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如猛兽，危害百姓生计，不发达的古代是怎样抢险救灾的呢？

洪水

洪水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名著《尚书》中，载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古代学者将洪水定义为江河湖海的水不断上涨，其程度是水流已经溢出江河湖海的自然现象，又将汛定义为“信水”，意即河流定期的涨水。

我国幅员辽阔，水系错综复杂，长江、黄河、淮河等七大水系覆盖全国，这些水资源为我们提供了生活上的便利，也直接孕育了华夏文明。然而，一旦到了雨季，江河湖泊的水位都会上涨，因而常常出现洪水，破坏黎民百姓的生活。

长江

为此，智慧的古代人民在多次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很多有效的抗洪抢险办法，这些办法包括修建抗洪抢险建筑、颁布抗洪令、将抗洪救险的经验策略拟定成书以传后世等，就连苏轼等人也曾亲临抗洪一线。所以说，抗洪抢险，古人自有方略。

古人们的抗洪之策

1.颁布抗洪法令---从春秋到明清

据统计，从秦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全国的大规模洪水灾害大约爆发了一千多次。针对这些特大洪水灾害，古代社会的统治者们也有很多相应的举措，最直接的就是颁布抗洪法令，要求各地官员各地官员严格抗洪，并作为升迁等业绩考核的重要考虑因素。

我国抗洪抢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传说时代的大禹治水。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各国为了防洪颁布了相关的条约，尤其是黄河经过的齐国。两汉时期，统治者颁布了《水令》等法令，目的就是要改变官员们对洪水在海南束手无策和水旱治理的不作为，因为《水令》既包括官员们应对洪水时的大方向举措，也包括具体的惩罚和奖励。

大禹治水

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亦颁布了防洪护堤的法令，目的是为了保护刚刚修建的、用以防洪的九里堤工程。公元223年，诸葛亮颁布法令，明确规定九里堤工程就是为了保护都城，防止水患，对于违反命令的人，不论官阶门第都要予以严惩。

唐宋两朝针对洪水灾害，建立一整套防洪法规，最典型的就是《水部式》。还设立专门治理洪涝灾害的官员，比如都水监等官员，以及实行专门的保护堤坝制度等，但是这些法令都不是真正的防洪法规。它们主要以水利灌溉等农业发展事宜为主，对防洪举措的提及较少，只是在农业发展需要时才会对防洪有所提及，更没有后来《河防令》那种防洪精细化和制度化的特点。

诸葛亮

到了金朝统治时期，我国出现了古代封建社会最早的治水防洪法规《河防令》。公元1202年，统治者颁布了《河防令》，真正的实现了古代社会的防洪抗洪制度化。

《河防令》内容十分丰富且精细，其一划分了我国众多主要河流的汛期及防汛准备的开始和结束日期；其二是洪水紧急时，派有决策权力的都水监等官员亲临灾区共同商定抗洪计策。除此之外，统治者还会派专门的官员监督和督促地方官员落实防洪措施，它的优点在于防洪责任明确化，官员必须以此令为准。

明清时期，抗洪法令在《河防令》的基础上更加完善，出现了《防河奏议》和《河防述言》等，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治水专家，比如治水官员靳辅和水利专家陈潢等。相较于前代，明清时期的黄河水患异常严重，所以明清时期的防洪法令在现实的逼迫下更加完善，水利专家自然也更多。

黄河水患

2.建立抗洪堤坝---以都江堰为例

在众多抗洪堤坝中，都江堰是最为人称道者，也是最具有代表性，一是因为它建立的时间久远却依然能挺立于川蜀大地；二是因为都江堰之功在于惠及后世。

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古代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李白在《蜀道难》中发出了“蚕丛及，开国何茫然”、“人或成鱼鳖”的感叹。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合众人之力修建了都江堰，它由都江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部分组成，具有很高的科学性。

李白

都江鱼嘴的主要作用是首次调节岷江水，在不同季节按照成都平原的需水量进行调节。它将岷江分为内外江两部分，鱼嘴的分流基本上是四六分流，在需要引水灌溉的枯水季节，内江会分走六成水流，外江分走四成水流；一旦到了洪水季节，内江不需要过多的水时就分流四成，外江分流六成。这种分成比例是经验严格考证的，它设置的最初动因就是在旱季满足下游水资源的需要，在雨季防止洪涝灾害的威胁。

飞沙堰的作用是再次调节岷江来水，其高度是由内江的洪水决定的，因为堰顶高不利于泄洪，堰顶低不利于拦水，所以只能按照水量的变化而临时升降。一般情况下，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但又不是洪水时，多余的水便会从飞沙堰自行溢出到外江，一旦遇到特大洪水，飞沙堰就会自动溃塌，大量江水就会进入外江，这就起到了泄洪的作用。

都江鱼嘴

相比较鱼嘴的分流作用，飞沙堰的作用更多是排水和飞沙，它具有临时性，一旦洪水水势凶猛，飞沙堰就会崩塌。

宝瓶口是岷江水进入成都平原的最后一关，它能自动控制内江的进水量。内江流量小时，进入内江的岷江水会全部流进成都平原的农业区。内江流量大时，或洪水经过时，水流会直接冲向附近的离堆，形成横向旋流，洪水就会在弯道环流的作用下会携带泥沙飞出了飞沙堰。

都江堰作为古代人抗洪抢险的产物十分具有代表性，它真正实现了成都平原的“水旱从人”，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说：“都江堰‘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都江堰

1955年，郭沫若到灌县时，亦题词赞颂李冰，认为他开凿离堆，是一件嘉惠川蜀的好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卓越的大型工程技术专家。都江堰作为防洪堤坝的代表真正实现了“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古人们的抗洪抢险

1.韩愈的潮州抗洪

公元819年3月，韩愈赴潮州任，此时的潮州洪水肆掠，良田变为汪洋，百姓叫苦不迭。就连韩愈也作诗曰：“有州始名潮。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州南数十里，飓风有时作，······”刚刚到任的韩愈立即率领大小官员冒雨亲赴灾害现场，很快他决定采取“堵”的办法来实现防洪抢险，也就是建立防洪堤坝。

韩愈任官员

潮州城北的山体地势较低，一旦洪水从此地涌入潮州城内，百姓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于是韩愈当即要求全城的民众们筑堤防洪，堤坝是用韧性较大的竹子建成的，因为相较于沙石，竹子轻便易携，而沙石就比较重，难以运至山腰处，所以用竹竿修筑堤坝最为合适，最终简陋的竹竿堤坝终于挡住了这次潮州水患。

为纪念韩愈，当地民众为韩愈建碑立祠，苏轼在为韩愈书写碑文时有言：“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

潮州韩愈祠

2.苏轼为杭州修堤防洪

现在西湖因十景而备受世人的赞赏，殊不知曾经的西湖也是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苏轼在任杭州知府之前，西湖就已经荒废许久，大小官员无人愿意治理，导致湖内田规模不断扩大，时间一长就会腐烂堆积起来，湖水少时就会形成沼泽，一旦湖中缺水就会变成田地。

积田的大规模出现阻碍了大运河的发展，因为旱季时期，大运河为满足航运之需就必须调取西湖之水，但西湖水干后，就必须调钱塘江水。然而，钱塘江水泥沙多且常淤积，容易形成内涝，而且也会加重居民区治理内涝淤积的负担。

西湖

1077年，苏轼正式任杭州的知府后，十分重视当地的洪涝灾害。苏轼在听取水利专家和当地民众建议后，决定疏通河道，主要是茅山河和盐桥河，前者主要是接纳钱塘江水，避免潮水在雨季时大肆涌进居民区；后者主要是接纳西湖水，配合堰闸，根据水源的现实需要来储蓄和放出洪水，其目的就是随时蓄水和泄洪，调解洪水。在苏轼的努力下，杭州地区的水患有了很大程度的减轻，苏公堤由此而来。

总结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活下去，无论洪水、瘟疫、······都无法战胜生的顽强，生命对死亡的优势。”在洪水肆掠之际，韩愈、苏轼、林则徐等负责任的官员亲赴现场，带领民众抗洪抢险，这些文人以一肩之力担起抗洪之责，这责任背后是生与死的较量，成功抗洪者会被加官进爵，而失败者则要背负罔顾民生的恶名和牢狱之灾。

西湖苏轼像

我国古代的统治者掌管一国之事，解决洪水灾害的办法自然是“居庙堂集众臣之言，而后择善定之”，自然就有了国家层面的防洪法规，在地方政府层面，修建抗洪堤坝就成了力所能及之事。无论是最早的防洪法规《河防令》，还是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都为如今的抗洪抢险提供了经验。

参考文献：

1.《元史》

2.《中国经济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