在四川乐山沙湾老家郭沫若的元配张琼华，辗转从别人口中听到这个消息后，只能坚韧地抹一把泪，一如既往地孝敬着公婆。
1923年，郭沫若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后，带着安娜和刚出生的三子回国到达上海，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不久安娜因为生活拮据，语言不通，回到日本，后又来到中国，一个家庭在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之间飘摇辗转。
1925年春，郭沫若认识了徐亦定、1926年在南昌起义途中，郭沫若又认识了安琳，并与两位女子产生了感情。
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带着安琳回到上海，一同住在内山书店楼上，当时安娜带着孩子住在内山书店附近。
还有一种传说是：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并且告诉安娜郭沫若与她的感情，安娜听了后只是淡淡地说：“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介意。”
1928年2月，郭沫若受到蒋介石通缉，不得已举家离开上海，当时践行的人中就有安琳，在安娜面前，郭沫若与安琳席间异常尴尬。
据郭沫若自己写的文章回忆，安娜当时对郭沫若与安琳之间的“革命伴侣”关系了如指掌。安娜平静地问起此事，郭沫若坦率承认爱安琳。并说：“惟其爱才不结婚。”安娜望着熟睡的孩子说：“是我阻挡了你们，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会成全你们的。”
这次夫妻分别乘船回到日本后，郭沫若与安娜共同度过了较为安定的10年生活。 这10年，郭沫若在日本宪警监视下潜心研究甲骨文和中国古代史，先后出版了《十批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著作，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辉煌成就，一时名声大震，日本重臣西园寺公望慕名专门请他到自己别墅做客。
郭沫若是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界最严谨，最出成果的历史学家，没有他在日本的苦心研究，中国历史的许多证据恐怕早就灰飞烟灭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断代分期都是郭沫若首次界定；现在全世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没有一个不是从了解郭沫若开始的，可以说郭沫若是中国史学的集大成者。
安琳在郭沫若去日本后几个月，在上海与曾任黄埔军校政治科大队长的胡公冕结婚。1949年后一直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1982年离休。
1933年前后，在日本的郭沫若背着安娜在外嫖.娼，染上了性.病，并且传染给了安娜，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恳求他介绍关东地区的专家名医给予治疗。
这成为郭沫若广为人知的人生污点之一。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7月24日夜，得知蒋介石已经取消了对自己的通缉令后，在朋友的周密安排下，郭沫若离开家，次日从神户上船回国，投身抗日战争。很多文章中将这定为郭沫若抛妻弃子，事实上，实属无奈。
当时郭沫若一家已经受到日本宪兵监视，携妻带子回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郭沫若是深夜身着和服装做散步，从篱栅缺口处出走，到画家钱瘦铁处换上西服，化名大学教授杨伯勉,从神户登上加拿大邮船日本皇后号回国。
郭沫若离开时与安娜不辞而别。
安娜心中已经有所察觉，但她没问，郭沫若也没说，战乱年代这样的离别，又该从何说？
郭沫若在熟睡的安娜额前印上轻轻一吻，转身永远地离开了那个家。
安娜说：“每当我痛苦时，我被毒打时，我就会祈祷圣母，祈祷早日见郭沫若，有这个念头陪伴，一切都可以挺过去！”
恢复自由后，安娜一个人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在艰苦的岁月里顶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抚养5个儿女成长。
这年的8月和11月，安娜还给郭沫若写过两封信，之后，因为两国的交战形成隔绝状态，断了联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6年，一个日本朋友从中国返回日本，辗转找到安娜，带给安娜郭沫若的一封信和数百美元，在当时经济已经完全崩溃的日本，这笔钱实属可观。
在信中，郭沫若介绍了自己在中国的境况，包括新组建的家庭和四个孩子。
这对安娜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探访住在东京的安娜时，看到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地泣诉：“鼎堂（郭沫若）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心不甘的安娜以探访妹妹妹夫为由，带着子女先到台湾，于1948年8月初辗转来到香港。
这时郭沫若也正在香港。
安娜苦熬过11年的等待后，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郭沫若——和郭沫若的妻子于立群。
据说两人有过激烈的争吵后，安娜选择黯然离开。
1949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安娜正式加入中国国籍，她保存的郭沫若手稿全部献给国家，五个孩子全部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安娜和长子住在大连。
1951年安娜由大连来到北京，向郭沫若提出了三条要求：
一、要负责供给郭淑和郭志鸿读完大学；
二、要给她相当数额的抚养金；
三、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郭沫若采取避而不见的办法，让跟安娜熟悉的冯乃超出面做她的工作，尽量协商妥善解决。
从第二年起，安娜的生活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照顾，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1975年夏天，郭沫若生病住在北，安娜在女儿的陪同下前去看望。
1978年春，郭沫若病危，安娜以85岁的高龄去北京探望，但只在病房待了片刻就出来了，安娜说：“他不愿意谈！”沧海桑田，曾经亲密无间的爱人终无话可说。
这是郭沫若和安娜最后一次见面。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去世。
1983年，安娜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安娜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荣获了第一届亚非和平奖。
安娜在晚年谈论自己时说：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
1994年8月15日，安娜逝世，享年101岁。
她意态安详地离开，枕边放着郭沫若写给她的一百多封情书。
在去世前，她将自己仅有的500万日元悉数捐给了中国——这个因为郭沫若与她一生结缘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