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中有些内容与事实有一定的差异。不能当做完全真实的历史写入传记，更不据文字还原文字之外的他。止庵先生说：“鲁迅通过文字为自己塑造形象，并不一定要与日常生活中的本人完全一致。”下面胪列两处示例：

　　（1）长妈妈踩死隐鼠的时间应该还在得到长妈妈所赠的“宝书”之后，这大抵又是鲁迅无意或者有意的诗化，《小引》中说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正是很可能的。正像周作人所说：“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1958年1月20日致曹聚仁）

　　（2）关于父亲的病

　　对于父亲的病，周氏兄弟的记录差异还是很大的，且看两种笔致的不同：

　　【甲】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朝花夕拾·父亲的病》）

　　【乙】

　　经过了两位“名医”一年多的治疗，父亲的病一点不见轻减，而且日见沉重，结果终于在丙申年（1896）九月六日去世了。时候是晚上，他躺在里房的大床上，我们兄弟三人坐在里侧旁边，四弟才四岁，已经睡熟了，所以不在一起。他看了我们一眼，问道：

　　“老四呢？”于是母亲便将四弟叫醒，也抱了来。未几即入于弥留状态，是照例有临终前的一套不必要的仪式，如给病人换衣服，烧了经卷把纸灰给他拿着之类，临了也叫了两声，听见他不答应，大家就哭起来了。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的成分。因为这是习俗的限制，民间俗信，凡是“送终”的人到“閷”当夜必须到场，因此凡人临终的世界只是限于并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衍太太”于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况且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朝花夕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静，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来罢了。（《知堂回想录》）

　　按照【甲】文，周氏兄弟的父亲临终前非但要饱受病痛的折磨，还要被衍太太所精通的礼节折磨得不得安宁。鲁迅先生对礼教的非人道、泯灭人心顽疾的批判还是非常厉害的。可是在【乙】中，周氏兄弟的父亲走得却很平静，精通礼节的衍太太本是长辈，所以在父亲弥留之际，她不可能粉墨登场。明眼人都看得出，周作人的回忆，大约是准确的，鲁迅的回忆有太多艺术化的幻觉。幻觉多了，失真也就在所难免。譬如说，父亲在《五猖会》里的让鲁迅背《鉴略》，但也讲过墨猴的故事听，这分明又是“为情造文”的结果；《琐记》中那位衍太太是个背后经常怂恿孩子们干不好的事，事后又充当“老好人”的一个角色。譬如，她怂恿孩子们冬天里去吃水缸里结的冰，还和蔼地笑着说，“好，再吃一块。我记着，看谁吃得多。”她还鼓励孩子们比赛“打旋子”，还从旁计着数，说道，“好，八十二个了！再旋一个，八十三！好，八十四！……”但当她看到孩子的大人出来时，马上就会变换口吻说道，“你看，不是跌倒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不要旋，不要旋……。”读周作人的回忆，可知真实的衍太太也未必如此。

　　关于记忆的不可靠，心理学家著述甚多。迅翁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预先为自己记忆的不确设辞：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小引》）

　　那么，我又该如何理解“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却“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的现象呢？

　　鲁迅的思想轨迹

　　以《琐记》为例，文中的衍太太大约也只是个符号——s城庸俗乡人的化身甚至该城令人窒息的文化气息。《朝花夕拾》虽是散文，但写意的成分很浓，我们读书时但当“得意忘形”才是。陶渊明“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况味也应如此吧。

　　对于离开绍兴城的原因，鲁迅先生也曾夫子自道：“走异路，逃异地，去寻去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琐记》正是记叙了鲁迅先生为了寻找“另一类的人们”而到南京求学的经过。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后改名为雷电学校)和矿务铁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气”。作者记述了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奋心情和不顾老辈反对，如饥如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表现出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终于，科举梦和科学梦（洋务运动）都破灭了，国内的路走不通，所以鲁迅把目光投向了国外——日本。

　　1904年6月1日，鲁迅正式向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提出了申请，并立即获得了批准。在日本，迅翁又因不满于“清国留学生”种种丑态，从而辗转到仙台，在这里他又结识了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治学严谨，对中国学生又很友善，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这让鲁迅先生颇感欣慰。然而，“匿名信事件”依然使他蒙受了民族自尊心被亵渎的刺激，“看电影事件”又使他终于意识到医学救国的路走不通，最终“弃医从文”。鲁迅先生深深体味了中国人受歧视、压迫的苦境，一种巨大的激愤，把他卷入到深刻的反思中了：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 《呐喊·自序》

　　1909年8月，鲁迅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应邀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师。1910年7月，鲁迅回绍兴，任绍兴府中学堂学监，并兼博物学及生理卫生学教师。1912年春，鲁迅应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抵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同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迁北京，任职至1926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大约可形容鲁迅先生探寻真理的精神。

　　可是，回到中国后的日子又如何呢？看《小引》便可知端倪。1926年，鲁迅告别了生活了14年的北京城，漂泊到了厦门（之后又去了广东）。这一选择对他有着很深的意味，说是一次“精神的自我放流”也是不过分的。他厌恶了北京上流社会的正人君子，对所谓学人、作家，生出了厌倦之敌意。去荒凉的小城，远离着文化中心，内心有一种松弛之感，那蓝色的大海，岑寂的校园，高远的天空，给予他的，应当是另一种色调。他其实是为了另一种生活，才作出这样的选择的。漂泊，给他带来的，全新的生活。这全新的生活又好比他的一个个全新的希望，陆续耗尽了他全部的青春。

　　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希望》）

　　对于先生离开北京前后的思想的研究，李长之先生最有发言权：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的八月底，到他四十五岁，时代背景是五卅，三一八，北方的军阀段祺瑞在北京还支持着残局，广州国民政府已经成立，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把攻击《现代评论派》的工作，告一段落。这时期的开始，是女师大事件。自一九二六的九月至一九二七的九月，是他生活上感受了异常不安定与压迫的时期，他赴厦门，又赴广东，这种变动使他对人生的体验更深刻了……”

　　绍兴、南京、东京、仙台、杭州、北京、厦门、广州、上海，历经科技救国的、医学救国、文艺救国的鲁迅，更像是一个永无归宿的流浪者，他的行囊里有煎熬的痛苦和无可释放的热情。这其实也反映了鲁迅内心的矛盾，他对故乡时时反顾，这是不能割断的情感所致；然而，鲁迅作为一个清醒着、批判者，他用充满疑惑的眼睛逼视着自己的真实存在，这就让那种“无乡之感”贯穿了其生命的始终。鲁迅的思乡之情与无乡之感的矛盾，在《朝花夕拾》这部作品中表现为鲁迅式的思乡的蛊惑，即温馨的回忆中又兼具诗化、写意的内容。

　　结语：旧事重提——鲁迅是谁？

　　笔者比较认同陈丹青先生的观点，鲁迅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笑谈大先生》）现将陈先生的文章抄录如下：

　　依我之见，历来颇受推崇的那些批判性极强的“革命”文章，多数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以中国的说法，叫做 “游戏文章”，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游戏”，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是人格的维度——激愤，同时放松；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人格的张力与维度。他的语气和风姿，哪里只是峻急锋利这一路？他会忽儿淳厚沉郁，如他的回忆文字；忽儿辛辣顽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儿平实郑重，如涉学问或翻译；忽儿苍老精辟，如《故事新编》；忽儿温润出神，如《朝花夕拾》。而有一种异常绝望虚空的况味，几乎隐在他各时期的文字中，尤其是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揉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陈丹青先生对鲁迅之“好玩”的诠释，让人拍案称奇。在陈先生看来，鲁迅的风格本是多样化的：辛辣顽皮、淳厚沉郁、平实郑重、温润出神……鲁迅的文章就是在“玩自己人格的张力与维度”。可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匕首投枪式的峻急锋利几乎成了鲁迅的全部，作为革命者面目狰狞的形象固化到了万千读者的心中，这不能不说是对鲁迅的误解甚至亵渎。就《朝花夕拾》这部书而言，人教社的语文教材将其解读为“温馨的回忆”和“理性的批判”，解读者试图尝试着弱化鲁迅的革命形象，而有意识地强化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应该说，这样的解读很有见地，很能契合当下价值观多元的这个大时代精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解读者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部书中的对回忆进行诗化、写意的现象。这已经说明“鲁迅”不是谁的图腾，而是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执牛耳者自己心中的图腾。

　　有人说，读书其实很多时候是和死人打交道，图书馆堆积的基本上都是思索着的木乃伊，新华书店出售的大部分也是亡灵的墓志铭。读鲁迅的书，其实还一个好处，至少他不会站出来说“我不是这样想的”。目前，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鲁迅正在退出教材，甚至招致被和谐的命运。在为外物所累的感性社会里，鲁迅博大精深的思想和义无反顾的理性精神，作为珍奇的装帧，被尘封在故纸堆中；作为实在的财富，却被悄无声息地遗忘了。鲁迅先生在不同时期的待遇昭示出，一切伟大的人死了之后都只是傀儡——鲁迅也不例外。吊诡的是，鲁迅曾在《无花的蔷薇》一文中指出：“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他已变成傀儡了。”

　　2018年8月28日星期二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