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回忆自己和黄维在淮海战役被俘:解放军喊了两声他就投降了,我也没混过去

1948年12月15日,第12兵团除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外,包括兵团司令黄维在内,绝大部分将领被生擒,整个兵团十二万人全部被歼灭。

胡琏逃掉后,奉老蒋之命收集从长江以北溃败逃至江南的残兵,又抓了一批壮丁当新兵,勉强凑了两个军,恢复了十二兵团建制。黄维没有胡琏跑得快,被解放军从坦克里喊出来当了俘虏,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被特赦。

文强回忆自己和黄维在淮海战役被俘:解放军喊了两声他就投降了,我也没混过去

黄维如何被擒,史料中至少有三个说法,但是笔者还是比较相信文强的回忆——文强跟黄维前后脚被俘,又同一天被特赦,在淮海战役时,文强还算黄维的长官:文强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黄维的十二兵团、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刘汝明的第八兵团、邱清泉第二兵团、李弥第十三兵团,按规定都要听杜聿明和参谋长舒世存和副参谋长文强的指挥。

1975年特赦后,黄维和文强都当了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专员,文强是学习小组组长,沈醉的副组长,黄维是组员。

从1948年一同被俘到1989黄维病逝,文强和他至少有四十年的交情,所以文强在回忆录中,是不可能抹黑“老朋友”黄维的:“黄维的主力军是十八军,全套的美式装备。十八军并不知道黄维的计划,部队出发后,忽然之间开了几个口子,解放军进去了三四个纵队。十 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连声说糟了糟了,赶快把汽车集中起来摆 开一道防线。黄维也急了,坐上一辆坦克车想冲出去,被解放军堵住了。‘下来! 下来!’黄维被俘了。”

文强回忆自己和黄维在淮海战役被俘:解放军喊了两声他就投降了,我也没混过去

没有什么惊心动魄,也没有负隅顽抗,解放军喊了四个字,黄维就乖乖地举手投降的了。黄维之所以这样“乖巧”,实际是心存侥幸,想编一个身份蒙混过关,然后领两块大洋路费“回家”——很多蒋军的将军就是用这个办法逃掉的,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比黄维运气好一点,装得也更像伤兵,所以就真的逃出去了。

黄维显然没有李弥的逃跑经验丰富,再加上“队友”的表演也不给力,先后被识破了好几个,黄维就更不好蒙混过关了。

比黄维更早被俘,也更早露馅的是杨伯涛,他跳水自尽,因为水浅淹不死,又因为水太凉而挣扎爬上岸,还自称自己是“书记官”。

穿着将军呢大衣(军衔和勋表都丢掉了),别着派克金笔“杨书记官”说了两句假话后,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我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文强回忆自己和黄维在淮海战役被俘:解放军喊了两声他就投降了,我也没混过去

杨伯涛自称书记官,黄维则在被俘人员登记表上随便编了几句:“方正馨,江西弋阳人,十四军上尉司书。”

我们细看淮海战役史料,就会发现被俘的将军们除了自称文书,就是自称军需官,比如杜聿明变成了“高军需”,文强变成了“上尉书记官”。

“高军需”被识破的过程,跟电影电视剧演的基本一样,咱们接下来还是看看黄维和文强被俘后的表现。

黄维被俘时虚岁已经四十五了,要是比他小十岁的沈醉自称上尉文书,可能还有人相信,这个大模大样且又胡子乱糟糟的“老头子(当时黄维多日奔波无暇打理,并不像后来在战犯管理所那样长须飘飘)”自称书记官,管理人员根本就不信:“你入伍前是干什么的?还干过什么?”

黄维一开口就把时间搞错了:“我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就当小学教员,当了六年教员后又当了一年科员就入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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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拿着登记表笑了:“你不是说你今年十月才入伍吗?一个月就当了上尉,可是够快的——你一个月薪水多少钱?”

黄维要是知道军饷被克扣到上尉那一级还剩多少钱,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俘虏了,他只好含含糊糊地编了一个“七十多元”的数字,问他到底七十几元,他就连话都说不利索了:“你看我真糊涂……姓名不符,甘愿挨枪毙!”

黄维含含糊糊不肯改口,却忘了一件事:十二兵团十二万人被歼灭,被俘的还包括中将兵团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等二十七名将军,只要有一个人指认,他就逃不掉。

被指认(谁指认的,史料保密)后,黄维终于在登记表上写了实话:“黄维,陆军中将,四十三岁,江西贵溪人。”

黄维终于低下了头,也不再抱脱逃的幻想。文强在回忆录中轻描淡写黄维被俘和被识破经历,并没有调侃的意思,他写自己的被俘和被识破,也是很详细甚至很搞笑的。

文强回忆自己和黄维在淮海战役被俘:解放军喊了两声他就投降了,我也没混过去

据文强回忆,当时杜聿明是只顾自己逃跑而把文强丢在充当“徐州剿总”的临时指挥部的一个冰窖里:“我一数我身边的人,还剩九个人了。我们逃出冰窖,到东南角约二十华里处的小河边停下来,找到一个洞,钻了进去。“

第二天早上,文强钻出洞穴,就看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听到了他最不想听到的声音:“来了四五十个解放军小孩,都是十五六岁,年纪很轻。他们发现我们了,拼命往我们这里跑,喊:‘一个不留,都干掉!’这些小孩很勇敢,上来就抢武器,背枪回去报功了。”

小战士们缴获了武器,却忽视了文强这条大鱼,直到来了几个年长些的战士,才把文强他们送到二十多里外的俘虏营。

在俘虏营里,文强自报的姓名和职务是“上尉书记官李明”,他忽然想起自己“姓李”,也不知跟表哥的化名有没有关系。

上尉书记官李明那么多年的军统少将、中将看来是白当了,他没上过特训班,伪装术是在不高明,他的部下也没啥经验:“看到我去了,一个炮兵指挥官,是个少将,他从自己脚上把呢子绑腿摘下来,缠在我的腿上,解放军就注意到我了。一个工兵团长,是少将,他送筷子给我。还有给我送缸子的,有给我送毛巾的,解放军一看,这个人不晓得是他们这里面的什么官,这个人的官职一定不小。”

文强回忆自己和黄维在淮海战役被俘:解放军喊了两声他就投降了,我也没混过去

文强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上尉书记官,再问就急眼,于是解放军一位姓肖的政委(文强的回忆录没说名字)出面了:“你们那个前线指挥部原来有个中将副参谋长,打到最后又升起来当了代参谋长,高高的,瘦瘦的,你这个上尉书记官认不认识这个人啊?”

文强继续打马虎眼:“隔得太远,我只是上尉书记官,其他事情搞不清楚。”

肖政委笑了:“这个人是湖南长沙人,中将,姓文,叫文强。”

文强明知肖政委很了解情况,但就是不承认,肖政委也不好一下子点破,只是让人给他端来了有两个荷包蛋的面条,并表示了歉意:“至少应该有两个菜,现在是作战时期,暂时委屈一点。过了一会儿,就给你送被子。”

文强吃饱睡足了,肖政委拿着一张照片又来了:“你就是那个中将参谋长,你在东北的时候就是一个中将,你那个时候好威风啊。”

文强回忆自己和黄维在淮海战役被俘:解放军喊了两声他就投降了,我也没混过去

这下子不用再演了,文强在回忆录中无奈地承认:“好了,把我戳穿了。解放军已经把我搞清楚了,就是要我自己承认,我心里很明白这一点,当时只想找机会逃出去。”

肖政委取下自己的帽子戴在文强头上,很客气地请他去给被俘军官们讲话。文强有了新帽子,也就不再倔强,站上八仙桌讲了一番话,就有十一个将军级战俘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两三天后,肖政委把文强送到徐州上火车,经过梁山,送到山东潍坊一个大村庄的地主家里。

文强刚下车,就看见王耀武等在门口迎接,并说出了电视剧《特赦1959》中那句很有名的话:“他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也来了!’后来又出来七八个人,都是中将以上的。其中有两个是孙元良兵团的军长,我问:‘你们的兵团司令呢?’他们说:‘早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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