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外来事物清除出自己的王国之后，王室夫妇把注意力转向国外。

征服格拉纳达的几个星期后，伊莎贝拉一世召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驳回了他对专家裁决的申诉。这位未来的探险家闷闷不乐地骑着骡子往回走，而与此同时，斐迪南二世的财务大臣正在宫廷里畅所欲言。他指出，哥伦布已经从意大利投资人那里拿到一半资金。这个计划的开销最多也只够为外国使节们举办为时一周的祭典，而王库定可辗转腾挪，找到资金来源。或许哥伦布的财神救星那时就已经怀疑自己将被迫自行筹措大部分资金；或许，作为一个受洗的犹太人，他自有理由坚持认为，为了亚洲皈依神圣信仰的回报，哥伦布的计划很值得冒险一试。

伊莎贝拉一世派使者去追哥伦布，正赶上他准备上船去法兰西。哥伦布的条件无礼之极：在他发现的所有土地上，他要所有收入的百分之十作为终身年金，他要当西班牙的总督，还要负责每一块殖民地的任命。此外，一旦他登陆，就要被任命为“大洋海军上将”。他的大部分条件都被接受了，但在那时，没有人真觉得他会成功。

1492年8月3日，日出前半个小时，塞满了犹太人的船慢慢驶离加的斯，向东而去，哥伦布也向西驶往亚洲。他的小舰队甫一安全上路，他就在旗舰圣玛利亚号（Santa María）狭窄的船舱里坐下，写下了自己的第一行航海日志。

日志的开头便是“以我主耶稣基督之名”。

哥伦布打算在回欧洲后把日志献给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因而这本日志是写给他们的。他颂扬了天主教双王对格拉纳达的摩尔人的伟大胜利，说他们驱逐犹太人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还提醒他们，自己已经启程，去完成一件同样神圣的任务：

两位陛下因天主教基督徒和诸位国君献身于神圣的基督教信仰而成为该信仰的宣传者，以及穆罕默德教派乃至所有邪神崇拜和异端邪说之敌，现决定派遣我——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前往印度上述地区拜访上述国君、民族和土地，并（了解）他们和所有地区的情况，以及当以何种方式令其皈依我神圣信仰。我受命不经陆路（即以通常的方式）前往东方，而是经由西方的路线，此路至今无人知晓是否曾有先驱。

他补充说，他很快就会携大笔财富返航，“三年之内，两位君主就能做好准备去征服圣地。我已请两位陛下明鉴，在下此番所得的全部利润均应用于征服耶路撒冷”。

在葡萄牙的日子里，哥伦布与生俱来的航海天赋得到了很好的磨炼，他离开加那利群岛五个星期后就看到了陆地。他不是个天生的领袖：就算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船员们也不止一次威胁说要哗变。他们发现的那块陆地是一个小岛，但友善的原住民表示附近有个大得多的岛屿。哥伦布继续航行，坚信他正前往日本并将探索那里的一段海岸，只是当地人把那个地方叫作科尔巴岛。圣诞节早上，在圣玛利亚号搁浅之时，他已访问了第三个岛，随即返回西班牙。

后来，这三个岛被证明是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以及古巴岛和伊斯帕尼奥拉岛，但哥伦布坚信自己到达了亚洲。的确，东方与他期待的景象有一定的差距。他发现了一种闻起来像是肉桂和坚果的灌木，虽然它又矮小又不宜食用，但如果运用一点儿想象力，它看上去就很像椰子了。洋乳香树当年显然没有结果，而且他带走的黄金结果被证明是黄铁矿——愚人金。住在茅屋里的岛民显然是大汗的贫穷子民，但他在日志中记载道，皇宫无疑就在附近。

当历经风雨的尼尼亚号被吹离了航道，不得不返回里斯本时，这位新上任的大洋海军上将也致信国王若昂二世。信中，他请求获准进入王室海港，以便躲开那些寻宝人，并强调他是从印度地方而不是从葡萄牙的几内亚回来的。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划着小船上岸时，他的战船就停在哥伦布的停泊处旁边，海军上将忍不住炫耀了他为证明自己的惊人发现而带回来的“印度人”俘虏。

哥伦布在计划之外抵达里斯本的四天后，前去觐见葡萄牙国王。他随身带入宫廷的是最古怪的俘虏和在岛上捡的几样小玩意儿，显然没有香料、宝石和黄金。

国王心情不太好。两年前，他的独子阿方索在塔霍河畔骑马时坠马，极度痛苦地死在了一个渔夫的棚屋里。17岁的阿方索娶了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的长女——阿拉贡的伊莎贝拉。天主教双王的独子身患重病，而且由于阿方索看来很有希望同时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继承人，很多人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曾经尝试所有的外交手段来让这起婚姻无效，但纯粹出于政治原因而结合的这对年轻人坠入了爱河，真不让人省心。更值得一提的是，阿方索是个出色的骑手，而他的卡斯蒂利亚随从也在事后失踪了，从此不见踪影。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现在还想靠发现到印度的海上路线来抢若昂二世的风头，摆明了是要让后者难堪。

哥伦布此番雪上加霜，要求国王以新称号来称呼他，并尖锐地提醒他，本大洋海军上将曾给过国王极佳的机会，却遭到了拒绝。若昂二世的一些顾问建议杀了这个放肆无礼的水手，但国王听完了他的陈词。人们还不清楚哥伦布到底发现了什么，但他显然有所发现。上将发言完毕后，若昂二世指出他并没有找到香料。哥伦布解释说他最远只到了日本的外岛，国王于是改变了策略。他毫无诚意地说自己很高兴航行进展得如此顺利，但根据教宗的诏书和卡斯蒂利亚与葡萄牙签订的条约，哥伦布的发现无疑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之内。哥伦布回答说自己是遵从双王的命令启航的，并没有到达非洲附近的任何地方；此外，从来没有哪项条约提及西方的新陆地，因为没有人认为那里会有陆地。

若昂二世态度暧昧地微笑着，他回到寝宫，对自己曾让这样一个机会从手中溜走而有些恼怒，并匆忙写就一封致西班牙的信，威胁要派战船去查明真相，如有必要，将宣布新发现的陆地归葡萄牙所有。这不是虚张声势：他有一支舰队整装待命，如果哥伦布再次出海，他们就会跟上他。斐迪南二世见状惊慌起来，忙派遣一名特使去恳求若昂二世推迟舰队的出发日期，直到问题讨论完毕再行动也不迟。

1493年5月4日，在哥伦布终于抵达西班牙后不久，教宗把世界分成两半，平息了这场争论。

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不是个中立的调停人。他出生于西班牙，而他的姓氏——波吉亚——后来成了明目张胆的裙带关系的别称。他最钟爱的情妇给他生了四个孩子，而他把教廷的大块土地分给了他们。西班牙的凶手、妓女、淘金者和间谍在罗马肆无忌惮，而教宗的宫殿里据称尸横遍野。甚至有谣言说，罗德里戈·波吉亚是靠贿赂才爬上圣伯多禄的位子的，但他的候选人地位一定是得益于他的朋友西班牙的斐迪南二世的干预。天主教双王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罗马站在他们这一边。

在教宗的要求下，人们在地图上从亚速尔群岛到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的地方，从上到下画了一条线，那两个群岛是在航海家恩里克的时代发现的，仍是葡萄牙最西面的属地。从此以后，这条线以西的一切都属于西班牙。这份长长的诏书安排了新世界的秩序，却故意完全没有提及葡萄牙，其后不久，里斯本的窘境便发生了更加戏剧性的逆转，情况变得更糟了。那年9月，另一份诏书废除了此前给予葡萄牙在新发现的陆地殖民的一切许可。教宗解释说，既然向西方或南方航行的西班牙或许会“发现属于或曾经属于印度的岛屿和大陆”，那么“已发现与即将发现的，已探索与尚未探索的，位于或可能位于或看上去可能位于向西或向南航行或行程的路线上，无论其属于印度西部还是印度南部和东部的地区”都将归西班牙所有。鉴于印度幅员尚不确定，这样的含糊其辞就足以覆盖几乎任何地方，包括非洲的大部分地区。

葡萄牙长达数十年的探索突然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西班牙人在第二份诏书正式颁布的前两天，再次派哥伦布向西航行，时机的选择难免让人怀疑是与教宗串通好的。大洋海军上将这次指挥着包括17条船的舰队和一支1200人的军队。他探索了巴哈马群岛和安的列斯群岛，发现了新的群岛，在波多黎各登陆，还再次拜访了古巴。这次的赌注很大，哥伦布急需确凿的证据，以证明他可以把东方的财富带回国。他的手下四处去闻树木，坚信自己找到了香料，哪怕那些树上的果实跟上次一样稀少。哥伦布命令他的新臣民每个季度都要交出黄金作为贡品；他威胁说，若是有人胆敢拒绝，就把他们的手剁掉。由于无法完成定额，很多人被砍掉双手，流血不止而死，而数千人则以服毒身亡来结束这种折磨。还有几百人被围在一处，以装船运回西班牙出售，母亲们在逃走时纷纷把婴儿放在地上，而很多人死在途中。西班牙人以野蛮的狂热烧杀抢掠，不计其数的绞架在新世界各处竖起，景象触目惊心。

哥伦布还没有回来，国王若昂二世就派特使直接与西班牙谈判。他的海军更强大，而且他很清楚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债务重重，还在忙于建设自己的新国家。此外，他安插在西班牙王室议会的报信人告诉他，天主教双王愿意把教宗那份骇人听闻的敕令作为一个谈判立场。

双方在西班牙的托尔德西里亚斯小镇上会面了，那里离葡萄牙的边界不远。在教宗特使的调停之下，谈判双方制订出一个折中方案。西班牙人同意把分界线西移270里格，大约是在佛得角群岛和哥伦布的西印度群岛之间的中点位置。葡萄牙人承认西班牙水手在西部发现的所有土地均归西班牙所有，而西班牙则把东部所有陆地的权利让给葡萄牙，不管那里是不是印度。新的条约于1494年6月7日签署，被葡萄牙人认定为一场胜利。更准确地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不同寻常的联盟协议，但最终它所引发的问题跟它解决的问题一样多。至于在那些散落的岛屿之中，370里格的量度究竟始于何处，两国留待后人联合远航时再确定，但联合远航从未成行。无论如何，水手们根本无法确切得知自己所在的经度，因而也无法知晓是否越界。也没有人想到考察一下这条线是仅仅把西半球一分为二了，还是会一路延伸到整个地球。

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信仰和统治权，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了一场激烈的竞赛。欧洲人连其中有些国家的名字都叫不全，但那些地方不久就会发现，自己被两个闻所未闻的欧洲列强私相授受了。

第二部分探险

7.指挥官

在里斯本岸边的造船厂里，木制脚手架下的两条船逐渐成形，表面看去，它们并无出奇之处。木匠们完成了粗壮的翼肋框架，把船壳板固定到位，两个船体开始显出同样圆滚滚的形状，同样的方形船头和高耸的方形船尾，跟这个热闹的港口里锚泊的几十条货船没什么区别。它们显然非常坚固——木料是特地在王室森林里砍伐的——但它们的确相当小，整体长度或许只有八九十英尺。只有少数几个知情人知道：它们注定要在未知海域里进行一次异乎寻常的远航。

船匠结束了船体的工作，桅杆高耸，直入云霄，根部固定在龙骨上。桅杆周围铺上了甲板。高大的艏楼和更高处的艉楼在主甲板上逐渐成形，它们坚固耐用，待船员上船后，足以作为最后一道防御阵地。船舵固定在船尾的长柱上，柱头上安装了沉重的木制舵柄。船头装上了桅杆，它们像独角兽的角一样派头十足地向上伸出，在必要时可用作备用桅杆。船只守护神的雕刻头像装在船头的显要位置，装备就此开始。

码头工人把一车车石头接力推上陡峭的跳板，倒进船舱作为压舱石。绳匠翻转绕着缆索的大木桶，那些缆索都是亚麻绞成的，帆匠也扛来了用帆布做成的大帆。船头装上铁锚，备件存入船舱。船体的干舷部分涂上了黑色的柏油混合物，以保护木料不致受潮腐烂。水线以下部分的木板间的缝隙都填满了麻絮——从旧的柏油绳索上剔下来的麻丝纤维——并将滚热的沥青泼在上面，形成防水层。当时的船底是用一种难闻的沥青牛脂混合物来涂抹的，用来抵御附着在船体上造成阻力的藤壶，以及把藤壶蛀成筛子的热带寄生虫。与此同时，力工队伍用推车拉来大炮，那些大炮的炮筒是以熟铁条在熔炉中锻造而成的，并以铁箍加固。每条船上都装备有20门大炮，一些沉甸甸的臼炮被捆扎在木制炮台上，其他轻型小炮安装在简易的叉状炮座或铁制台座上，不过即便是最小的炮也重达数百磅。自16世纪中叶以来，葡萄牙前往非洲的轻快帆船都携带有加农炮，还特别设计了加固的船只来承载大型臼炮，但敏锐的观察者或许会停下来想一想，要知道这两条船本来就比大多数船只配备的武器更加精良。

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人观察着每一步进展。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受国王若昂二世之命，建造这两条船。他放弃了轻快帆船，因为以往的惨痛教训使他明白，轻快帆船太小了，如今的航海动辄持续数年而非数月，那样的船实在难以确保舒适，此外它们也太轻，吃水太浅，无法抵御南大西洋来势汹汹的风浪。这一次，他设计参照的基础是多功能商船，那是将北欧和地中海的造船传统相结合，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新船的主桅和前桅都挂横帆，后桅则挂一面大三角帆。虽然新船的船体较重，船速较慢，逆风航行的能力也不如轻快帆船，但它们比较宽敞，也更稳固安全。迪亚士谨慎地保持了船体设计的紧凑——吨位在100吨或120吨，大约是轻快帆船的两倍——这使得它们可以在沿海的浅水地带航行继而进入较深的河流。即便如此，仍然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即将进行极其危险的航行所用的船舶，原本是用来在欧洲沿岸拖拉大宗货物的。

从一开始，若昂二世就打算让这两条船航行去印度，但他甚至没来得及亲眼看到它们离开里斯本。

1495年10月25日，国王久病之后，死神还是降临了，有人认为是王子阿方索之死的悲伤所致，还有人认为他死于经常服用有毒的药剂。他吻了十字架上的基督像，为自己的坏脾气做了忏悔，并拒绝人们以王室头衔称呼他，“因为我不过是长满蛆虫的一袋尘土而已”，他在巨大的痛苦中死去，终年40岁。他的堂弟和内弟曼努埃尔继位。

在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成年的时代，宫廷中充满了阴谋的气息。若昂二世在与贵族的斗争中杀害了曼努埃尔的哥哥和姐夫。他粗率地认为曼努埃尔本人不过是个懦弱的无能之辈，而且是在私生子若热（Jorge）未能取得合法地位后，才提名曼努埃尔作为继承人的。新国王是个虚荣任性之人：他非常喜爱新衣服，以至于半个宫廷的人都穿着他弃置不要的旧衣物；他还很怕政敌，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国会只召开了三次会议。和不少虚荣之人一样，他也是个虔诚的清教徒，只喝水，避免吃用油脂烹饪或涂抹过的食物。他很快就得到了“幸运儿”的外号，既因为他不太可能的继位方式，也因为他继位之时恰逢前任寄望之伟业的关键时期。然而，国王和亲王往往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开疆拓土提供新动力，笃守虔诚的曼努埃尔也是一样，无论福祸好坏，都会在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若昂二世推行的新派作风昙花一现，葡萄牙很快又退回到仍带有强烈中世纪色彩的王室世界观，信仰，而非理性思考，将驱使着葡萄牙的舰队径直驶入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

26岁的国王尚未婚配，他继位后不久，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便来提婚，奉上了他们的女儿。新娘就是曾许配给若昂二世之子——曼努埃尔的外甥——阿方索的那位阿拉贡的伊莎贝拉。伊莎贝拉在阿方索死后悲痛欲绝，她回到卡斯蒂利亚的家中，决定守寡。被人强推进昔日爱人的舅父的怀抱是件残忍的事，她提出须答应自己的条件才同意这桩婚事。曼努埃尔得知，他必须效法她的父母，把拒绝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全部驱逐出境之后，方可成婚。曼努埃尔一世对邻国的土地觊觎已久，当天主教双王的19岁独子在参加姐姐婚礼的途中死亡后，他对于自己新娘的感情急剧升温。曼努埃尔突然变成了卡斯蒂利亚的继承人，从而也有望成为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最高君主。

1492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西班牙逃到葡萄牙。如今，他们又要走上逃亡之路了。

按照官方的说法，葡萄牙的犹太人口长期以来都被限制在人称犹太区的地区里。那里是欧洲比较好的犹太人区：在里斯本，最古老的犹太区占据了商业区和码头之间的优质地产，基督徒白天可以进入，晚上则不得不离开，这让基督徒很懊恼。然而实际上，犹太裔达官显贵想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他们对葡萄牙经济的贡献很大，对地理发现也同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航海家恩里克曾雇用了航海、制图和数学领域的犹太专家；犹太人中既有备受信任的王室顾问，也有鞋匠约瑟夫和拉比亚伯拉罕这样的特使和探险家。然而在1496年12月5日，葡萄牙境内的每一个犹太人都接到命令，必须在十个月内离境，否则就要面临死刑。到次年复活节，犹太教的会堂纷纷被封，希伯来语书籍被查抄，孩童被迫离开家庭，被送去基督徒家庭抚养长大。

对这项新政策，曼努埃尔私下里远没有他公开表示的那样痴迷。他很清楚大批犹太人离境必然意味着人才流失，也没打算让大部分犹太臣民离开。那些选择离去的犹太人只能乘坐国王指定的船只；他们到达港口时，已经有神职人员和士兵等在那里，强迫或哄骗尽可能多的人受洗。1497年9月，剩下的大多数人被集中带往里斯本被迫受洗；大概只有40个人拒不从命。曼努埃尔宣称，所有皈依的犹太人及其后裔今后将被称为“新基督徒”，他还宣布了一个漫长的宽限期，在此期间，不允许任何人询问他们的信仰。他履行了岳父母在信中表达的愿望，同时全然无视其精神实质，但这只是实用主义的小花招，而非宗教宽容。对那些提出抗议，认为强迫皈依远不如流放——简直令其生不如死——的人，他答复说，这是一件大喜事，成千上万的灵魂因此而避免了万劫不复，并受到引领走向“真知”。曼努埃尔点燃了一根很长的引信，宗教净化之火终有一日也会烧到葡萄牙来。

与此同时，无须天主教双王的催促，曼努埃尔还把所有穆斯林从他的国土上驱逐出境。昔日葡萄牙的伊斯兰印记仍然比比皆是，连里斯本的王宫圣若热城堡的壁垒正下方也是一样。纵横交错的街道沿着山坡蜿蜒而下，卵石铺就的阶梯将它们连在一处，在装饰着流水淙淙的喷泉的小广场上彼此交叉，涂白的墙上时而会有一道缝隙，可以瞥见种着芬芳的橘子树的庭院。然而彼时葡萄牙只剩下少数穆斯林，还被限制居住在几条巷子里，他们要缴税，禁止经商，还被迫在头巾上佩戴半月形标记。他们在经济上没什么地位，因而和犹太人不同，他们可以离境。在西班牙完成其宗教净化仪式的前几年，曼努埃尔便已拆散了共存的最后纽带，宣布葡萄牙是个纯粹的基督教国家。

国王的顾问们对新的内政没什么看法，他们更担心的是他日益浮夸地谈论着要改变世界。很多人利用暴君若昂二世驾崩的机会，表达自己对企图抵达印度的这种愚蠢行径心有余悸。他们指出，这种愿望祸福难料，却必定要冒巨大的风险。就算有奇迹发生——他们能够穿过危险重重的大洋，到达那个广阔神秘之地，谁知道等待他们的危险又是什么呢？连守住休达都如此艰难，征服印度谈何容易？更糟的是，进攻东方显然要与比自己富裕得多的强国为敌，尤其是埃及和威尼斯，这难道不会让本土遭到威胁吗？

忠言被当作耳旁风。曼努埃尔继承了一种神圣的职责，他决心收获荣耀。当无法用理性说服批评者之后，他回复说，上帝会照顾他的王国，他会把此事交到祂的手中。

年轻的国王坚信葡萄牙的探险事业有神相助，很多臣民也这样认为。这源于一种信念：葡萄牙作为一个诞生于十字军东征的国家，有义务与伊斯兰战斗到底。但曼努埃尔的野心要大得多。1500年眼看就要到来了，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各种世界末日的象征显现出来。曼努埃尔在他虔诚的妻子的鼓励之下，表现出令人惊愕的救世主倾向。他开始认为圣灵直接赋予了他灵感，让他去开创基督教全球化的新纪元。他即将派往东方的舰队将要为曼努埃尔新外政的那个压倒一切的目标铺平道路，那就是发动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重新夺取耶路撒冷，《圣经》中曾预言，这一事件必定会引来世界的最后审判日，就像黑暗过后必将重现光明一样。船体接近完工之时，曼努埃尔命令其代理商尽快装备设施。码头工人在每条船的甲板上都安装了两条划艇、一条大艇和一艘轻体双桅帆船，并配备了长桨以便紧急情况下划船之用。船舱里装满了铁箱、石弹石丸、备用船帆和滑车、罗盘和测深铅锤、威尼斯沙漏和各种贸易货品等。军械库里的弩弓和长柄战斧、长枪战矛、鱼叉长剑都安全地堆放在一边。脚夫们扛着一箱箱葡萄酒、食油、醋、一桶桶硬面包、腌肉咸鱼和各式干果上了船。规划的航行预计船员们要离家三年，但无人真正知晓航行的归期。

舰队还差两条船。贝里奥号（Berrio）是一条敏捷的轻快帆船，载重量50吨，是从一个名叫贝里奥斯的领航员那里买来的。最后，根据国王的命令，舰队又从里斯本的一个船主那里买了一条载重200吨的军需船。

舰队差不多准备好了，指挥官开始为船员队伍填补最后的空缺。

舰队的负责人并非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扬帆驶向东方之际被桀骜不驯的手下制服了。迪亚士是个职业水手，他的工作一向是探索和绘制航海图。而新使命的首领需要了解航海路线，但他同时必须是个外交官，如有必要，还得指挥作战。他的任务不仅是到达印度；一旦到了那里，他还要与驱逐穆斯林、保卫葡萄牙的力量结盟，共建一个东方强国——所有这一切都要在西班牙到场之前完成。他需要唆使、哄骗和恐吓，如果辩论不行，还须拿枪说服对方。简而言之，此行需要的是一个文武昆乱不挡的全才，既是能指挥水手的船长，又是能与国王们交谈的特使，还是适合执行基督准则的十字军战士。

要求过高，可用之才寥寥。葡萄牙仍是个教会和军功显贵盘踞的蛮荒之地。那里的神职人员子嗣众多，而里斯本新成立的大学水准很低，以至于连续几任教宗都禁止这所大学教授神学。1484年，一位来访的波兰人对自己的所见所闻着实不屑。他说，各个阶层的葡萄牙人都“粗鄙、贫穷、无礼、愚昧，还要佯装智者。他们让人想起了英格兰，那里的人不承认有任何社会能与之媲美……他们丑陋、阴暗、黝黑，简直像黑奴。至于他们的女人，也鲜有美女；几乎所有的女人都跟男人一样粗壮鄙俗，不过她们一般都有一双可爱的黑眼睛”。他补充说，不过至少他们不像英格兰人那样残忍无情，也更忠诚、更稳重一些。

曼努埃尔的目光最终落在一个年轻朝臣身上，他是一位贵胄（fidalgo）——国王家族的一位绅士——渴望发财致富，看来也有望处理好各种技巧的平衡。

瓦斯科·达伽马的确是个出人意料的人选，就连葡萄牙的编年史家也不认可任命他的理由。有人解释说他父亲受命指挥这次任务，父亲过世后，达伽马继而任之。另一个人声言，达伽马的哥哥保罗受命在父亲过世后担纲，却因健康问题而婉拒了，但显然足以胜任其中一艘船的船长。第三个人干脆说什么国王看到达伽马走过宫殿，对他很有好感。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指挥这次航行意味着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生活三年，并很有可能以死亡告终，所以合格之选寥寥无几。瓦斯科·达伽马是曼努埃尔能找到的最佳人选。

达伽马的血统未能让他在平凡的人生中脱颖而出，就连他的出生地点和出生日期都不得而知。他很可能是1469年出生于锡尼什的，那是里斯本以南100英里处的一个小小的大西洋海港。传统上认为，他的出生地是一个小城堡的灰色城垛之下的一幢简易石头房，他父亲埃斯特旺是当地的镇长、最高行政官和军政长官。这是一个体面家族的体面职位。达伽马家族曾在阿尔加维与摩尔人战斗，也曾扛着王室的旗帜参与了抵抗卡斯蒂利亚的战役，而达伽马的母亲伊莎贝尔则是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萨德利的英格兰骑士的孙女，萨德利来到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人战斗，而后再也没有离开这里。

瓦斯科·达伽马大概是五个嫡子中的第三个；他还有至少一个姐妹和一个同样名叫瓦斯科·达伽马的非婚生异母兄弟。他出生时，父亲在神通广大的维塞乌公爵斐迪南那里谋了个骑士的闲职。斐迪南是航海家恩里克的侄子、养子和继承人，是阿方索五世的哥哥，曼努埃尔一世的父亲，以及基督骑士团和圣地亚哥骑士团的首领。他是个值得拥有的恩主，埃斯特旺在摩尔人屠杀者团体里升至中级职位。1481年，年轻的瓦斯科·达伽马应邀参加了圣地亚哥骑士团的一次会议，按照骑士团修士的衣着，他受赠一套绣有红十字的白袍，其小臂的形状像一把短剑。这位新晋十字军战士自幼便浸淫在武修士对穆斯林的宿仇之中。

小镇从城堡起，沿着山坡凌乱地蔓延而下，伸到一个由小海角和岩礁形成的小港，渔夫在那里卸鱼补网。达伽马和他的兄弟们无疑是从他们那里第一次了解到大海的脾气。作为一个二流贵族的儿子，他或许曾被送到古老而富有学术气氛的埃武拉去上学，在十八九岁时或许和同伴们在摩洛哥并肩战斗。显然，他自幼便固执任性、骄傲自大。1492年的一天夜里，他和一个王室护卫一起出行，遇到一个治安官盘问这两个离队者。达伽马拒绝表明身份，治安官企图上前抢他的斗篷。被两个年轻人打退之后，治安官不得不靠几个同僚的帮助才总算从这场恶斗中脱身。

尽管他天生是个暴脾气，1492年，达伽马还是从外省一跃进入了宫廷。那一年，一条法兰西私掠船——一种得到国家许可，袭击劫掠敌船的私人船——截获了一条从非洲满载黄金返航的葡萄牙船。作为报复，国王若昂二世下令扣押了葡萄牙水域内的所有法兰西船只，并派23岁的达伽马去里斯本以南各港口执行王命。根据史家记载，年轻的达伽马当时已在葡萄牙“舰队和海军事务部门”任职，深受国王信任。三年后，达伽马成为国王曼努埃尔家族的贵胄——圣地亚哥骑士团的专职骑士，还领着两个庄园的岁入。他是个粗人，举止多少有些唐突，但他聪明过人、野心勃勃，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创造财富。人们也许会对他的暴脾气疑虑重重，但就算这不是外交官的理想品质，至少看起来会让船员守规矩。总之，国王明白无误地看到他自信满满、意志坚定，天生就是做领袖的材料。关于这位在年轻的肩膀上担着葡萄牙——有人认为是整个基督教世界——之未来的平凡之人，我们所知的大致就是如此了。瓦斯科·达伽马第一个选定的舰队成员是他的哥哥保罗。他们俩感情深厚，虽然保罗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航海经验，但舰队出海后，忠诚才是最为重要的品质。

两条新造的船分别以雕刻在船头的两位圣人来命名。瓦斯科·达伽马选择了略大一点儿的圣加布里埃尔号（São Gabriel）作为旗舰，任命保罗担任其姊妹舰圣拉斐尔号（São Rafael）的船长。他让一位世家密友尼古劳·科埃略指挥贝里奥号，还让自己的一个家臣贡萨洛·努内斯来指挥军需船。牢固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之后，他从葡萄牙最有经验的水手中选择了余下的军官。

圣加布里埃尔号成员名单：

佩罗·德·阿伦克尔（Pêro de Alenquer），首席领航员。负责整个舰队的领航，他曾随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航行到过好望角，后来还去过刚果。

贡萨洛·阿尔瓦雷斯（Gonçalo Álvares），航海官。旗舰船长，他曾在迪奥戈·康的第二次航行中任职。

迪奥戈·迪亚士（Diogo Dias），文书。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的兄弟。文书又称书记或代笔人，是船上少数真正受过教育的人之一，负责保管所有的记录。

圣拉斐尔号成员名单：

若昂·德·科英布拉（João de Coimbra），领航员。

若昂·德萨（Pêro de Sá），文书。

贝里奥号成员名单：

佩罗·埃斯科巴尔（Pêro Escobar），领航员。他曾在费尔南·戈梅斯的舰队中服务，也曾跟随迪奥戈·康去过刚果。

阿尔瓦·德·布拉加（Álvaro de Braga），文书。

军需船：

阿方索·贡萨尔维斯（Afonso Gonçalves），领航员。

士官——包括监督甲板人员的水手长，以及负责仓库和补给的干事——统统列入花名册。

对这次任务来说，与军官同样重要的是一小群译员。其中有马蒂姆·阿方索（Martim Affonso），他曾在刚果生活过，会说数种非洲方言；还有费尔南·马丁斯（Fernão Martins），他曾在摩洛哥蹲班房期间掌握了阿拉伯语。

地位较低但价值不遑多让的还有10个或12个被称作流放者的人，他们是从里斯本的监狱里招募来的，都是罪犯，被国王减刑而到船上来服务的。根据达伽马的意愿，他们将要在危险地带上岸去担任探路人或信使，或是收集情报，等待后来的舰队把他们接回来。

能干的普通海员选自此前航行到过非洲的老手，而且尽可能从迪亚士的海员中挑选。有些海员精通对航海至关重要的各种手艺，他们中有木匠、捻缝工、桶匠和绳匠。船上的工作人员还包括炮手、士兵、号兵、童仆、侍者和奴隶，总人数是148～170人。与此前的很多次航行全然不同，这次任务因为重要级别很高，船上没有一个外国人。当然，女人也不许上船。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有一个水手被指定负责——或是他主动请缨——记录航行日志。他的记录是被保存至今的唯一目击报道，并且虽然人们反复尝试确认他到底是哪一位船员，但我们迄今还是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我们将在故事中尊重他隐姓埋名的意愿，权且称他为“记录者”。

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在俯瞰里斯本的那座古老的摩尔城堡里监督着准备工作，但随着温暖气候再度来临，街道上的垃圾堆开始泛起惯常的臭气，他只好撤到更清爽的地点。为了方便人群前来送别，瓦斯科·达伽马及其船长们骑马出城向东，穿过繁茂的果园和葡萄园、麦浪翻腾的小麦地和大麦地，然后快马加鞭，越过从阿连特茹到新蒙特莫尔连绵起伏的平原地区。

在那里，他们骑马穿过村庄，来到另一个高耸的摩尔城堡。在它雉堞林立的长墙之后，众朝臣盛装出席。国王发表了冗长夸张的讲话，列举了祖先的丰功伟业，历陈他决心让祖先的事业迈向更大的辉煌。

“全靠上帝保佑，我们依仗武力把摩尔人从欧洲和非洲的这些地方赶走了”，为提醒听众注意即将开始的这次航行是漫长的十字架东征的自然延续，曼努埃尔如此回忆道：

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寻找印度和东方之土更适合我的王国了——我总是与你们讨论此事。那些地方虽然距离罗马教会如此遥远，但我希望依靠上帝的仁慈相助，我们不但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那里的人接受我们的主、圣子耶稣基督的信仰，作为回报我们能在那里的人民之中赢得声名和赞美，而且能够通过武力从异教徒手中夺取新的王国、城邦和巨大的财富。

他补充说，既然葡萄牙通过探索非洲赢得了权利和财富，那么通过寻找亚洲、获得“古代作家颂扬不已的东方财富”，无疑会带来多得多的荣耀和回报，那些财富“有些已经通过商业交易造就了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强大城邦，还有意大利的其他强大势力！”他强调，自己不会拒绝上帝赐予的这样一个机会，也不会舍弃祖先长期坚持的十字军东征和寄予厚望的事业，那只会令他们蒙羞。

在结束了对朝廷大批怀疑派——这些人对王室捕风追影的寻宝探险没那么热衷——的演讲后，曼努埃尔一世为众人引荐了他选来指挥这次任务的人。他告诉与会者，瓦斯科·达伽马在他受命担纲的工作中一贯表现出色，他之所以选择达伽马，就是因为他“是个忠诚的骑士，配得上这样一个光荣的事业”。国王授予这位年轻的指挥官一个职衔，将其航海家和军事领导的职责合而为一：从现在开始，他被称作舰队的总船长。

曼努埃尔一世命令其他船长听命于他们的领袖，并要求他们团结一心，战胜前方必将面对的种种危险。随后，每一个人鱼贯走过国王的面前，跪下来亲吻了他的手。轮到瓦斯科·达伽马时，曼努埃尔一世赠予他一面丝质的白旗，上面绣着基督骑士团的十字标志，总船长跪下宣誓：

我，瓦斯科·达伽马，奉您、我的君主、至高至强的国王陛下之命，去探索印度和东方的海洋和土地，我把双手放在这个十字架标志上郑重发誓，我将高举这面旗帜对陛下效忠，对上帝效忠，不会屈服于任何摩尔人、异教徒，以及沿途所遇的其他种族，在一切危险面前，无论是水火还是刀剑，永远捍卫旗帜，保护旗帜，至死不悔。

国王令访客退下，达伽马回到了里斯本。他随身带着自己的航海命令还有给旅途中可能会面的一些大人物——其中当然有三印的祭司王约翰——的一包信件。

在伟大航行即将开始的前夜，舰队首领们的头脑中交织着兴奋与恐惧，恐怕没有人会冷静下来推敲国王讲话的深意。即便仔细推敲，曼努埃尔一世把宗教、政治和经济等量齐观的说法也不会让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有丝毫怀疑。就算是不关心这些的人也知道，健康富有的国家是上帝垂青的征兆，也是祂继续广施福祉的信号。用垄断香料贸易来寻求财富就是加强守卫基督教的国家，继而削弱伊斯兰。如果意大利各商业共和国在此过程中受到重创，那也是它们咎由自取，谁让它们从来都和东方眉来眼去，而对西方爱答不理？

每个签约参与的人都有自己的动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一盘大局上的一个棋子。不过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这盘棋到底有多大。瓦斯科·达伽马的任务不仅是抵达印度；他还要争取盟友和财富，以便葡萄牙入侵阿拉伯核心地带，直捣耶路撒冷。欧洲人要航行绕过半个已知的世界，只为到达地中海东岸附近，这诚然是个惊人之举，但完全出自对祭司王约翰、奇妙的东方，以及香料的价值的坚定信念。逾700年的历史被放在最多170个人的手中，这也是非同寻常之事，但真正的信徒对此胸有成竹。如果最终证明此法行不通，上帝必会干预此事，补上不足之数。葡萄牙探索大洋的征程始于航海家恩里克，但这项事业也一直是葡萄牙倾举国之力推进的。启航之前，瓦斯科·达伽马得到的是整整四代葡萄牙亲王、船长和水手收集来的情报。丹吉尔的主教——那个为佩罗·达·科维良的任务做准备的热心的宇宙学家——为他提供了地图、航海图和各式报告，其中也许还包括无畏的间谍本人寄回的信件。

最后的补给——淡水、水果，以及面包、活鸡、山羊和绵羊——纷纷被装上了船。船队离开码头，锚泊在城市下游四英里的地方。附近，在一片上好的沙滩后面，就是贝伦（Belém）——伯利恒的葡萄牙语拼法——这个小村庄。曾有一支大舰队在同一地点出发驶向休达，航海家恩里克在这里盖了一个小教堂作为标记。出发的船员去那里祷告航海成功和安全返航已经成为一种仪式了，1497年7月7日晚，达伽马和他的哥哥及同僚骑马到了那里，彻夜未眠，黎明方归。

当太阳从塔霍河泛着银色光泽的水域上升起之时，水手和士兵们划船过来，加入了他们。军官们都穿着钢铁盔甲，他们的手下身穿皮制短上衣和护胸甲。水手们穿着宽松的衬衣、齐膝短裤、带帽的长斗篷，戴着深色的帽子。他们挤进这个昏暗的小教堂，举行了最后一次弥撒，他们的家人、爱人和朋友们聚在大门外。随后钟声响起，戴着蒙头斗篷的僧侣和身穿长袍的神父领着礼拜者来到岸边，每个人都举着点燃的蜡烛，口中吟诵着祷文。到这时，庞大的人群已经围拢过来，他们冲向海滩，喃喃地唱着圣歌，“为那些在此时出发之人的命运哭泣和哀叹，他们投身如此危险的航行，几乎必死无疑”。神父在听取全体的忏悔，宽恕即将启程的十字军战士所告解的罪恶时，所有的人都跪了下来，随后全体船员划小舟上了船。

号角嘹亮，战鼓轻敲，王旗在总船长的主桅上高高升起。基督骑士团的旗帜飘荡在瞭望台上，其他三艘船的主桅上也飘扬着同样的十字军旗。船锚在有节奏的船歌咏唱声中拉起，甲板人员拉动吊索，船帆慢慢展开，露出他们自己的大十字——当年，正是在同样的十字下，圣殿骑士们策马投入了争夺圣地的战斗。

疾风鼓满船帆，舰队缓缓前行，先是不知不觉，后来逐渐加速。船上最小的男孩也不会察觉不到惊人的颠簸。那一刻他们似乎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要与陌生的同伴共度甘苦、驶向未知之地。随着故乡逐渐消失在远方，茫茫海面在眼前展开，闪烁着对探险的无限期待，也带着一丝对危险和死亡的恐惧。在接下来的数个年头，这幅图画将逐渐填满；眼下只需观察和等待。

在保罗·达伽马的船上，记录者写下了他的第一条日志。他记录了日期——1497年7月8日，星期六——和出发地点。随后，他补充了一句简短而衷心的祷告：“愿我们的主上帝允许我们为祂圆满完成这次航行。阿门！”

8.掌握诀窍

起初一切顺利。7月15日星期六，在离开里斯本一个星期后，加那利群岛出现在四条船船员们的视线中。第二天，他们在破晓时分停船，准备钓几个小时的鱼，黄昏时他们抵达一条宽阔的水湾，早先的探险家将其命名为“金河”，那似乎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天晚上，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危险的滋味。夜幕降临，浓雾渐起，保罗·达伽马看不到他弟弟船上的灯笼。翌日浓雾散去，但仍是一片可怕的寂静，海面上没有圣加布里埃尔号和舰队其他船只的踪影。

葡萄牙人对这种小事故素有经验，圣拉斐尔号驶向佛得角群岛，那是第一个指定集合地点。接下来那个星期六的拂晓时分，在看不见地平线的海域航行了几近一周后，瞭望员第一次看到了岛屿。一个小时后，军需船和贝里奥号也出现了，正驶向同一地点。然而圣加布里埃尔号仍然踪影皆无，几条船重逢后，水手们焦急地相互喊话。他们按既定路线继续前行，但海风几乎立刻平息了，船帆垂了下来。他们在风平浪静的海上漂流了四天，最后在7月26日上午，岗哨才辨认出五里格之外的圣加布里埃尔号。晚上，他们终于赶了上来，兄弟俩的船靠得很近，足以商谈情况。船只离散是个凶兆，为了共庆重聚，号角齐鸣，炮手也发射了数轮臼炮。

第二天，重聚的舰队抵达佛得角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圣地亚哥岛，并在背风的圣玛利亚海滩抛锚。帆桁和索具都需要修理，船队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采购了肉、水和木头等新鲜补给上船。8月3日，他们又回到海上，先是向东航行到非洲沿岸，然后改向南行。他们如今来到可怕的赤道无风带，这里一片死寂，多少船只陷于其中，船员们也随时有可能因为饥渴而慢慢死去，随后又经历了多变的狂风和突发的风暴。船只摇晃颠簸，连老水手也饱受晕船的折磨，新手更是接连数日捧着自己的胃向船外呕吐个不停。一次暴风中，圣加布里埃尔号的主帆桁一折为二，方形的大主帆垂下来，像折断的翅膀那样扑腾着；整个舰队停了下来，直到两天后新帆桁安装就位。

继续航行后，船队转舵西南，朝着大西洋的正中心驶去。

在此前每一次已知的航行中，每一位船长——包括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在内——在沿非洲海岸探索时，都尽量靠近岸边行驶。这次可不一样。或许葡萄牙人曾秘密派人去解决了南大西洋的风向规律这个难题——因为保密级别过高而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或许他们意识到，横帆船的装备远不如轻快帆船，无法逆东南信风和北向洋流行驶。又或许纯属碰巧加上出于直觉，瓦斯科·达伽马驶向外海去寻找一个大风轮，以便走一条逆时针的弧线，回旋至非洲南端。如果真是这样，那可是个惊人的冒险之举。如果他适时驶离航线，就会乘着西风加速驶向目的地。但如果他搞错了，就会被冲回非洲海岸——或者更糟，他还有可能被吹出已知的世界。

达伽马的手下别无选择，只能信任他们的指挥官。他们唯一的同伴是大群的苍鹭，那些海鸟与舰队同步前进，直到晚上才振翅飞向远方的海岸。一天，一头鲸鱼在附近浮出水面，引起了船员的骚动：或许和另一次航行的情形一样，水手们敲打着鼓、平底锅和水壶发出噪音，以防这条鲸鱼突然玩心大起，弄翻船只。其他时候他们各司其职，逐渐适应了一成不变的海上生活。

半个小时又半个小时，沙漏里的沙子昼夜不停地流动着。船上的童仆每一次翻转沙漏，船钟就会响起；八响过后，岗哨就换班了。离岗的水手交班时会唱起一首古老的小曲：

瞭望台换班，沙漏还在转！只要上帝保佑，就能一路平安。

每一天都是以在甲板上祈祷和吟唱圣歌开始的。每天早上，水手长一声令下，甲板水手就会泵出渗进船底的水，擦洗盐渍的甲板，刮刷木制构件。水手们调整索具，修补船帆上的破口，用磨破的绳子制作新的绳索，而炮手们则清洗加农炮，并用打靶练习来试炮。准备开火前，他们先把石丸装进长长的炮筒，然后把火药填进圆柱形的金属管。他们把火药管开口的一端楔进炮筒的后膛，在火门里放进一截闷燃的火绳。开火时最好保持一段距离，这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在1460年发现的：

火炮发射时，这位国君就站在炮手身旁，好奇心战胜了国王的身份该有的矜持或尊贵，他的大腿骨被一枚构造不当、发射失灵的炮弹炸成两半，他被击倒在地，一命呜呼。

如果没有意外发生，并预先充填好了足够的火药管以便随时插入炮筒，就可以维持一个缓慢但稳定的开火速度。

炮声隆隆，仆人和侍者为长官擦亮钢铁盔甲，替他们清洗和修补衣服。船舱内，仓库管理员对设备和补给做例行检查。厨房的侍者在甲板上的填砂炉膛烹饪每天一顿的日常热食，人们用大木盘盛着饭食，直接用手指或随身小刀进餐。自船长以下，每一位船员的日常基本口粮都是一样的：1.5磅硬面包，2.5品脱水，少量醋和橄榄油，连同一磅咸牛肉或半磅猪肉，在斋戒日则以米饭配鳕鱼或奶酪来代替肉类。果脯等美食是留给高级军官的，事实证明，这些非常有益于他们的健康。

军官们从主桅后的后甲板发布命令，或是沿着梯子爬上艉楼舱顶的甲板以便对当前形势看个仔细。与此同时，领航员们计算位置，校正航线。手头只有些很简单的仪器，这可苦了他们。船队南行，海面上北极星的角度逐渐降低，通过相当简单的计算便可确定纬度。为了计算仰角，领航员们使用一种简化版的小型天体观测仪器，它是经过多个世纪演变而来的。水手的星盘是悬在铜环上的一个铜圈，这是为了确保它在摇摆的甲板上尽可能地垂直。照准仪是以铜圈圆心为轴的一支表尺，用它对准北极星——如果北极星没有被云层遮住的话，星盘周围的刻度即可显示纬度。这是近期的发明，且由于它用黄铜薄板制成，在强风中容易摇晃，因而很难获得精准读数，着实恼人。

夜复一夜，北极星升起的高度越来越低，直到最后只在赤道上方九度左右，低到与海面齐平，消失在海平面的那一端。在头一次在南半球的天空下过夜的新手看来，仿佛整个世界突然翻转过来了。就算是老手也要惊叹眼前的奇观，再逐渐适应波谲云诡的新天象。葡萄牙人是最早面对在赤道以南航海的问题的欧洲人，没有北极星的引导，他们学会了通过测量正午太阳的高度来计算纬度。眯着眼睛直视太阳（这还是在没有云彩遮挡的情况下）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差事，再加上当时还没有用于航海的精准计时器，因此必须获取大量读数才能测出子午线高度，也就是子午线弧形顶上的那个点。此外，太阳可远不如北极星那般可靠。因为太阳黄道并不沿天体赤道运行——换言之，因为它在天空中的轨迹并非与投射在太空中的地球赤道齐平——它与赤道形成的子午线角在一年中的每一天都不一样。因此，如果航海家希望参照太阳得知自己所处的纬度的话，就需要补偿变量。葡萄牙人再一次抢得先机。达伽马的船上携带着《太阳规则》，这是国王若昂二世的数学家委员会在1484年制定的一系列冗长的表格和详细说明。这些表格为任何一天的太阳偏角，即正午时分太阳与赤道的夹角给出了确定的数字，还指导航海家如何应用该数字测得读数。这是一整套累人的过程，很多人宁愿放弃天文导航而相信自己的直觉，但瓦斯科·达伽马是个对规则一丝不苟的人。

以上是纬度的测量；当时根本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方法来测量经度。航海家们依仗的是航位推测法，基本上是老练地猜测航速，再根据罗盘显示的方向加以持续校正得来的。罗盘这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就安装在艉楼壁凹处，靠近舵柄穿过船尾的地方。磁针附在一张标有罗盘刻度的卡片上，连接在一只圆碗的枢轴上；这个装置靠一盏小油灯照亮，装在一只带盖的木盒里。备用的磁针和卡片，以及给磁针重新上磁的硬石块都小心地堆放在位。瞭望台上的军官大声喊出改变航向的指令、命舵手用力扳动沉重的舵柄转动船舵时，他会密切注意身边的罗盘。由于他的视线被船帆和艏楼、水手以及甲板设施挡住了，罗盘通常是他了解自己面向何方的唯一方法。

在履行职责的间歇，有些人会读书，更多的人则用骰子和纸牌赌博。有的人用钓钩、渔网和鱼叉捕鱼，还会清洗、剔肉和腌渍剩下的渔获。其他人会奏起曲子或唱起海上的歌谣；有几个人养猫养狗，用于猎捕在船舱里到处啃噬的鼠类。很多人只是吃吃喝喝，四下闲荡，谈天争论，在每人每天定量高达两升的葡萄酒的作用之下，偶尔还会打架斗殴。每个人都祈祷。身处这一片未知的海域深处，地平线上永远显现着死亡的阴影，他们的内心始终需要一位能引导他们前进的仁慈的天神。他们独处时祈祷、工作时祈祷，有时也会在船长的带领下集体祈祷。他们在船上的神龛前礼拜，阅读祈祷书，摩挲护身符，并以冗长的祷文和欢庆仪式来度过圣日。

每一天结束时都会举行宗教仪式，仪式结束后，夜班人员各就各位，桅杆上也挂起了灯笼。船长回到他位于艉楼的船舱，军官们也回到他们位于底舱和前舱的铺位。其他人睡在哪里都可以——船楼之间抬高的跳板下面、艉楼下的隐蔽处，在热带附近的晚上，如果隔舱里味道难闻，就露天而睡，舱口上方那个唯一的平坦处总是供不应求。规模小得多的轻快帆船只有一个船舱，更不用提私人空间了，人们也挤得更紧。

8月渐逝，炙热的天气让船员病怏怏的。剩下的食物会迅速腐败。淡水开始发臭，人们喝水的时候只好捏住鼻子。浓重的味道四下飘散。人们在烈日下收起风帆和船锚，无论工作还是睡觉都穿着同一套衣服，数月不换。在海上，他们从不理发，也很少洗头——海水太咸，淡水又过于珍贵——头皮上满是虱子。他们蹲在艏楼的锚索和起锚架中间，用一只敞开的箱子作厕所，但箱子在海浪的翻滚中东倒西歪，如遇暴风雨，则连最基本的体面也无法保持了，排泄物总会被冲到船舱里。后来有一位搭乘葡萄牙人的船去东方的旅客曾描述过船上那些最糟糕的时刻如何地艰苦难熬：

我们陷于穷极想象的最无序最混乱的境地，因为人们上吐下泻，污秽物溅得彼此满身都是：耳闻之声唯有饥渴病患及其他不适之人的悲叹和呻吟，诅咒之声不绝于耳，他们诅咒上船出发的时间，叱骂自己的父母双亲，更恶毒地说自己才是万恶之源。我觉得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状若疯人。

灼热的天气、暴风雨和赤道附近的无风带都过去后，新的灾难又降临到不幸的水手身上。非洲沿岸下起了倾盆热雨，他抱怨道：

后来，如果湿物没有充分晒干，他们就转而诅咒蛆虫。我也是，看到被子湿答答的，上面爬满虫子，这的确是个大麻烦。雨水恶臭难当，一切都腐烂朽坏，不只是身体，还包括所有的衣物、箱子、器具和其他物品。我本人没有更多的衣物可换，被迫将其穿在身上烘干，至于被子，也只能躺在上面，但我完全适应了。至于发烧和腰部的剧痛，也让我习惯了病痛，整个旅途中，我几乎一直患病。

9月过去了，然后是10月，除了一群鲸鱼和大群海豹像光滑的卵石掠过海浪之外，海上生活一如既往地单调乏味。然而到此时，舰队已经到达环大西洋的巨大环形路线的西南端，西风带正把它全速吹回非洲。最后，11月1日星期三，一丛丛马尾藻开始在他们眼前漂过：这是陆地将近的迹象。

那个星期六破晓前两小时，夜班人员放下铅锤测量水深。他们测得的数字是110英寻，就是说水深只有区区数百英尺。他们从纬度测算得知，舰队已经来到好望角以北仅30里格的地方。

上午9点，岗哨看到了陆地。船队汇聚一处，每个人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大松了一口气的船员升起旗帜和王旗，炮手发射了炮弹。

整个航程令人筋疲力尽。焦躁不安的船员们已经93天没看到陆地，很长时间没有享用干净的淡水或食物了，这着实令人绝望。然而这次空前的环大洋航行得到了巨大的回报：他们避开迎面而来的沿海的风和洋流，省去了几个星期的宝贵的航海时间。瓦斯科·达伽马在其指挥初期便发现了从欧洲到好望角的这条最快速也最安全的航线。

此人决心让自己和船员们突破极限，达成超凡目标，这是他朝着该目标前进的第一次大胆之举。

船队改变航向，靠近海岸，但海岸线与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所绘的航海图和航行指南毫无相似之处。他们再次驶向大海，乘风前进，三天后又一次靠近陆地。

这一次，他们看到眼前有一个宽广的海湾，其后是地势低洼的平原。迪亚士的老水手们以前从未见过此地，探险家们将其命名为圣赫勒拿湾。

受瓦斯科·达伽马之命，首席领航员乘小船出发去测水深并寻找一个安全的停泊之所。这个港湾安全隐蔽，海水清澈见底，第二天，11月8日，舰队在海岸不远处抛锚停泊。

四个月的海上生涯对船造成了严重破坏。它们一艘接一艘地驶进浅滩，开始了名为侧斜检修的艰苦工作。存货堆在船舱的一侧，众人协力牵拉绳缆，船身倾斜。水手们爬梯子登上暴露的船体，把镶嵌在木头上状如数千个小火山的藤壶刮除干净。他们刮去虫子、海螺和海草，把新鲜的麻絮用捻缝凿填进船缝。海滩上点起一堆火，煮得沸腾的沥青被倒进缝隙中。在对船身的另一侧进行了同样的操作之后，船只被拉回到水平位置，待船身平稳后被拖到海上。这时，压舱石都浸泡在舱底的污水之中，垃圾和被冲刷进船舱的排泄物散发着恶臭味，船舱内还爬满了老鼠、蟑螂、跳蚤和虱子。人们把有毒的混合浆液铲了出来，换进去新的压舱石。甲板也被擦洗一新，船帆得到了修补，毁坏的桁木和磨损的绳索也用备件替换下来。

工作进行之中，一支登陆小队出发去勘察海岸、寻找淡水、收集木料。在东南方向几英里外，他们遇到一条蜿蜒流过草原的河流，在附近还遇上一群当地人。

“这个国家的居民有黄褐色的皮肤，”记录者如此写道，“他们的食物仅限于新鲜的海豹、鲸鱼和瞪羚，还有草根。他们以毛皮为衣，男性成员都佩戴刀鞘。”他们携带着橄榄木的标枪，枪尖上装着淬过火的角片，而且无论去哪里都带着一群狗。葡萄牙人惊奇地发现，那里的狗吠起来和故乡的一样，鸟儿——鸬鹚、海鸥、斑鸠、冠毛云雀，还有很多其他鸟类——也都是他们熟悉的物种。

舰队抵达翌日，瓦斯科·达伽马带着几个船员乘船上的小舟上岸。他搭起一个大型的木制星盘，以便测量比海上更准确的纬度，他的手下看到一群非洲人正在采集蜂蜜。海岸线附近，蜜蜂在灌木丛旁的沙堆上筑造蜂房，当地人正忙着用烟把它们熏出来。水手们悄悄接近他们，抓住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把他拖到圣加布里埃尔号上。被抓之人显然吓坏了，总船长让他坐在桌旁，命令两个侍者——其中一个是黑奴——也坐在他身旁，一起美餐了一顿。这位访客渐渐开始自主进餐，待达伽马回来时，他已能愉快地与人交谈了。他在船上过夜，第二天，达伽马给他穿上漂亮的衣服，还送给他一些小玩意儿——一些铃铛、水晶珠子，还有一顶帽子——然后放走了他。

正如达伽马所愿，这位访客很快就再次出现在海岸上，还带来了十多个同伴。总船长令手下划船送自己去海滩，一上岸便在非洲人面前摆开肉桂、丁香、小粒珍珠和黄金的样品。他打着手势询问他们是否有类似的东西可供出售。了解到他们从未见过这类东西后，他又分发了一些铃铛和锡制戒指，然后回到了船上。

第二天，另一群人出现了，接下来的那天是个星期日，四五十个当地人聚集在海岸上。晚餐过后，葡萄牙人上岸用一些小硬币换来了一些非洲人用作耳环的海螺壳，以及狐尾草做的扇子。记录者为了找个纪念品，用一枚铜币换来“当地人佩带的一把刀鞘，这似乎表明他们非常看重铜”。

交易完成后，一个高腔大嗓的水手费尔南·韦洛索问达伽马，他是否可以陪同当地人去后者居住的村庄看看那里的生活。这位业余的人类学家全然不听劝阻，达伽马在哥哥的说服下妥协了。大多数人回到船上，而韦洛索则和非洲人一起去享用搭配着烤菜根的新鲜烤海豹肉。与此同时，保罗·达伽马和尼古劳·科埃略也留下来，带着一些人收集岸上的浮木和龙虾。他们在搜寻时看见一小群幼鲸游进船队中间，追逐着浅滩处成群的小鱼。保罗和船员们跳上小船紧追不舍，手中挥舞着用绳索连在船头上的鱼叉。水手们瞄准，用倒钩刺中一条鲸鱼的背部。鲸鱼大痛之下乱蹦乱跳，数秒之间便绷紧了鱼线。小船颠簸着歪向一片血沫中；多亏沿岸水浅，鲸鱼冲到水底安静了下来，他们才幸免被拖向外海。

过了一会儿，冒险家和觅食者们回到船上，费尔南·韦洛索飞奔下山，和他一同进餐的伙伴们穷追不舍。他饱餐一顿后，非洲人毫不含糊地打手势告诉他该回自己人那里去了。他惊慌失措地跑回来，开始向舰队大声叫喊。

达伽马一直注意着他何时归来。这时他打信号给各船以回去拯救未来的人种学家，为了避免引来更多的麻烦，他命令手下人划船送自己上岸。

韦洛索大步走下沙滩，冲向小船，非洲人守在有灌木掩护的地方。然而，水手们并不急着去救他们那位趾高气扬的同伴。四个月来，他们受够了他的自吹自擂，决定让他受受挫折。两个非洲武士目标明确地跑上海滩时，他们还在享受着这场恶作剧。可就在那时，气氛突然就变了，但在援救人员爬上岸前，其他非洲人突然现身，朝小船猛烈投掷，标枪矢石如雨。好几个人受了伤——包括瓦斯科·达伽马，他刚到现场不久，大腿上就中了一箭——登陆小队仓促退回舰队。达伽马把一种用尿液、橄榄油和解毒剂制成的药膏涂在伤口上，他觉得很没面子，便下令弩手向岸上随意射击。

总船长认为自己得到了一个有益的教训，他在余下的海上生涯中一直谨记着这个教训。

“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记录者写道，“都是因为我们把这些人看作小精灵，以为他们不会使用暴力，因此在登陆时没有首先武装好自己。”葡萄牙人没有再见到当地人，他们又待了四天，直至修理完毕。11月16日，天刚破晓，他们便离开海湾，朝东南偏南方向驶去。两天后，他们第一次确凿无疑地瞥见了好望角。落日余晖下，群山如舞台布景般熠熠发光，这座地标巍然耸立，如同试图越过它的数十年航程一样壮丽辉煌。

他们虽然看到了好望角，却发现它很难通过。南风沿着海岸呼啸而过，为了出海，船队与之搏斗了四天，但还是被吹回到陆地上。最后在11月22日中午，风改从船尾吹来，他们这才绕过海角。此前只有一支舰队曾在这片水域航行，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也只是在归途中看到了这个传奇的地标。

号手奏起嘹亮的号曲，船员们纷纷感谢上帝引导他们安全航行。

三天来，船队都紧挨着海岸，经过了茂密的森林和许多河川的河口，最后到了一个巨大的海湾，它的河口的水深和宽度都有六里格。迪亚士正是在此处不幸遇到一些牧民的，而且达伽马事先便得到了警告。

探险家们驶进海湾，经过一个岸上满是海豹的小岛，在海滩外抛锚停泊。这将是一次长期停留。三艘主船的补给将尽，军需船上的东西需要转到主船上去。

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有人居住的迹象；只有诡异的一大群肥牛徜徉在岸上。随后，在12月1日，大约有90个人从丘陵中现身，有些人沿着海滩走了下来。当时，大多数船员都在圣加布里埃尔号上，非洲人甫一现身，他们就带上武器，划着小船出发了。靠近岸边时，达伽马扔了一把铃铛到沙滩上，好奇的当地人捡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径直走向小船，又从船长手里拿走了更多的铃铛。与迪亚士一起航海的几位老手有些困惑；水手们猜测，或许在他们最近那次小冲突发生之前，消息已经传开，说来访者毫无恶意，还会分发礼物。

伤势未愈的达伽马却没那么乐观。他让手下划船离开非洲人聚集过于稠密之地，划向空旷的海滩，在那里遭遇突袭的概率较低。在他的示意下，当地人也跟了过去。

总船长领着诸位船长、士兵和弩手上了岸，他示意非洲人三三两两地靠近。作为对他的铃铛和一些红色睡帽的回报，他收到了一些精美的象牙手镯。显然，这里大象资源丰富，处处可见大坨的象粪。

第二天，200名当地人带着十几头肥牛和四五头羊出现在海滩上。在最肥的那头牛的背上，有个男人坐在茅草驮鞍支撑的一丛树枝上；其他的牲畜鼻孔中都穿着木棍，葡萄牙人后来才知道，这是牲畜待售的标志。连续数月咀嚼干肉和腌肉，烤牛肉实在令人垂涎。葡萄牙人直接上岸，而招待他们的当地人则取出一些像笛子一样的乐器奏起乐曲，开始跳舞。达伽马此刻兴致勃勃，下令号手吹响号角。葡萄牙人在小船上站起身来翩翩起舞，总船长也加入了他们。

探险家们用三只手镯的便宜价格买了一头黑牛，第二天是星期日，他们美美地享用了牛肉午餐。“我们发现肉很肥，也像葡萄牙的牛肉一样美味”，记录者如此写道。

双方在喜庆的氛围中放松下来。更多好奇的当地人开始出现，这一次他们带来了女人和小男孩，还有成群的牛。女人们站在海岸后边的一面小坡上，男人成群聚集在海岸上跳舞奏乐。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用狐尾草扇风的老人们靠近他们，双方设法用手势交流。一切显得如此欢快，直到水手们注意到部落的年轻人正手持武器匍匐在灌木丛中。

达伽马把他的非洲翻译马蒂姆·阿方索拉到一旁，吩咐他再用一些手镯买一头牛。非洲人收下手镯，把牛赶进灌木丛中，并把阿方索拉到附近的一个水塘旁，葡萄牙人用那里的水灌满了储水桶。非洲人愤怒地问道，为什么这些陌生来客要拿走他们宝贵的水？

总船长开始对整个局面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让手下人聚集一处，呼叫阿方索赶紧归队。葡萄牙人退回小船，沿着岸边划到起初登陆的开放水域。当地人跟了上来，达伽马命令士兵系好胸铠，弩弓上弦，枪矛在手，在海滩上列队整齐。展示武力看来奏效了，非洲人向后退去。

达伽马命令士兵上船，他们划出去一小段距离。记录者写道，总船长有些焦虑，极力避免误杀任何人，“但为了证明我们的实力，尽管不愿伤人，他还是命人从一艘大船的艉楼甲板开了两炮”。非洲人此刻安静地坐在灌木丛前的海滩上。当炮声响起，炮弹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时，他们跳起来四下逃窜，仓皇之下，把兽皮和武器丢弃了一地。一分钟后，两个人跑回来收拾散落的财产，他们赶着牛消失在丘陵之后。其后数天再不见他们的踪影。

由于装配调拨的工作，军需船上的备件和木料消耗殆尽，达伽马命人在拆卸一空的船体中点了一把火。点燃的船体多日闷烧冒烟，像个阴郁的警报信号。然而，水手们很快便忘记了岸上的麻烦——那是总船长操心的事——娱乐才是他们更关心的。一队人划船到海湾中间的岛上，就近观察海豹群。岛上满是海豹，从远处看，整个岛屿就像一堆移动的光滑大石。有的海豹大如熊，吼叫起来像狮子一样，毫无畏惧地攻击人类；最魁梧的水手投出的长矛也对它们毫发无伤。还有些海豹体型较小，叫声像山羊一样。记录者及其观光同伴们数到3000头的时候就放弃了，为了自娱自乐，他们朝着海豹群开炮。还有一些叫声如驴的怪鸟，“大如鸭子，但不能飞行，因为它们的翅膀上没有羽毛”。那些是黑脚企鹅，探险家们也屠杀了它们，直到厌倦了方才罢手。

在海湾的第12天，余下的三艘船都差不多可以离开了，水手们再次出去装满储水桶。有一次出动时，他们带去了一块从葡萄牙带来的“发现碑”，这是一种刻有王室盾徽的石柱。达伽马命人用军需船的后桅做了一个大十字架，在地上立起石柱后，把十字架安装在它的顶上。

第二天，就在小舰队扬帆起航时，非洲人终于从灌木丛中现身了。他们自始至终一直在观察着无礼的外乡人，现在总算抓到了复仇的机会。十几个人跑出来，把十字架和石柱砸得粉碎，离去的船队上的人将这个场景尽收眼底。

现在是12月7日，船上有一股明显的紧张兴奋的情绪。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上一次只到前方不远的位置便返航了，而瓦斯科·达伽马的人将要进入大自然的神秘地带。很多人坚信，他们将要驶向无法跨越的极限，而他们最大的担心似乎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舰队离开海湾不久，风就停了下来，船帆低垂，船舶终日锚泊。第二天——记录者虔诚地说是圣母受胎节——上午，他们出发了，却迎头遭遇一场可怕的暴风雨。

浪头高耸成海水的峭壁。舰船被抛向漆黑的云层，又落入深渊。刺骨的寒风拍打着船尾，一切都漆黑一团。各船张挂起满帆，船头都沉入浪中，船长们赶忙下令收起前桅帆。

冰冷的海水撞击在甲板上，浸湿了水手的羊毛外衣。船舱里所有的人手都在泵水，但海水渗透和冲进来的速度超过了他们奋力排出的速度，船舱里泛滥成灾。怒号的天空盖住了领航员的指挥之声，但就算好几个人紧紧抓住在舵柄，船也几乎无法控制。暴风雨最严重的时刻，尼古劳·科埃略的轻快帆船从视线中消失了，最有经验的水手也觉得他们此番定是在劫难逃。他们哭泣不已，对彼此忏悔，挣扎着在十字架后排成一列，他们向上帝祷告，求祂大发慈悲，让他们从灾难中生还。

天空终于放晴了，日落时分，瞭望台上的人看到贝里奥号出现在海平面上，足足有五里格之远。两条船挂起信号灯，顶风停住船。午夜前后，第一班岗哨行将换岗时，科埃略终于赶了上来，但这完全靠的是运气。科埃略根本没看到另外的船只，直到几乎撞上才发现；他航行的方向跟他们一致则完全是因为残风令他别无选择。

舰队被刮到了大海深处，他们再一次驶向大陆。三天后，岗哨看到一条低洼的岛链。佩罗·德·阿伦克尔一眼就认出了它们：五里格之外，从海岸突出来的一块陆岬上，矗立着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立起的最后一根石柱。

第二天，12月16日，三艘船经过了迪亚士哗变的船员强迫他返航的河口。欧洲人——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人类——从来没有航行经过他们此刻所经之处。他们当晚停船，每一个半睡半醒的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前方会有怎样的千难万险。

第二天，他们顺着西风轻快地航行，但到了傍晚，风向突然转为东风。船队又一次被迫在海上搏斗，他们尽其所能地抢风改向，坚持了两天。风向最终变回西风时，他们又驶回了陆地，想搞清楚自己身在何方。他们很快便看到了熟悉的景色：迪亚士立起十字架的那个岛，这比他们计算自己应该在的地方后退了60里格。一股强大的近岸洋流又把他们拖了回去，他们折返了半程，退向大约两个星期前刚离开的那个海湾。

很多水手认为他们撞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那堵墙把东方与西方分隔开来。瓦斯科·达伽马完全不信这番鬼话，手下人也已经越来越清楚他有钢铁般的意志。舰队沿航线继续前进。

这一次，强烈的顺风吹了三四天，船队逆着洋流徐徐向前。

“自此以后，”和其他人一样放松下来的记录者写道，“蒙仁慈的上帝恩宠，我们得以前行！我们再也没有被赶回去。愿祂保佑我们今后也一直如此！”

他们正航行经过茂密的林地，越是深入其中，树木越高耸入云。这似乎是一个预兆，果然不出所料，海岸也清晰地向东北方向延伸。

在数十年的探索和多个世纪的梦想之后，欧洲人终于驶入了印度洋。

9.斯瓦希里海岸

1497年的圣诞节在船上神龛前的祷告声中过去了。为纪念这个日子，探险家们将自己经过的地方命名为纳塔尔，但他们没有时间休息。他们走到了航海图的尽头；从现在开始，他们必须在白纸上填入新图。一切都需要观察和记录，而通常的考验还会进一步拖后腿，诸如桅杆开裂、锚索折断、逆风航行等。最糟糕的是，饮用水就要用完了，厨子别无他法，只能在海水里煮咸肉，做出的食物令人作呕。登陆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了。

当岗哨终于看到一个小河口时，新年已经过去11天了。总船长下令在海岸附近锚泊，第二天，登陆小队划着小船出发了。他们靠近岸边时，发现一大群男男女女正盯着他们看。那里的人个头都很高——比葡萄牙人高得多。

达伽马像往常一样在前面指挥，他命令马蒂姆·阿方索带着一个同伴一起登陆。非洲人平静而礼貌地接待了他们。人群中有一人像是酋长，根据阿方索的理解加猜测，他好像在说，来访者在他的地盘上可以随意，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作为回报，达伽马送给酋长一件红外套、一条红裤子、一顶红色的摩尔帽，还有一只铜手镯。夜幕降临，小船返回了舰队，马蒂姆和他的同伴随着非洲人去了他们的村子。路上，酋长把他的新衣服披在肩上。“看看他们给了我什么！”他对迎上前来的人说，口气中透着惊喜或高兴。他们在众人的掌声中来到了村子，酋长绕着茅屋到处炫耀。他就寝后，来访者被带到一个招待客人的房子，得到小米粥和鸡肉的款待。他们睡得很警觉，主要是因为无论什么时候睁开眼，都会发现有成群的村民凑在近前盯着他们。

第二天上午，酋长带着两个人出现了，他们准备领着水手回到船上去。酋长给他们一些鸡作为送给指挥官的礼物，并补充说他会把他们的礼物带给一个大酋长，葡萄牙人认为那就是这片土地上的国王了。马蒂姆和他的同伴以及两个向导出发走回登陆地点时，吸引了逾200人尾随。

葡萄牙人把这个国度称作“好人国”。这里看来人口稠密，有很多酋长，但女人的数量是男人的两倍。武士们装备着弓箭、铁尖长矛，以及镴柄象牙刀鞘的匕首，他们与相邻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无疑都是由这种性别不平衡引发的。男人和女人的四肢和发辫上都佩戴着铜制饰品。村庄附近是水塘，人们用晒干掏空的葫芦运来海水在此处蒸发，提取海盐。访客们急切地推断说他们一定来到了更发达地区的边缘。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在那里停留了五天，把船锚泊在海上，用亚麻衬衣交易大量的铜，还重新灌满了补给淡水。这一次，非洲人帮助他们把储水桶运回船上，但在他们准备就绪之前，岸边刮起了顺风，召唤着探险家们继续前行。

九天的航行之后，密林左右分开，现出一个大得多的河口，那里到处是被红树灌木丛覆盖的沙洲。达伽马决定派一小队侦察兵冒险一探究竟，他命令贝里奥号进入水道。一天后，两条大船也随之驶入。

河两岸地势平坦，沼泽平原上零星分布着一丛丛高大的树，树上的果实古怪却可食。那里的人肤色黝黑、身体强壮，除了短小的棉质腰布之外一丝不挂。葡萄牙人很快注意到，那里的少女样貌非常标致，哪怕她们穿孔的嘴唇下挂着一串吓人的锡编饰物也瑕不掩瑜。记录者写道，非洲人普遍对他们这些陌生来客表示欢迎。人们成群结队地划着独木舟送上土特产，还毫不犹豫地爬上船来，就当欧洲人是老朋友一般。他们带走了铃铛和其他小玩意儿，带领水手们去他们的村庄，还欣然向他们提供淡水，让他们随意取用。

几天后，两个戴着绿缎绣花帽的人划船来到舰队。他们显然是当地的贵族，用内行的眼光审视了船只。他们解释说，他们中间有个年轻人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度，曾经见过这样大的船。

“这些暗示让我们很高兴，”记录者写道，“因为看来我们似乎真的正在接近自己梦想的目的地。”看到那两个人不怎么瞧得上自己送上的礼物时，葡萄牙人不开心了：他们还远未到达印度，这是个令人担忧的冷遇。不过傲慢的绅士们还是命人在河岸上为他们建造了小屋，并一连七天派仆人来用染成红色的布匹交换这些外来客手里的小玩意儿，直到他们逐渐厌倦，划船回到了上游。

葡萄牙人在河上待了32天。达伽马认为经历了这么久的航海考验，船员们有必要好好休息一下，何况他们显然很享受有体贴的美女陪伴左右的时光。与此同时，他们修理了圣拉斐尔号的桅杆，并再次侧斜检修了全部三条船。

到目前为止，他们发现东非是个天堂般的所在，但温暖潮湿的空气中潜伏着危险。很多船员得了重病，手脚膨胀得像气球一样，腿上也破了数百个小口子。牙龈肿得都盖住了牙齿，弄得他们无法进食，呼吸的臭气也令人难以忍受。眼睛流血，眼球开始从他们皱缩的脸上凸出来。离家七个月，可怕的坏血病终于爆发了。

保罗·达伽马是个和蔼热心的人，他日夜看望那些病人，不光安慰他们，还从自己的存货里拿出药品分给他们。船员中没有内科医生，不过由于船上的几位外科大夫——他们还担当理发师——像意大利旅行家彼得罗·德拉·瓦莱遇到的人物那样，“相貌丑陋不堪，就算我身体完全健康，被他一搭脉也会生病”，因此他们的作用非常有限。最痛苦的是伤口化脓，这导致病人全身瘫痪，牙齿也掉光了。大概有30人死亡，而幸存者只能站在旁边，无能为力。

最终，瓦斯科·达伽马下令继续前行。出发前，他立起了第二根石柱，并留下一张纸条，上书手下人为锚泊之处起的名字——好兆河（River of Good Omens）。然而眼前出现的显然并非全是吉兆。舰队刚刚穿过河口的沙坝，旗舰就在沙洲上搁浅了。在人人都以为没有希望，准备放弃时，搁浅的船才总算趁着涨潮再次浮上水面。2月24日星期六，这支小舰队再次回到开放海域。晚上，领航员们制订了远离海岸驶向东北的航线。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们沿着相同的方向航行，每天晚上停船，以免撞上什么，但除了一些零星散布的岛屿外，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3月1日，一大簇岛屿进入视野，这一次，它们距离海岸很近。此时时间渐晚，船队再次离岸锚泊，想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勘察情况。

黎明的曙光显现出一大片平坦的菱形的珊瑚，其边缘是白沙，点缀着绿色植被，周围环绕着一大片广阔的陆地。两个小岛守在出海口旁。达伽马决定先派轻快帆船前去探路，尼古劳·科埃略扬帆前行，沿着边缘进入海湾。他很快就明白自己判断错了路线，贝里奥号一头扎进了沙洲。他正试图退出来时，看到一个小型船队从主岛出发了。

这时，其余两条船也跟了上来，岛民们兴奋地试图招呼他们停下来。达伽马兄弟无视大陆和岛屿之间的隐蔽锚地，继续前行，在欢迎队伍的紧追之下，他们抛锚停了下来。七八条小船赶上了他们，还有一支小乐队奏着小曲。葡萄牙人认出了他们吹奏的长颈笔直的小号，这种小号与北非摩尔人用的乐器一模一样。

小船上其余的人热情地示意来客跟着他们驶进岛屿的港口。达伽马邀请一些人上船，与船员一同酒足饭饱。

葡萄牙人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岛民说的是阿拉伯语。这既给了他们希望，又让他们十分困惑。这里的人显然是穆斯林，但比探险家们此前见过的任何穆斯林都友善得多。

瓦斯科·达伽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查明自己身处何地，以及这些是何许人也。他再次命令尼古劳·科埃略前往港口测量水深，看看大船是否可以跟进。科埃略试着绕岛航行，却在一处岩岬上撞断了船舵。他终于设法挣脱，轻快帆船一路摇摆地驶进港口清澈的深水中。

贝里奥号刚刚停稳，当地的苏丹便率着一大群扈从靠近并登上了船。他身穿一袭亚麻长衫、一件及踝的天鹅绒长袍，头戴一顶镶金边的彩色丝帽，脚踩一双丝鞋，非常惹人注目。他的手下穿着精工细作、染着明快条纹的上好亚麻和棉布服装。他们头上戴着绣金线的缎带帽子，腰带上挂着阿拉伯弯刀和匕首。

科埃略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了贵宾，不过他只能向苏丹献上区区一条红色的头巾。苏丹礼尚往来，把他祈祷时手捻的黑串珠赐给了船长，示意后者可以将其视作亲善的信物，还邀请一些水手和他一起上岸。

他们在海岸线的一段岩石带登陆，那里水浅，涨潮时方可容小船靠岸。岸边是一排货栈。附近正在建造几条大船，船体的木头是用椰壳纤维捻缝的，船帆也是用这种多用途材料编织而成的。远处是个相当大的镇子，镇上有一些小清真寺和华丽的墓园，还有用珊瑚石灰岩和石块建造、灰泥粉饰的房子。到处都是成堆出售的椰子、甜瓜和黄瓜，街道上的妇女在贩卖炸小鱼和用煤炉烤制的餐饼。

苏丹召唤水手们去他的家，在款待后送他们回船，并以“一罐子用碎椰枣配丁香和莳萝做成的果酱作为给尼古劳·科埃略的礼物”。

时至此刻，两条大船也跟着贝里奥号驶进港口。苏丹向他们分发了更多美味佳肴，达伽马急忙做准备迎接他的到访。艰苦航行之后，他的船员们相当有碍观瞻：状态最好的也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而最糟的已命悬一线了。总船长命令病患和体弱之人躲到船舱里去，并把其他船上最强壮的人招来。他们在宽松的衬衫外披上皮制短上衣，蹬上靴子，还在衣服下面暗藏好武器。船上升起了旗帜，天篷也搭好了，一切准备就绪，时间也刚刚好。

幸亏如此。苏丹盛装出席，随从也穿着精美的丝绸服装，乐手一刻不停地吹奏着象牙号角。达伽马迎接苏丹上了船，让他坐在遮阳篷下，用最好的肉和葡萄酒来款待他，还献上了一些帽子、短袍、珊瑚珠，以及从箱底拿出的其他小玩意儿。苏丹瞥了一眼呈送到眼前的礼物，轻蔑地看了看，问外国人是否有猩红色的布料。经阿拉伯语翻译费尔南·马丁斯转达，达伽马不得不答复说没有。宾客没过一会儿就离开了，不过苏丹倒是对他们颇感兴趣，又来了几次，葡萄牙人继续有求必应。

现在，探险家们已经得知自己来到了一个名叫莫桑比克的国家。那些穿着讲究的人是与北方的阿拉伯人（葡萄牙人坚称他们为白摩尔人）做生意的富商。港口里有四条阿拉伯船，后来他们发现这些船满载着“金银、丁香、胡椒、姜，银戒指，还有大量的珍珠宝石，这些全都是这个国家的人使用的物品”。欧洲人的新朋友们解释说，除黄金外，所有这些东西都来自富裕城市，在那些地方，宝石、珍珠和香料均属常见之物，“这些东西堆积成筐，根本无须购买”。

来访者的心跳加速。这是关于传说中的富庶东方的第一个证据，也是他们历尽艰辛要寻找的目的地。发现穆斯林控制了整个海岸——他们后来得知这里叫作斯瓦希里海岸，得名自阿拉伯语中的“海岸居民”，这当然令人不安，但也有好消息。商人告诉他们，附近有一个非常富庶的岛屿，那里的人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穆斯林，他们总是在打仗。葡萄牙人踌躇着询问了祭司王约翰的下落，得知他也在附近，统治着大量海岸城市，那里的居民都是“拥有大船的巨商”。据传说，祭司王的宫廷远在内陆，只有骑骆驼才能够到达，但得知阿拉伯人的船上就有两名来自印度本土的基督徒，算是缓解了他们深深的失望。这个消息还暗示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基督徒是阿拉伯人的俘虏，不过这两个人不久就被带到了圣加布里埃尔号上。他们一看到船头的圣人像便跪下祈祷。无论是否身为囚徒，这终究确切地证明了整个东方都有基督徒这一事实，这是欧洲人期待已久的。

“这个消息，”记录者欢欣鼓舞地写道，“以及我们听到的很多其他传闻都令人非常高兴，我们喜极而泣，祈求上帝保佑我们身体健康，以便亲眼看见如此热盼之事。”数个世纪的希望和梦想几乎触手可及：东方的一位基督教国王，他治下富裕得惊人的国民，还有诸多城市，城市中有随处可见的、只需用筐舀起的宝石和香料。

就在来访者们兴奋得满脸通红的时候，局面急转直下。

苏丹某次来访时问外国人是从哪里来的。他想知道他们是土耳其人，还是他不熟悉的另一个遥远的穆斯林民族？他知道土耳其人是跟他们一样诚实的人。他还说，如果他们是土耳其人，他很想看看他们国家著名的长弓，还想看看他们的《古兰经》版本。

达伽马尽量面无表情地回答说，他们并非来自土耳其，而是紧邻的一个王国。他很乐意向苏丹展示他们的武器，但表示他们没有携带宗教书籍出海。士兵们拿出他们的弩弓开弩放箭，苏丹看起来又惊又喜。吃过一顿无花果、蜜饯和香料后，达伽马冒险地解释说，他们伟大而威严的国王派他去寻找通往三印的道路。他问是否可以在这儿雇用两个熟悉印度洋的领航员，苏丹欣然同意。两个人适时前来报到，达伽马给了他们每人一小袋黄金和一件短袍。他通过费尔南·马丁斯告诉他们，唯一的条件是，从现在开始，两人中的一个必须始终留在船上。

领航员们上船后不久便制造了麻烦。这些面色苍白的远方来客的行为，他们所说的奇怪语言，以及他们更加奇怪的船，早就引起了怀疑。他们看起来对这个海岸及其土特产一无所知，问个不停，还拒绝给出明确的回答。这两个人终于明白了，雇用他们的不是某个异域的穆斯林种族而是基督徒，于是两人中的一人找借口离开了。这个人再也没有现身，葡萄牙人便动身前往距离海湾一里格远的一个小型外岛，他们此前获知他就住在这里。船在附近抛锚停泊，达伽马和科埃略指挥两条武装小船直奔岸边，并让另一名领航员也一起。立即便有六条独桅帆船从小岛出发拦截他们。那些船上满是佩戴着弓弩长箭和圆盾的穆斯林战士，他们做手势让葡萄牙人回城。

达伽马命人看住这个领航员，下令让炮手向那些船开火。

炮弹从炮膛中呼啸而出，空中一片隆隆声。

这一刻，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印度洋上相遇了，此情此景似曾相识，双方的关系也从友善转为敌对。古老的激烈对抗扩展到了新的水域。第一炮打响之后，此后的数个世纪都回响着隆隆炮声。

保罗·达伽马留守舰队，以便随时增派援手，炮声响起后，他迅速采取了行动。贝里奥号冲向阿拉伯船时，后者逃回了主岛，在保罗赶上来之前便消失在城里。

葡萄牙人返回其停泊地点。与苏丹的关系显然无法弥补了。记录者写道，此前苏丹以为他们是土耳其人，显然还是十分友善的。“但当他们得知我们是基督徒后，就准备背信弃义，抓住并杀死我们。被我们扣押的领航员后来向我们透露了他们的全部意图——如果有能力做到的话。”葡萄牙人欣然接受这则消息，认为这名领航员一定是被万能的主所感动，才向他们透露了这一阴谋。

第二天是个星期日，船员们出发去小岛举行弥撒。他们发现了一个偏僻的地点，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摆设圣台，举行了圣餐仪式，然后紧接着就扬帆去寻找更加宜人的水域了。

然而天意自有安排。两天后，船队驶过一个背靠高山的海角，风停了下来，他们也慢慢停了船。接下来的那个晚上，一阵微风把他们送出了海，但第二天早上他们醒来时发现，一股强大的离岸流又把他们一路拖回了莫桑比克岛。傍晚时分，他们总算回到了之前举行弥撒的那个小岛上，但那时风向又变成了逆风。他们锚泊等待。这可是他们最不愿意久留的地方。

苏丹听人报告说基督徒又回来了，便派人带着友好的口信去了舰队。特使是个来自北方的阿拉伯人，他发誓说自己是圣族后裔，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他还喝得烂醉如泥，告诉葡萄牙人说他的主公希望能跟他们讲和，说之前都是遗憾的误会。达伽马回答说他也如此认为，但首先要求他雇用的领航员回船。圣族后裔离开后便再也没有回来。

没过多久，另一个阿拉伯人带着自己的小儿子来了，请求获准上船。他解释说自己是来自麦加附近港口的一条船上的领航员，正在寻找回北方的船。这多少有些古怪，因为有很多阿拉伯船定期往返于这个海岸，但达伽马同意他上船，这与其说是出于好客，不如说是为了套取情报。新来的人主动提供了一条建议：他说，苏丹讨厌基督徒，他们最好保持警惕。

拖延了一个星期后，达伽马命令舰队回到港口。他别无选择：天气没有好转的迹象，饮用水也快喝完了。

岛上没有淡水资源：挖井掘出的也是碱化的盐水，喝这种水的人会染上严重的痢疾。淡水无不来自大陆，而探险家们得知，那里好斗的部落里都是裸身有刺青的人，他们把牙齿磨尖，以猎杀的大象肉和他们囚禁的人为食。

水手们无视这种骇人听闻的消息，入夜后，他们悄悄地放下小船，装上空水桶。午夜前后，瓦斯科·达伽马和尼古劳·科埃略带上一些人，静静地划船去了大陆。达伽马从苏丹那里雇来的领航员提出带他们去饮水处，因而也跟着队伍出发了。然而他们很快便在红树丛中迷了路，开始怀疑领航员只是为了伺机逃走。划了一整夜的船之后，他们又累又气地回到大船上。

第二天傍晚未等入夜，他们又试了一次。这一次，领航员很快便指明了地点，但当小船靠近时，葡萄牙人看见岸上有20个人向他们挥舞长矛，示意他们离开。

达伽马忍无可忍，命令手下的人开火。炮弹冲膛而出，非洲人逃进了灌木丛。水手们登陆，取足了水，然而得知圣拉斐尔号领航员若昂·德·科英布拉的一个非洲奴隶趁人不备逃走了，他们又有些泄气。葡萄牙人很快就愤慨地得知，那个非洲奴隶虽然早先已经受洗变成了基督徒，现在却又皈依了伊斯兰教。

第二天，另一个阿拉伯人靠近舰队，送来了一个威胁的口信。他冷笑着说，如果外乡人需要水，可以自己去找，但会不会遇上什么东西让他们畏缩不前，就不得而知了。

总船长终于忍无可忍。他的礼物遭到冷遇，领航员溜了一个，如今，来访者又一个接一个地戏耍他。他被当成傻瓜一样，因此决定给穆斯林一个教训，免得继续丢脸。他给苏丹捎去口信，要求其交回奴隶和领航员，且很快就得到了回复。苏丹盛怒。水池旁的人在欢欣鼓舞中就被基督徒杀死了。至于领航员，他们都是外国人，而苏丹对此一无所知。这些来访者起初表现得老实可信；如今看来，他们不过是一群四处游荡、劫掠港口的下贱无赖。

达伽马召集船长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所有的船都装备上火炮，朝镇子冲去。

岛民早已准备好迎战了。数百个人装备着标枪、匕首、弓箭冲上海滩，用投石器向不断靠近的船投掷石头。加农炮回击之后，岛民退到他们用成排的木板扎牢的木栅后面。他们藏起来虽保全了性命，却也无法再轻易攻击，葡萄牙人连续轰炸海岸长达三个小时。

“最后我们开炮开得累了，”记录者显然被激怒了，却假装用漫不经心的口吻写道，“就回船里吃晚饭了。”

岛民开始带着他们的物品逃跑，划着独木舟逃回了大陆。

晚餐过后，葡萄牙人再度出发去完成任务。总船长的计划是用囚犯交换奴隶和阿拉伯人手中的两个“印度基督徒”。他的哥哥追上四个非洲人划的一条独木舟，把他们拉回到大船旁。另一群水手追踪着那个自称圣族后裔之人的小船。船上塞满了他的个人财产，但桨手一到大陆，便舍弃了这条小船。葡萄牙人还发现了另一条被遗弃的独木舟，上面有“上好的棉织品、棕榈叶编制的篮子、一只盛着一些黄油的釉罐、装着香水的小玻璃瓶、法典书籍、一箱籽棉花束、一张棉网，以及很多灌满小米的小篮子”——这是一个富商的全部家当。达伽马把除了《古兰经》之外的所有东西都分给了水手，他要留着《古兰经》，带给自己的国王。

第二天是星期日，海滩上空无一人。葡萄牙人装满了储水桶，这一次无人敢反对了。星期一，他们再次给小船装备好火炮，出发去了镇子。剩下的岛民都留在自己家里。一些人咒骂着这些野蛮的来客。达伽马不想冒险登陆，看来既然无望寻回失踪之人，他为了保全面子，便命炮手开火。

表明态度后，葡萄牙人离开了锚泊之地，返回小岛。他们不得不再等上三天，直到起风才能航行。探险家们即将沿着航行的海岸流传着令人惊恐的故事。曾有一位旅行者报告说沿途某地“黑人捕捞Pisce Mulier，也就是‘女人鱼’”：

这种鱼和女人很相似，同样有阴部，用身体两侧可充当双臂的鳍夹着幼仔，经常上陆，并在那里放下她的幼仔。黑人渔夫发誓绝不与这些女人鱼有任何瓜葛。它们的牙齿功效强大，（据我所知）可以治疗痔疮、血痢和热病，将其在大理石上研磨，加水搅拌，服下即可。

他补充说，不管有无禁忌，非洲人“极其喜爱这种鱼，还与其交媾，提振精神”，要知道这些可绝非迷人的美人鱼，它们“面庞丑陋，鼻子跟猪鼻子一样”。不过海岸上纯粹的人类居民就更加可怕。据说，在内陆腹地有一个伟大的国王，他治下的臣民“杀死任何敌人后，都会切下他们的阴茎，晒干后给自己的妻子挂在脖子上，他们相当以此为荣：挂得越多就越受尊敬，因为那证明丈夫更加强壮勇敢”。另一个旅行者的解释也很有启发，他说拥有“一串男人的阴茎”相当于在欧洲被授以爵位；对东非的武士而言，这“跟我们佩戴金羊毛，或英格兰人被授予嘉德勋章一样”，是个巨大的荣誉。

葡萄牙人顽强地坚持着，3月29日，一阵轻风终于把他们吹向北方。他们顶着洋流慢慢前进，由于要连续起落船锚，海员们的手上长满了水泡。

4月1日，他们航行来到一个热带岛屿的大群岛，岛屿边缘生长着红树林，周边都是生机勃勃的珊瑚礁。小船往返于这些岛屿和大陆之间，岸边还有相当规模的商栈。前一夜，在葡萄牙人还离得太远，无法辨认地形时，阿拉伯领航员坚称这些岛屿是大陆的一部分。到这时，达伽马确信人人都在不怀好心地对付他，因而命人把领航员狠狠鞭打了一顿。为纪念这件事，葡萄牙人将第一个岛屿命名为“鞭打岛”。

达伽马决定继续前进，三天后，他们来到另一个群岛。这一次，两位穆斯林领航员都认出了这个地方。他们宣称，舰队在三里格之前刚刚经过了一个基督徒居住的岛屿。

总船长坚信两个领航员故意让他错过了一个友善的港口。船队整日都在设法到达那个港口，但一路顶着强烈的逆风。结果证明他们因祸得福，根据事后的了解，这简直就是上帝创造的奇迹，因为基尔瓦岛是沿海最强大的统治者的老家，统治者可不是个基督徒。失望的领航员不但不把葡萄牙人引离此地，还企图把他们带进陷阱。

当领航员们清楚地看到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便又出了新招。他们说，前面再航行四天，就会见到一个名叫蒙巴萨的大城，那里也住着强大的基督徒。时间已晚，但风势正猛，舰队取道向北。夜幕降临时，岗哨看到前方有一个大岛——莫桑比克领航员声称那是另一个既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城镇的地方。达伽马毫不理会，继续前进，船队顺风前行，速度很快，后来圣拉斐尔号突然撞上浅滩，搁浅了。

时值破晓前两个小时，舰队距离陆地还有几英里远。船员们朝着身后的其他两条船喊破了喉咙，因为它们在黑暗中很有可能撞上前船。圣加布里埃尔号和贝里奥号及时停了下来，放下了小船。

黎明时分，潮水退去，圣拉斐尔号搁浅在一片浅滩上。远处海岸上是一片雄伟的高山，山脚下有一个聚居点。当地人看到商机，纷纷划向受损的船只，很快便卖出一批橘子——水手们认为这种水果比家乡的好多了。达伽马用惯常的小玩意儿犒赏了他们，其中两人留在了船上。

现在，圣拉斐尔号已经放下了所有的船锚。各条船上的人们费力地把每一个船锚举到前面的船头处，远离浅滩，然后喊甲板上的同伴放出锚链。晚些时候涨潮之时，缆绳绷紧，大船才漂浮起来，船员们倍感欣慰，发出一片欢呼声。

舰队终于抵达蒙巴萨。

时间是4月7日，星期六。前方在大陆环抱之下，有一个林木茂密的岛屿。巉岩高处面朝大海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城墙高耸的大城。前面的浅滩处有一座灯塔，在差不多与水面齐平的地方，有一个守卫着沙洲的城堡。岛北侧的海港就在眼前，葡萄牙人可以看见那里停泊着大量船只，它们个个彩旗招展，像是在举行什么庆典。他们显然到了一个富裕的重港，为了不落人后，他们也升起了自己的旗帜。表面功夫倒是做得不错，但实际上舰队的状况非常糟糕。很多水手死于坏血病，还有很多人病情很重，船上人手不足的情况已经持续好几个星期了。但让幸存者欢欣鼓舞的是，第二天就可以登陆，去听星期日弥撒了。领航员们告诉他们，基督徒在城市中有自己的聚居区，它由自己的法官和领主统治；领航员们保证，他们会以巨大的荣誉迎接来客，还会邀请这些葡萄牙客人到自己漂亮的家中作客。

夜班人员上岗后，其他人都在自己惯常的角落里就寝，期盼着白天的来临。

午夜时分，岗哨大声呼喊。一条单桅帆船从那个城市出发，载着大约100个人迅速靠近，所有人都携带着弯刀和圆盾等武器。单桅帆船逼近旗舰，武装人员企图爬上甲板来。达伽马吼叫着发出命令，士兵在甲板上列队阻挡。他最终同意四名首领登船，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放下手中的武器。

达伽马从士兵变成了外交家。他乞求来者对他的小心谨慎切勿见怪，他一面向他们提供食物，一面补充说自己是个外乡人，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他的客人们面带微笑解释说，他们只是来看看舰队，因为这个景象太惊人了；还补充说，携带武器是他们的习俗，无论和平还是战争期间都是如此。苏丹正热切期盼着外宾的到来；如果不是因为时间太晚，他就亲自前来迎接了。

态度微妙的谈判进行了两个小时。四人离开之时，葡萄牙人仍坚信他们是来看看能否掳走一条船的。他们毕竟是穆斯林，虽然他们也证实了岛上的确有很多基督徒。

星期日的早晨来临了，随之而来的是蒙巴萨苏丹的礼物：一只绵羊，还有成筐的橘子、柠檬和甘蔗。显然，欧洲人已是沿岸地区的名人了，因为他们整日都在接待络绎不绝的访客。其中有两个特使给达伽马带来了苏丹的戒指，以此来保证远道而来的葡萄牙贵宾的安全，并承诺说，如果他们进入港口，会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补给。特使们皮肤苍白，自称是基督徒；他们言之凿凿，葡萄牙人就相信了他们。达伽马送他们回去，并以一串珊瑚珠子作为给苏丹的礼物——在一个四周全都是珊瑚礁的海岸，这个礼物可真是平平无奇——还让他们带口信说他准备次日进入港口。与此同时，他派两个流放者亲自去向苏丹重复他的友好问候并侦查现场。

两个人一上岸，一群人就围拢过来，跟着他们穿过狭窄的街道走向王宫。走到觐见厅要通过四个大门，每个大门都有手持出鞘弯刀的门卫把守。苏丹亲切地接见了外乡人，并命令手下人带他们参观城市。

一群人蜿蜒穿过两旁都是三层楼建筑的漂亮街道。从窗口望进去，可以看见精美的石膏天花板。女人们戴着丝质面纱，身上的金银珠宝闪闪发光，被锁在一处的奴隶们则戴着脚镣曳步而行。

观光人员最后来到两个商人的家里，有人介绍说他们俩都是基督徒。他们向客人们展示了一幅他们崇拜的画像，看上去像是画成白鸽的圣灵。向导解释说，城里还有很多基督徒，葡萄牙人的船一驶入港口，就能见到他们了。巡行结束，他们回到王宫，苏丹再次现身，交给两人一些丁香、胡椒和高粱的样品。他说，这些东西可以被大量出售，他会准许来访者满载而归。他还有很多仓库装满了金银、琥珀、树蜡、象牙，以及其他财富，并承诺会以最低价格卖给他们。

收到这些口信和关于城市的报告后，达伽马大为满意。他征询了三位船长的意见。为了防止印度之行出现差池，他们决定的万全之策是进港储备香料。

舰队起锚，但圣加布里埃尔号无法掉头，漂上了一片浅滩。第二条船直接撞上了它，三条船全都再次抛锚，各自平静下来。

那片浅滩是圣意显灵的另一个实例。船上还有几个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他们以为基督徒绝不会靠近海岸了，就彼此示意，冲向船尾，跳进一条拴在船侧的单桅帆船。数秒过后，两个领航员也跳船下水，游向那条帆船。

瓦斯科·达伽马开始怀疑有诈。那一夜，他审问了那两个未能逃脱的莫桑比克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需动用酷刑才会得到可靠的答案，他令人把油烧至沸腾，滴在他们的皮肤上。

在痛苦呼号的间隙，他们喘着粗气吐露了大致的阴谋。基督徒即将到来并攻击莫桑比克的消息在他们到来之前便传到了海岸以北，人们计划一旦他们进入港口便俘虏他们。

达伽马下令在他们冒烟的皮肤上继续浇滚油。一个受审者蠕动着挣脱了打手，自行跳入海中，全然不顾双手还被绑着。几个小时后，另一个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跳海自杀了。葡萄牙人感谢上帝再次从异教徒的魔爪中拯救了他们。

午夜前后，两条独木舟悄然划向舰队，在目力未及之处停了下来。几十个人无声地潜入水中游向大船。几个人在贝里奥号船侧现出水面，手持利刃切断了锚索。他们的皮肤和武器在月光下隐约闪现，但夜班人员以为那是一群金枪鱼。轻快帆船开始漂移，水手们才终于恍然大悟，拉响了警报。更多的水鬼爬上了圣拉斐尔号的甲板，攀到后桅的索具旁，正准备割断绳索。被人发现后，他们无声地潜入水中游走了。

“这些小人向我们使了很多这类邪恶的伎俩，”记录者写道，“但我们的主不允许他们得逞，因为他们都是异教徒。”

葡萄牙人仍然坚信蒙巴萨的半数人口都是基督徒，只不过那些基督徒是因为遇上了麻烦而全无前来救援的迹象。他们最终认定，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正在开战，他们见到的那些奴隶显然就是被俘的基督徒士兵。葡萄牙人自说自话地坚信，不管怎么说，那两个基督徒商人都只是暂居于此，所以如果没有苏丹的许可，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如今，船员们终于恢复了体力。也许是大量柑橘发挥了作用；当然葡萄牙人认为，这更有可能是另一个奇迹。总船长又等了两天，期望有基督徒前来提供给他一名接替的领航员。随后，在4月13日，他下令舰队起航，彼时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横渡印度洋。第二天拂晓时分，岗哨在公海上看到两条小船，舰队立刻扬帆紧追不舍。达伽马认为，如果没有领航员可雇，就必须抓一个。

一条小船逃向了大陆，但在下午晚些时候，舰队抓住了另一条小船。船上有17个穆斯林，还有一些金银和大量玉米。有个老人看上去与众不同，他年轻的妻子紧紧地依偎在他身旁。舰队靠近后，水手和乘客们纷纷跳水，但葡萄牙人跳上他们的小船，把他们从海里捞了上来。

让达伽马不满的是，新俘虏中没有一个领航员，舰队被迫继续沿着海岸北上。

在蒙巴萨以北30里格的地方，葡萄牙人又接近了另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镇。日落时分，他们抛锚过夜，同时密切关注着岸边有无任何邪恶活动的迹象。

第二天是4月15日复活节，但水手们只进行了通常的晨祷。探险家们警惕地环视四周，等着看有谁会主动出击。

前方的海岸线在远处两个岩岬之间拐了个很大的弯，形成一个开阔的波浪形海湾。退潮时，海浪拍打在从沙滩延展出去很远的珊瑚礁上，显露出隐隐闪烁的水塘，倒映出低矮的岩石，其上散布着绿茸茸的一层海藻。镇子在广阔的棕榈树林中沿着海岸蔓延出去，两侧是农场和果园。以棕榈叶为顶的别墅保养得很好，在碧蓝的天幕下高高耸立，白色的外墙十分耀眼；与大多数黑墙的阿拉伯房屋不同，它们有很多窗子，屋顶平台可以远眺大海。这幅场景让葡萄牙人想起了坐落在里斯本以北塔霍河河口的阿尔科谢蒂，那是葡萄牙王室的度假胜地，也是曼努埃尔一世的出生地。

从小船上抓来的人告诉他们的劫持者，眼前就是马林迪城了。他们补充说，他们刚从那里来，在港口里见到了四条属于印度基督徒的船。如果外乡人能放了他们，他们就会带来基督徒领航员，此外还有水、木材和他们想要的任何其他补给。

达伽马迫切需要帮助，就听取了他们的建议。他将舰队移近城市，在半里格开外锚泊。居民和舰队保持着距离：也许他们已经得到了警告，这些外乡人四处掠夺船只，绑架乘客和海员。

第二天一早，达伽马命人划船把那位年长的穆斯林送到城下的一片沙洲上。他们把他留在那里，他静静地站着，直到一条独木舟从岸边靠近，接他上了船。外乡人还扣着他年轻的妻子作为人质，他径直走向王宫，传达了总船长的口信。他说，来访者是一个伟大而威严的国王的臣民，苏丹会乐于与其结盟的；他们要去印度，非常需要领航员。这一回，外交辞令终于有了受众：苏丹正与邻近的蒙巴萨交战，迫切需要新的盟友；更何况这些好战的同盟还拥有看上去很吓人的舰船。

晚餐后，老人再次出现，带来了一名苏丹的战士、一名圣族后裔，还有三只绵羊。两人传达了统治者欲与外乡人建立友好关系的急切心情，说苏丹愿意提供领航员，并提供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达伽马送他们回去，送上一件男士紧身长袍、两条珊瑚串、三个洗手盆、一顶帽子、一些小铃铛和两条棉布头巾，还让他们带口信说他会在次日入港。

舰队缓缓靠近海岸，苏丹派一条小船又带来六只绵羊，还有丁香、莳萝、姜、肉豆蔻和胡椒作为礼物。空气中飘荡的昂贵香料的香气再次让水手们心跳加速。

随礼物而来的是一个新口信：如果外乡人的领袖希望与苏丹对话，他就会乘单桅帆船在半途与他们会面。达伽马同意了，第二天晚饭过后，王室的单桅帆船从岸边出发了。苏丹身旁是一班号手，其中两个人吹奏的是用象牙制作的巨大号角，上面雕刻着繁复的花纹，号角有一人高，从侧面的开孔吹奏。低沉的声浪和甜美的号鸣混在一处，和谐的声音令人昏昏欲睡。

苏丹穿着一袭绿缎缀边的绯红缎子长袍，头戴一条奢华的头巾。他坐在一张铜制的双人椅上，其上堆满了丝绸垫子。他头顶上立着一把绯红色的用缎子做的阳伞，身旁还站着一个手持银鞘弯刀的老家臣。他的手下上身赤裸，但下身都裹着丝绸或上好的棉布。他们头上戴着丝线和金线刺绣的布，身上佩戴着精美的匕首和彩虹丝穗装饰的弯刀。欧洲人被壮丽的场景和王室的威仪深深地吸引住了。

达伽马穿着他最好的骑士装备，12位高级军官相伴左右。他的小船用旗帜和横幅盛装打扮，苏丹接近时，他的水手们划船带着他出动了。两条小船并排停下。两人通过手势和翻译，相互致以热忱的问候，达伽马受宠若惊地发现自己受到了国王般的尊敬。

苏丹邀请总船长访问城市并住在王宫里，他会在那里为他接风，一洗长途旅行的疲劳。他建议说，随后他就会回访舰队。这样的邀请实在是充满柔情的慰藉，但达伽马踌躇了。他已有成见，认为无论人们看上去如何友善，踏上明显有重兵把守的穆斯林城市仍太过危险。他答复说，自己的国王严令他不可遵从他人的要求；如有违抗，就会有人把他的行为报告给国王。

苏丹答道，如果他自己在外乡人没有表示善意之前访问舰队，他的人民又会怎么说他？至少他希望知道他们国王的大名。

葡萄牙翻译写下曼努埃尔这个名字。

苏丹宣称，如果外乡人从印度返航途中来拜访他，他会给这位曼努埃尔写信，甚至派一位使节亲自前往。

达伽马感谢了他的礼遇，承诺会再次拜访，并回答了有关此次使命的一系列问题。苏丹详细讲述了探险家们特别感兴趣的有关香料、红海等问题，并答应给他们提供一个领航员。

鉴于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达伽马派人把他俘虏的囚徒带来，把他们都移交了出去。苏丹发誓说，就算有人送给他一座城池，他也不会比现在更快乐了。他心情极其舒畅，绕着舰队环行了一圈，依次称赞了每一条船，无疑也估计了一下舰队可能对他的邻邦造成了怎样的破坏。总船长乘着自己的小船随行其后，命令射石炮的炮手鸣放礼炮。惊恐的穆斯林急忙划桨奔逃，达伽马赶紧示意停放礼炮。苏丹重新镇定下来后，宣称从未有人令他如此欢喜，他非常愿意请船上的一些人帮他作战。达伽马说这不算什么；如果上帝允许他们发现印度并返回家乡，他的国王一定会派一整支舰队来帮助新的盟友。

三个小时的访问过后，苏丹打道回府，把他的儿子和一个圣族后裔留在舰队的船上作为担保。他还是很想炫耀他的王宫，于是便带了两个水手随行。他说，既然总船长不愿上岸，他第二天还会重返海滨。

第二天上午，瓦斯科·达伽马和尼古劳·科埃略带领两条武装小船划向镇前。海岸上人头攒动，两个骑兵正在表演一场决斗。他们身后是漂亮的街道和水花四溅的喷泉。探险家们得知，城里只有阿拉伯人——大约有4000人，而非洲人多是在农场里劳动的奴隶，住在城外篱笆泥墙的茅舍里。在整个沿海地带，经过数个世纪的异族通婚，从外表上很难区分这两个族群，但无论是何种族，穆斯林精英都自称阿拉伯人，而把非穆斯林叫作卡菲勒（Kaffirs），即阿拉伯语中的异教徒。

苏丹从他位于海滨的王宫里现身。他爬上自己的轿子——装在长竿上的一乘带顶篷的轿子——被人抬下一段石阶来到水边。达伽马的小船在岸边上下摆动，使他很难得体地交谈，因而苏丹再次请求总船长上岸。苏丹补充道，他此番请求完全是以私人名义：他年老体弱的父亲渴望与远道而来、为自己的国王历尽艰险的客人见面。如有必要，他和他的儿子们会留在船上作为人质。即便如此也不足以令达伽马放松警惕，他坚定地坐在自己的小船上，观看主人为他准备的娱乐活动。

在阿拉伯人统治的所有印度洋城市里，葡萄牙人碰巧遇到了一个最有可能帮助他们的。有四条船来自印度的消息也千真万确，一群印度人很快就划船来到圣拉斐尔号旁，请求登船。达伽马当时正在那里和他哥哥说话，他让船员们向印度人展示一幅圣坛装饰画，画的是“圣母玛利亚在十字架下怀抱着耶稣基督，身边围绕着使徒们”。由于这些人是他们平生所见的第一批印度人，水手们带着毫不掩饰的好奇心仔细检查了他们，认为他们看起来与自己知道的基督徒都不一样。他们穿着白色的棉袍，留着大胡子，头发很长，被编成辫子藏在头巾下；最重要的是，他们解释说自己吃素，这让以鲜肉为生的人觉得非常可疑。但他们一看到圣坛就拜倒在甲板上，舰队在海港停留期间，他们每天都来到神龛前做祈祷，还带来了丁香或胡椒作为小祭品。

这当然让他们最终确认了印度遍地都是基督徒的事实。总船长划船经过印度人的船只，当后者礼炮齐鸣向其致敬时，葡萄牙人更加激动了。

“基督！基督！”印度人双手举过头顶，喜悦地喊道；至少在欧洲人听来如此。

那一晚，印度人请求苏丹准许他们举办一个聚会向外乡人致敬。天黑后，焰火照亮了夜空。印度人用他们的小火炮发射了一轮又一轮礼炮，还声嘶力竭地唱着古怪的赞美诗。

一个星期的聚会、对战表演和中场音乐之后，达伽马的耐心渐渐耗尽。4月22日，王室单桅帆船带着苏丹的一位顾问前来，这是两天来的第一位访客。达伽马命人把他扣住，并派人去王宫传口信，要求派来承诺过的领航员。苏丹原本希望葡萄牙人尽情消遣，忘记自己的使命，加入他的战争，不过他还是立即派来了一个人，达伽马随即释放了人质。

让欧洲人非常高兴的是，领航员看来也是一个来自印度的基督徒。他展开一幅详尽的印度海岸地图，向军官们尽述其特色，并说明了大洋的风向和洋流。他显然是个航海老手，对航海的学问也同样懂行。舰队的仪器丝毫不能打动他，他评价说，长期以来，红海的领航员们一直使用类似的装置来测量太阳和星辰的高度，但他和自己的印度同行们更喜欢另一种设备。他向他们做了演示，达伽马的领航员们决定让他来负责。

4月24日星期二，号角吹响，风帆升起，舰队旗帜高扬地离开了马林迪。根据一份报告称，看到自己的新朋友离开，苏丹伤心欲绝，并向他们保证说，他将把葡萄牙人的名字“永存心间，莫敢相忘，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天气晴朗，舰队进展顺利。领航员告诉他们一路向北，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海湾，尽头是一条海峡——亚丁湾和曼德海峡，通向红海和麦加的克尔白天房。他还说，附近有很多大城，既有基督徒的，也有穆斯林的，此外，光是已知的岛屿就有600个。欧洲人不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两天后，非洲海岸在视野中消失了。三晚过后，北极星再次出现在海面上。探险家们再次跨越了赤道，但他们这一次是航行在欧洲所有的船所从未到过的海洋上。他们保持着东北的航向，直指印度。

他们身后的敌人多于朋友。他们对非洲的印象充其量不过是一团混乱，对自己要去的地方也不清不楚。

10.乘季风而行

逾2000年来，横跨印度洋的航道取决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陆地温度升降的速度远快于海水。

每年9月，地球倾角趋向北半球，远离太阳，而广阔的青藏高原迅速失温。大陆上的空气依次降温下沉，形成一个巨大的高压冷池。而印度洋保持热量的时间要长得多，而且因为暖空气上升留下空间，冷空气在北印度平原和整个水域上方倾泻而下。到年底时，驶离印度的船只都会被定期而来的可靠的东北季风吹往西南的阿拉伯地区和非洲。

夏季来临，太阳爬上天空，北印和中印的沙漠、平原和高原迅速达到灼热的高温。热量形成低压地区，把凉爽湿润的海洋空气吸收进来。5月西南风起，6月到达次大陆，拉来成堆的风暴云，低低地挂在阴沉的天空中。气团咆哮着撞上南印西高止山脉的高山阻挡，接着冲向东北方向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云团因而被迫抬升，水汽凝结，降雨把干燥的沙土变成咖啡色的浮岩沃土。三个月后，风向反转，同一模式再度上演。

冬天的季风——这个词来自阿拉伯语的mawsim，意即“季节”——支配着世上大部分的交易日程，从亚历山大港的集市到欧洲北部一年一度的交易会，莫不如此。然而首先，抵达印度就需要更为精细的计算。有些埃及或阿拉伯商人想把手中的货物在最短时间投入市场，就会抓住西南季风的尾巴，并在三四个月后返航。然而夏末的季风可能是个致命的同伙。在15世纪40年代，一个名叫阿布德·拉扎克的波斯特使被堵在霍尔木兹海峡，直到季风盛行过半，想到暴风雨会撕碎阿拉伯船，把他们都变成海盗的囊中之物，他竟吓得魂飞魄散：

我一闻到船的味道，所有关于大海的恐惧就重现眼前。我曾昏迷三天，唯有呼吸还表明我仍在人世。待我恢复了一点儿知觉后，我的商人密友们异口同声地说，航海的时机已经过去，在这个季节出海的人全都要置生死于度外，因为这样以身赴险，简直等同于送死。……天气无情，命运多舛，让我的心也像玻璃一样破碎，而灵魂也厌倦了人世。

与其到时候昏厥，还不如省点儿麻烦，及早出航，哪怕那意味着要一直等到让印度西南部各港口封港的夏季暴雨停歇为止。瓦斯科·达伽马离开非洲的时间正好，这纯属运气——或者按照葡萄牙人后来的说法，是有神相助。

船员在23天里除了快速穿过的天蓝色的海水之外什么也没看到，5月18日，瞭望者看到了陆地。

瓦斯科·达伽马站在艉楼甲板上，凝视着印度。

领航员引导舰队径直驶向以利山（Mount Eli），那是印度洋上的航海家们传统上用来作为地标的一处显眼的大山。十年前，佩罗·达·科维良曾到过同一个地点，和那位神通广大的间谍一样，达伽马也去往卡利卡特这个香料集散地。

晚上，舰队再次出海，转舵驶向西南偏南，沿着海岸线航行。第二天，他们重返陆地，但一场巨大的雷暴雨让他们看不清自己身处何方。翌日，一条巍峨的山脉从周围一片漆黑的背景中显现出来，领航员宣布，葡萄牙人距离其探险的目的地只有五里格之远了。

达伽马当场向他支付了报酬，并召唤同仁一起祷告，“大感宽慰，衷心感谢上帝，祂安全地引导着他们来到长期祈盼之地”。祷告很快就变成了庆祝。如果要打开朗姆酒，那么现在正是时候。

那天傍晚，就在日落之前，小舰队远离看上去很可怕的岩石堆，在岸边1.5里格的地方锚泊。船员站在舷墙前，或是爬上索具，仔细观看岸上的景色。眼前，在最后一束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是金色细沙的半英里长的新月形沙滩，其后是椰树和冷杉。海湾的两头都有岩岬保护，北面峭壁上有一座古老的庙宇。这是一个天堂海滩，在将近一年的海上生活后，这里看上去完全就是很多旅行者的故事里所想象出来的“应许之地”。

很快，四条小船靠近，船上的水手皮肤呈深栗色，除了腰间的一小块布料之外全身赤裸，他们跟这些陌生来客打招呼，问他们来自何方。其中一些水手是渔夫，他们爬上船来，拿出了自己的渔获。达伽马让手下以他们出的价格买下所有东西，渔夫们怀疑地咬了咬银币，看是不是真的银子。作为回报，总船长得知，舰队锚泊之处附近的镇子叫卡帕德，领航员误将其当成了卡利卡特。

第二天，印度人又来了，达伽马派那位能说阿拉伯语的流放犯随他们去卡利卡特。

当罪犯被引到两个突尼斯商人跟前彼此介绍时，舰队也来到这座城市跟前，突尼斯商人目瞪口呆，无疑是听说他们也来自那么遥远的西方而觉得难以置信。达伽马敏锐地观察了周围的情况。一片开阔的海滩后面是高大的椰树，被季风刮得像芦苇一样弯向内陆。其后是一排高山，卡利卡特在茂密的棕榈林中绵延数英里。

被派出的罪犯不久就回来了，还带回一位突尼斯商人。探险家们很快就开始叫他蒙萨德，这是他阿拉伯语名字的葡萄牙语误读。

蒙萨德还在对欧洲人出现在印度震惊不已——而且在他看来，他们远非最有可能成此大事的欧洲人。

蒙萨德和他的同伴对这些意外的客人提问道：“卡斯蒂利亚国王、法兰西国王或威尼斯的领主没有派人到这里来么？”

达伽马尽职地答道：“葡萄牙国王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

“他做得对”，两人惊叹着答道。

商人们此前先把罪犯带到他们的下榻之处，招待他吃了一点儿面包和蜂蜜，其后蒙萨德才出发来亲眼看看这支舰队。

“一次幸运的冒险，”他一上船便用西班牙语大声说道，“一次幸运的冒险！大量的红宝石，大量的绿宝石！你们该衷心感谢上帝，因为祂把你们带到这个如此富有的国家！”

全体船员站在那里，瞠目结舌。

“我们听到这话后大吃一惊，”记录者写道，“因为没想到在离葡萄牙如此遥远的地方还能听见有人说我们的语言。”几个水手喜极而泣。“他们随后都谦卑地衷心感谢万能的主，为能得到这样巨大的幸福和好运而感谢祂的恩典和帮助。”

达伽马拥抱了来自突尼斯的人，让他坐在自己身旁。达伽马满怀希望地问他是不是个基督徒。

答案瞬间让一切都黯然失色。蒙萨德坦白地解释说自己来自柏柏里海岸，是经由开罗和红海来到卡利卡特的。他曾在老家见过葡萄牙商人和水手，一直都很喜欢他们。他会尽全力帮忙的。

由于过于兴奋，总船长倒也没有因此而太过失望，他谢过蒙萨德，并承诺给予他丰厚的回报。他还说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见到蒙萨德，一定是上帝派他来推进这次伟大的使命的。

话题转到了卡利卡特及其统治者萨穆提里（Samutiri）身上，葡萄牙人很快就开始称这位统治者为扎莫林。突尼斯人说，他是个可敬的好人，乐于接待外国国王派来的大使，特别是在他有贵重物品出售的情况下。他补充说，扎莫林非常富有，所有的岁入都来自贸易征收的关税。蒙萨德并没有夸大其词。卡利卡特是印度最繁忙的港口，逾两个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国际香料贸易的重镇。大型商业街向内陆延伸了一英里，葡萄牙人不久就发现，前开式的店铺要一直忙到深夜，店里堆满了“各种香料、药品、肉豆蔻，还有人们想要的其他东西；各种宝石、珍珠和小粒珍珠，麝香、檀香、雕、精美陶器、漆器、镀金保险箱，以及全部产自中国的精美物品；黄金、琥珀、树蜡、象牙、白色及被染成很多颜色的粗细棉织品、大量生丝和绞丝、金银器皿、金色面料、薄纱布料、粒面布料、绯红布料、丝质绒毯、紫铜、水银、朱砂、明矾、珊瑚、玫瑰香水，以及各式蜜饯”。胡椒、姜和肉桂生长于内陆地区，可供大量出售；其他香料和充满异域风情的商品都是从东南部的商栈运送过来的。成群的脚夫艰难地往返于货物盈溢的仓库之间，背上的麻袋把他们的腰压得更弯，他们还不时地停下来，把货物挂在带钩的长竿上。

这一季节，码头近乎全空，但很快就会挤满来自亚丁湾、霍尔木兹海峡和吉达港的舰队，它们满载着印度的产品前往阿拉伯地区和伊朗、埃及和欧洲。中国人也曾定期来访，直到“中央王国”衰落，与世隔绝。来访的商人不是被卡利卡特的港口设施吸引来的——葡萄牙人已然发现，多石的海床吃不住他们的船锚，这里也没有防范季风的措施，而且离陆地较近，吃水过浅，只有最小的船才能靠岸——而是因为这里一直精心维护着自己诚实正直的名声。伊朗特使阿布德·拉扎克最终抵达印度时，说那些来自遥远港口的商人们对卡利卡特的安全和公正充满信心，以至于他们把贵重货物运来销售时，甚至都懒得记账。他解释说，“海关官员自行承担起看管货物的责任，不分日夜尽职尽责。成交后，他们对货物征收相当于其价值的四十分之一的关税；如果没卖出去，无论什么货物都不收分文税金”。

当地人讲过一个阿拉伯富商的故事。此人路过之时，因为在麦加购买的黄金太重，船开始下沉。于是他把船停在码头，在扎莫林的地下室里建了一个花岗岩地窖，在里面装满他的财宝。后来他又回到这个城市时，打开地窖，发现一切都原封未动。他将一半的财宝献给统治者，但后者拒绝任何酬答。从那时起，这个商人便拒绝在其他任何地方做贸易，这便是巴扎商业街的由来。另一个传奇故事是，某天，一个阿拉伯商人来到此地，想拿泡菜盒做个诚信实验，把它托付给统治者为其保管。他此前以这种方式测试的其他每一位国王都打开了盒子，偷走了盒内的黄金，但扎莫林追了上来。“你搞错了，”他指出，“这不是泡菜，而是黄金。”据说，那个商人也定居在卡利卡特。

达伽马派费尔南·马丁斯和另一个报信人去觐见品德高尚的扎莫林，乐于相助的蒙萨德自告奋勇地担当向导。与此同时，葡萄牙人也正好借机了解更多有关其臣民的情况。

他们的第一个发现看来证实了他们数十年来所梦想的一切。

“卡利卡特城的居民都是基督徒”，记录者写道。

没错，他们是非正统的基督徒。“他们的皮肤是黄褐色的，”他评论道，“有些人留着大胡子和长发，也有人剪短发或剃光头，只在头顶留一小撮头发表明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还会留髭须。他们穿耳洞，戴很重的金耳环。他们腰部以上全部赤裸，下肢穿着非常精细的棉织品。但只有最体面的人才会这般打扮，其他人就尽其所能了。”

“这个国家的女人，”他一点儿也不殷勤地补充说，“一般来说都又丑又矮。她们脖子上戴着很多黄金首饰，胳膊上戴着许多手镯，脚趾上戴着宝石趾环。所有的人都心地善良，显然也脾气温和。不过乍看之下，他们显得贪婪而无知。”

然而让新来的人气馁的是，卡利卡特也有很多穆斯林。他们穿着上好的长外套，戴着绣金线的丝质头巾，还佩戴着银柄银鞘的小刀，在优雅的宝塔形清真寺里礼拜。曾有一位旅行者评论说，与“毛发通常相当茂盛、密布在胸膛上部和身体上”的印度主流人群不同，卡利卡特的穆斯林“头发和皮肤都非常光滑，他们常常在其上涂油，令其现出光泽”。他补充说，他们还“非常傲慢自大”。

没过多久，马丁斯和同伴们就发现，扎莫林住在离海岸有些距离的一座王宫里。三人穿过广阔的落叶林和针叶林，对从未见过的鸟儿和果实赞叹不已，还要留心注意避免遭到老虎、豹子和蟒蛇的袭击。到达王室宅邸之后，他们按照达伽马事先的吩咐，宣称一位大使携伟大的葡萄牙国王的信件来到此地。他们补充说，如果扎莫林愿意，大使会亲自前来觐见。

贵为国王的扎莫林不愿表现出太过惊奇的样子，但他无疑对葡萄牙是何方神圣一无所知。马丁斯解答了他的问题，说他们是基督徒，来自遥远的地方，历尽千难万险才到达他的城市。答案看来很让他满意，三人带着大量的上好棉布和丝绸，以及给大使的口信，回到了卡利卡特。扎莫林说，大使是最受欢迎的客人，无须劳烦他亲自长途奔波，因为王室成员正准备动身去卡利卡特。

达伽马被这个口信的友好语气打动了，当一名领航员奉扎莫林之命前来引导舰队去一个更安全的停泊场所时，他愈发高兴。领航员谦恭地解释说，班达里（Pantalayini，即Pandarani）避风港在卡利卡特以北四里格处，但通常是供大船停泊的；那里的水更深，还有一个泥滩可以在季风肆虐的海洋上为船提供些许庇护。

葡萄牙人一直都在惊恐地观察着逐渐恶化的天气。每天傍晚，海洋都会在堆积的暴风云下显出狂暴的灰绿色。大风突然肆虐海岸，雨水飞溅在陆地上，男男女女会毫无预兆地在露天海滩被击倒、被吹走。舰队勉强留在原地，总船长立即下令起航——尽管所有的迹象都有利，他还是要小心谨慎。记录者写道：“我们没有像国王的领航员希望的那样靠近海岸停船。”

舰队到达新的锚位后不久，一个报信人就前来通报，扎莫林已经回到城中。一群高官立刻现身，要陪同葡萄牙来客们去王宫。这群人的首领是卡利卡特的总督，同时也是治安首脑，有200名卫兵陪同。高大瘦削的士兵引起了欧洲人的注意。他们打赤脚，腰部以上赤裸；腰部以下缠着腰布，那是一块白布，穿过两腿间，系在后面。他们的长发在头上打成一个结，无时无刻不携带着自己选择的武器：长剑和小圆盾、弓和箭，或是长矛。

尽管阵仗很大，达伽马还是认为天色太晚，不宜动身。他还有一个推迟的理由。那天晚上，他要召集主要军官开会，讨论是否应该打破规矩亲自上岸。

他小心谨慎的哥哥强烈反对。保罗说，虽说当地人是基督徒，但他们中间还是有很多穆斯林，而那些人是达伽马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会利用各种手段来消灭他，而不管扎莫林看上去有多友好，他都不可能有起死回生之力。此外，穆斯林是本地的居民；他的弟弟却是个彻底的外乡人。扎莫林甚至有可能与他们勾结一处，杀死或虏获他，如此一来，这次远航就将宣告失败，他们所有的辛苦也都成枉然，他们也可能就全完了。

所有的军官都同意保罗的意见，而达伽马心意已决。他坚称，与扎莫林签订协议是他的职责，获取香料可以证明他们发现了真正的三印。如果让人替他前往，扎莫林或许会视之为对王室的羞辱。关于在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下当如何说话行事，他不可能向任何人事无巨细地解释清楚。他要去的是一个基督徒的城池，也无意离开太久。他发誓说自己宁死也不愿玩忽职守——或被他人居功。

年轻的指挥官毕竟有过往的荣耀历史，他的哥哥不再反对了。

第二天，5月28日，达伽马在腰间系上镀金腰带，长剑入鞘。他把镀金马刺拴紧在长筒靴上，头上戴着像神父的法冠那样笔挺方正的帽子。礼服装束完毕后，他从舱室中走出来，准备代表他的国王前往王室。保罗留下来指挥舰队；尼古劳·科埃略守在一条全副武装的小船里待命，小船在安全的情况下离岸边越近越好，直到代表团归来为止。

达伽马挑选了13个人随行，其中有圣加布里埃尔号和圣拉斐尔号上的文书迪奥戈·迪亚士和若昂·德萨，以及翻译费尔南·马丁斯。记录者也是随行的一员。他们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小船用旗帜盛装打扮，水手划向岸边时，号手吹响了号角。

总督上前向总船长致意。一群围观的人早已聚拢，此刻挤上前来想看一眼外乡人。“接待气氛友好，”记录者写道，“这里的人似乎很高兴看到我们，虽然他们的样子起先看上去有点吓人，因为他们都手持白刃。”

接待队伍提供了一架轿子给达伽马使用，他坐上软垫的椅子。六个强壮的印度人把竹竿举到肩上，总督爬进自己的轿子，护送队伍沿着通往卡利卡特的土路出发了。

他们抵达舰队曾经锚泊的卡帕德小镇后，脚夫在一幢漂亮的房子前放下椅子。一个当地的要人正等着他们，并示意他们进去用餐。达伽马执意拒绝享用他们提供的美食；他那些随从就没那么谨慎了，享用了一餐涂满黄油的清煮鱼和奇怪的水果。葡萄牙人无疑对遍布地板的牛粪充满好奇，它的部分作用是阻挡四下游走的成群的蚂蚁。“他们的一切东西都难逃这些小动物的破坏，为了阻挡它们，他们把橱柜高高地摞起来，放进盛满水的容器中，蚂蚁想靠叠罗汉爬上去，最后都淹死了”，一个欧洲旅行者曾如此评论道。

早餐过后，他们再次踏上旅途。离城一段路程后，来到一条宽阔的河旁，这条河先是与海岸平行，随后转头入海。印度人扶着来访者走进了两条连体独木舟，然后爬上周围上下浮动的几十条船。更多的当地人好奇地从树木茂密的两岸观察着他们。小船推进河心，葡萄牙人看到逆流的河水泛着银光远远地延伸到内陆，大船搁浅在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