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对开本与现代图书的比较

1704年第11版《历史大辞典》，2022年5月购于ebay

1690年12月，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1647-1706）萌生了编写一部辞典的想法，在写给表兄弟的信中，他说：

我想编一本批判式辞典，其中将收集那些编写词典的人和其他作家所犯的错误，并在每个人或城市的名字下减少有关该人或城市的错误。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很耗时，需要有思想的人提供意见和建议，而且我不想在没有与公众交流任何计划和成果之前，就贸然动手。所以，我很快就把《前言》（Avant-Coureur）的前几篇词条印出来，与公众交流。（Pierre Bayle, Nouvelles Lettres, Tome II, La Havie: chez Jean Van Duren, 1739, p. 297。注：贝尔的所有通信都可以在网站/查询检索）

两年后，贝尔出版了一本四百多页，八开本的书，题为《批判辞典的草案与节录》（ Projet et fragmens d’un dictionnaire critique，下文简称《草案与节录》）。事实上这不是一部独立的作品，而是为计划编写的辞典做的“广告”，目的是试探市场的反响。当时，出版业风险很大，经验丰富的作者往往会在正式作品出版之前，通过不同方式，或向不同的出版商同时透露出版计划，或是像贝尔那样打出“广告”，试探读者反映，激发订阅者兴趣，为将来的出版筹集足够多的资金。

在《草案与节录》中，贝尔透露了他编纂新辞典是为了修正之前辞典存在的各类错误。他认为，这就是“批评家”（Mrs les critiques）的任务：

为人类的弱点提供如此之多的证据，因此可以为他们的各种谬论编写几卷书。这几卷书可以在人的最大的虚荣心方面，也就是科学方面，让人感到羞愧。如此之多的战利品或是如此之多的凯旋门（arcs de triomphe）是为人的无知和软弱而立。（引文出自《草案与节录》，原书无页码）

在他看来，这就是后来那部不朽的《历史与批判辞典》（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Rotterdam, 1697. 下简称为“1697年版《批判辞典》”）所要实现的“伟大的道德效益”。在这些有待批评与修正的辞典中，贝尔特别提到了一部由某位莫雷里先生编纂的《辞典》：

我正准备实现这一伟大的道德效益，我将用同样的自由和同样的诚实态度，对待所有的作者，不管他是哪国人，也不管他信奉什么宗教。我宣布，没有什么比有争议的辞典更荒谬的了。这是莫雷里先生的作品最大的缺陷之一；里面有一百多处内容，看上去像是十字军的布道。就我而言，我并没有和汉尼拔说：“打击我的敌人将是迦太基（hostem qui feriet erit mihi Carthaginiensis）”，而是说，所有背离真理的人将是我的陌生人。（1692年5月5日贝尔写给杜·朗德尔【Jacques du Rondel，1630-1715】的信，参见）

贝尔指出，莫雷里的《辞典》不仅有史实错误，而且宗教倾向太明显，以至于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的解释不可信。最后，贝尔放弃原先的纠错计划，改变初衷，决心编一部全新的辞典，这一定不会是那种“会在书商的书店里腐烂”的书 （1697年版《批判辞典》，第2页）。在1697年问世的《批判辞典》的前言中，他花了两大页篇幅，详细说明了他的辞典与莫雷里的《辞典》的种种差异。他说，莫雷里讨论过的问题，他一般都会避开，如果非要处理，那样一定会使用不同的材料，绝不会重复莫雷里《辞典》里给过的证据，如果一定要引用，那也会给出出处，因为“我很不信任它（指莫雷里辞典——引者注）……” （1697年版《批判辞典》，第9页）。尽管如此，贝尔还是谦虚地认为，《批判辞典》无法掩盖莫雷里《辞典》散发的耀光：

辞典的第一批作者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他们也赢得了他们的后继者所无法逾越的荣耀；莫雷里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他的工作对所有人都有益处，也给很多人提供了充分的教益。他的辞典能在其他书籍无法企及的地方播散启示，而这些地方对情况不需要有确切的了解。自从两个荷兰版发行以来，该辞典持续在各地传播，而且更加纯粹。 （1697年版《批判辞典》，第10页）

不过，后世记住了《批判辞典》，却几乎完全遗忘了莫雷里教士（Louis Moréri，1643-1680）的《辞典》。事实上，这部《辞典》从第一版（1674年）发行，直至1759年停售，总共出了二十四版，另有十六个外文译本（包括重印）。我们现在无法统计各版辞典的总销量，只了解一些个别版本的销量。比如1692年第七版在一年内售罄，连同接下来重印的几个版本在1692-1698年六年内的销量超过七千册。对一部对开本、每卷超过五百页、总页数超过两千页的辞典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销售纪录。

《辞典》的标题很长：

《历史大辞典：圣俗史物风趣混编，以节略的形式记述〈旧约〉的族长、法官（juges）和国王、教会的教宗、东正教的圣父和圣师、四大教会的主教、著名的枢机主教、高级教士以及异教徒的生平。记述罗马、希腊、日耳曼地区、异教徒、基督徒和奥斯曼帝国的皇帝生平，记述国王、杰出的君主和伟大军官、古代和现代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作者、哲学家、艺术发明家的生平……包括：描绘国家、帝国、王国、外省、城市、岛屿、山脉和新旧世界的大江大河，人们会准确地看到边界，发现地方的情况与状况、风俗、习惯以及政体与宗教。伴随着记述大公会议和特殊公会议、教会会议、伪教会会议以及其他宗教会议，谈论举办这些会议的城市。宗教律令和军事命令的名称、建立及其传播，以及其创始人的生活。此外还有古代异教的诸神和英雄的神话故事。整本书充满了奇怪的评论与专论，既是为了澄清年代学的苦难，也为了解决历史争论》（ Le 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ou le Mélange curieux de l’histoire sainte et profane, rapportant en abrégé, les Vies des patriarches, Juges et rois de l’Ancien Testament, des Souverains pontifes de l’Église, des saints Pères et docteurs orthodoxes, des évêques des quatre églises patriarcales, des cardinaux et prélats célèbres et des hérésiarques. Celles des Empereurs de Rome, de Grèce, d’Allemagne, païens, chrétiens et Ottomans, des rois, des princes illustres, et des grands capitaines, des auteurs grecs et latins, anciens et modernes, des philosophes, des inventeurs des arts […] contenant : la deion des États, Empires, Royaumes, Provinces, Villes, Îles, Montagnes et Fleuves considérables de l’ancienne et nouvelle géographie, où l’on remarque exactement les bornes, la situation et les qualités des pays, les mœurs, les coutumes, le gouvernement et la religion des peuples. Avec l’histoire des Conciles généraux et particuliers, synodes, conciliabules, et autres assemblées ecclésiastiques, en parlant des villes où elles ont été tenues. Le nom, l’établissement et la propagation des ordres religieux, et militaires, et la vie de leurs fondateurs. Et l’histoire fabuleuse des dieux et héros de l’Antiquité païenne. Le tout enrichi de remarques et dissertations curieuses, tant pour l’éclaircissement des difficultés de chronologie que pour la décision des controverses historiques）

莫雷尔《辞典》的版本情况。注：表格根据Arnold Miller、Pierre Bodard 以及法国国家图书馆相关信息整理而成。

关于辞典的编者路易·莫雷里（Louis Moréri，1643-1680）的生平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份研究可堪鉴用，即法国学者波达尔于1971年发表在《德拉吉尼昂与瓦尔地区科学与考古研究会公报》上的一份研究 （Pierre Bodard, “Un érudit du XVIIe siècle, M. l'Abbé Louis Moreri de Bargemon (1643-1680),”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Études Scientifiques et Archéologiques de Draguignan et du Var, Tome XVI, 1971, pp. 48-82）。根据波达尔的考证，莫雷里出生在法国南部一个名叫巴尔日蒙（Bargemon）的小镇。该镇现隶属于瓦尔省德拉吉尼昂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镇，1765年定居人口仅为一千七百人（2019年人口统计为一千三百三十四人）。但是，巴尔日蒙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九世纪，至今还保留着中世纪的城墙和城门。莫雷里的祖上可能是在查理九世时期，从第戎迁徙至此，并与当地贵族联姻，改姓莫雷里。家族经营着一座磨坊，不算富裕。路易·莫雷里是第三代，他出生于1643年3月25日，先后在德拉吉尼昂区的宗教学院和埃克斯的耶稣会学校中求学，最后在里昂获得神学博士。

在里昂，莫雷里开始崭露头角，发表了第一部作品《诗集》（ Les doux plaisirs de la Poésie, ou recueil de diverses pieces, 1666），并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位贵人，阿普特教区主教（évêque d’Apt）加亚尔（Jean de Gaillard, 1634-1695）。加亚尔家族在地方和巴黎都有熟人，他的妹妹德·维内尔（Magdeleine de Gaillard de Venel, 1620-1687）时任“法兰西之子”（enfants de France，注：法兰西之子指的是法王合法婚姻所生的孩子，这一头衔不适用于国王的孙子；1330年，法王腓力六世【Philippe VI，1293-1350】为他的儿子法兰西的路易【Louis de France，1330-1330】创立这一头衔）副总管。加亚尔学识渊博，于1671年被任命为阿普特教区主教，在工作方面他相当负责，任职期间改革宗教团体，还兴建了好几座慈善医院。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littéraire, scientifique et artistique d’Apt, Tome 1，La société., 1874，pp. 389-39；Joseph Hyacinthe Albanès，Gallia christiana novissima: histoire des archevêchés, évêchés, Tome 1, Valentinoise: Société anynyme d’imprimerie Montbéliardaise, 1899, pp. 288-289）

在升任主教之前，加亚尔可能就认识了莫雷里。他们两人彼此欣赏，而且都知道对方想要编写一部辞典。莫雷里在《辞典》前言中说道，这很可能与他的“特殊嗜好”有关，因为：

我有一种特殊的嗜好，就是很想了解生活在各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也很想研究主教公会（Conciles）和教会事务，我的信仰也促使我这么做，（朋友）劝我编一部辞典，有人建议取名《历史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de l’Histoire），这种圣事和俗事编在一起的有趣的集子，将会对公众有利。（《辞典》，1674年，前言，无页码，括号中的宋体字为引者所加）

加亚尔为何要编辞典，无从知晓，只知道他为了这项工作，跑遍了欧洲主要的图书馆，包括梵蒂冈图书馆，做了大量的笔记摘要。在结识了莫雷里之后，加亚尔把所有资料无偿送给了他。在第一版《辞典》前言中，莫雷里用八页篇幅，表达了对加亚尔主教的感激：

我冒昧地把这部原本您计划编纂的作品呈送于您，这并不是为了获得公众的赞许，以荣耀您的庇护；而是为了补偿我对您的亏欠，公开表示对您的尊重，以及我愿为你效力的热忱。……我必须再次向您真诚地坦诚；无论这部作品的主题多么庞杂，多么恢弘，我都不认为我向您展现了任何您所不了解的新知识。（Louis Moréri, À Monsigneur Jean de Gaillard, Le 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Lyon: chez Jean Girin Barthelemy Riviere, ruë Merciere à la Prudence, MDCLXXIV, 无页码）

1674年第一版扉页

第一版印刷精美，扉页插图由雕刻师热拉尔·奥德让（Gérard Audran，1640-1703）设计制作。奥德让出身于雕刻世家，二十六岁那年为画家勒布伦（Charles Le Brun，1619-1690）的画作《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制作雕版画，一举轰动巴黎艺术圈，后应财政总监科尔贝尔之邀，出任御用雕刻师。扉页画面上，一位女性手捧一卷书和一只鹅毛笔，检查一段只有下半截的、环绕着花环的石柱，一旁是克洛诺斯（即古希腊的时间之神）向她展示过去的痕迹。地上散乱着各种物件：徽章、头饰、红衣主教的帽子、王冠等。这些物件象征着权力，背景中有饲料、方尖碑、雕像，象征历史。在版画的右上角，花龛上刻着一行拉丁语：Ex pluribus unus odor。这大概说的就是这部《辞典》乃是“集百家之长”。

莫雷里在《辞典》导论中，除了感谢加亚尔主教之外，还列举了此前出版的几部著名《辞典》，写了一份类似“《辞典》编纂史学史”的文字。这或许就是他借鉴并试图超越的“百家”。第一部是艾蒂尔（Charles Estienne，1506-1564）编的《历史与诗歌辞典》（ Dictionarium historicum ad poeticum），第一版出版于1533年，是法国人编的第一部百科全书。第二部是布鲁瓦森涅（Juigné-Broissinière，生卒年不详）的《神学、历史、诗歌、天文学与年代学辞典》（ Dictionnaire théologique, historique, poétique, cosmographique, et chronologique），第一版出版于1644年，至1672年经历了十几个版本。这是一本编得很糟糕的词典，大量内容不过是翻译艾蒂尔的《历史与诗歌辞典》，唯一的价值是用法语写作。第三部是博耶（Paul Boyer，生卒年不详）的《辞海》（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注：《辞海》是意译，此书类似现在的《辞海》，只是在词序排列上有所不同），出版于1649年，这是一本超过一千页的庞大汇编，收入了当时所有的单词。此外，莫雷里还用半页篇幅列举了其他与一些具体问题相关的辞典。通过这份类似“《辞典》编纂史学史”的综述展现了知识世界观的差异：除了极少数专家外，现在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上述辞典，而这些辞典却是十七世纪文人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第一版《辞典》正文共一千三百四十六页，是第一部用方言写成、按字母排序的《百科全书》。1701年英译本的主编科利尔（Jeremy Collier，1650-1726）称赞这部《辞典》“几乎是所有知识的汇总”，“更应当称其为图书馆，而不是一本书” （Collier, Great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genealogical and poetical dictionary【《辞典》1701年英译本】, p. iv）。《辞典》体现了十分鲜明的宗教立场。莫雷里把编纂工作视为上帝的托付：“我从二十五岁时开始这项工作，或许上帝会恩赐我足够常的生命，让我能够不止一次地审校，修正那些人们向我指出的错误……我把这本著作交给教会、使徒和罗马教会审判，他们是唯一的、良善的母亲，也是我唯一的主人。我服从所有的审查制度，因为我自豪地对巴塞罗那的一位圣洁的主教说：我的名字是基督徒，我的姓氏是天主教徒” （《辞典》，1674年，前言，注：这里提到的圣洁的主教指公元四世纪巴塞罗那主教圣帕西安【Saint Pacian，310-391】，他是巴塞罗那第一位记录在案的主教，被称为“教会之父”，著作不多，但留下了一句为后世铭记的名言：Christianus mihi nomen est, catholicus vero cognomen.[我的名字是基督徒，我的姓氏是天主教徒]）。《辞典》随处可见莫雷里的天主教立场，他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敌视且轻蔑，把加尔文派称为异端，在解释“中国”时，他表示希望在这个国家建立真正的宗教 （《辞典》，1674年，301-302页）。

1675年，莫雷里离开里昂，来到巴黎，在加亚尔主教妹妹德·维内尔夫人的引介下，认识了路易十四的外务大臣蓬波纳侯爵（marquis de Pomponne，1618-1699）。此后四年，莫雷里一直为侯爵效力，并参与了《奈梅亨条约》（Traités de Nimègue）的签订。1679年，蓬波纳侯爵因同路易十四在外交政策方面有分歧，解职归隐。莫雷里也离开政坛，重回书房，准备出版第二版《辞典》。不过，在第二版第一卷问世后不久，便撒手人寰，享年三十七岁。该版第二卷由蓬波纳侯爵秘书帕雷尔先生（G. Parayre，生卒年不详）整理出版。

莫雷里的去世并没有阻止《辞典》修订与再版。这一现象可能会让现代人觉得奇怪，但在旧制度下，却很正常。基督教世界奉行这样一套认识论：知识以及由此形成的文本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和赠予，作者扮演的不过是传递和表达思想的中间人的角色，是“上帝的婢女” （God’s handmaiden, David Vav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ritical Concepts in Law, 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2006年版, Vol. 1, p. 53）。这样一套认识论更有制度保障：绝对君主有权力决定把上帝的“恩典”授予某位行会书商。这便是第一版《辞典》扉页下方avec privilege du roi（国王出版特许状）的含义。一般来说，某位作者若想要让自己的作品出版面世，必须把手稿以某种买断价出售给某位行会书商，书商则把稿件交给政府部门审查，最后由掌玺大臣公署（Grande Chancellerie）下辖的出版管理总署（Bureau de la librairie）决定是否授予出版特许状，以及授予何种形式的特许状。所以，不管是观念中，还是具体出版流程中，书其实都与作者无关，“作者权”（droit d’auteur）是十八世纪后半叶才出现的新概念。

莫雷里去世后，《辞典》非但没有停售，反而成了各种观点和立场交锋的舞台。1692年，著名的《圣经》研究者、加尔文派学者让·勒克莱尔（Jean Le Clerc，1657-1736）加入了编纂行列。这位被法国史家保罗· 阿扎尔（Paul Hazard，1878-1944）誉为“那个时代博学家的典型代表”的人，似乎精力永不枯竭。他先后主编过三份书籍杂志：《世界及历史图书书讯》（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共二十五卷）、《精选图书书讯》（ Bibliothèque choisie，共二十八卷）、《古今图书书讯》（ Bibliothèque ancienne et moderne，共二十九卷；注：上述三份实际上是书评杂志，故把Bibliothèque一词意译为图书讯息）。作为对当时图书世界最为熟悉的学者之一，勒克莱尔当然不会忽视莫雷里的《辞典》。他曾在《世界及历史图书馆》第十四卷上发表过一篇评论。他说，1688年的修订版和《补编》非但没有比之前的更正确，反而错误更多。接着他指出了一连串印刷错误和应当由作者承担的错误，尤其指出关于联省王国的历史错误更多。尽管如此，勒克莱尔仍然承认“这套《辞典》销量很好，因为时人很需要这类作品，无论它编得如何”，他还坦陈，如此批评并不公允，“因为没有人能够深入了解《辞典》所处理的所有材料，而且任何时候人们总是需要了解一些情况”。勒克莱尔相信，对原《辞典》进行补订很有必要，但是担心随着辞典篇幅扩大，错误也会越来越多，因此他建议成立一个专家组，由熟悉历史、地理以及各国国情的人组成，由他们来修订辞典，并加以扩充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 Tome XIV, À Amsterdam: chez Wolfgang, Waesberge, Boom, et van Someren, 1689，pp. 66-77）。或许是因为这篇评论，荷兰出版商邀请勒克莱尔亲自编纂一部修订版。勒克莱尔虽然清楚修订工作耗时耗力，“带不来荣耀，所获利润也很少”，但是还是决定接受改编整理工作。1691年，由勒克莱尔负责主编的第六版问世，四卷对开本，篇幅增至四卷，在1688年版基础上增加了上百条新词条，增加了新内容，从新教的角度反驳辞典中原先那些天主教色彩过于明显的解释 （Arnold Miller，p. 19）。这一版或许是《辞典》所有版本中最畅销的一版 （Pierre Bodard，p. 66），几乎在一年内售罄，销量高达七千册，在此后几年内再版多次。

某位名叫沃尔提耶（Vaultier，生卒年不详）的法国人由于很不满勒克莱尔的新教立场，因此于1699年推出第九版，并在此后不到十年内做了两次修订，重新宣扬天主教立场。杜潘（Louis-Ellies Du Pin，1657-1719）是一位冉森派信徒，时任索邦大学的神学与哲学教授，在教宗克莱芒十一世颁布的《乌尼詹尼图斯谕旨》后，与博须埃发生激烈争论，主编的《教会作者书籍大全》（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des auteurs ecclésiastiques，五十八卷）遭查禁，1705年被迫辞职，被判流放。杜潘修订出版了第十三版《辞典》（1712年），并做了大量修订：“准确地陈述教父和教会其他作者的作品，以及与他们作品相关的事迹，包括圣徒的作品和事迹，在《辞典》之前的版本中，这些内容的篇幅太少” （转引Arnold Miller，21）。当然，杜潘所谓的“正确”指的是与冉森派信仰保持一致。加尔文派牧师罗克（Pierre Roques，1685-1748）主编的第十八版深受新教影响。罗克出身于朗格多克地区的贵族家庭，在洛桑和日内瓦学习神学。在这一版的前言中，罗克详细分析之前各版《辞典》的优劣，对那种出于宗教立场的，因此不公正的历史写作态度给予了批评：“不必根据编辑的感觉对人物或学说进行限定。与其说这样那样的人已经叛教，不如说他已经接受了这样那样的党派，这难道还不够吗？我们能不能不因为要写这样那样的异端和错误，而用情感和观点的术语？” （《辞典》，第18版，前言）

在所有二十四版中，最公允的版本或许是由勒巴尔（Louis-François-Joseph de la Barre，1688-1738）主编的第十七版，内容最完善的则当属由德鲁埃（Etienne-François Drouet，1715-1779）主编的最后一版。勒巴尔是法国铭文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ions et belles-lettres）院士，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物很有研究。他的修订工作得到了一位名叫维埃里（Vailly，生卒年不详）的律师和洛朗·勒克莱尔教士（Laurent Josse Leclere，1677-1736）的协助，修订工作主要针对的是地理和家谱，大约增补了五六千新词条 （Pierre Bodard，p. 69）。最后一版篇幅最大，总计十卷，每卷超过一千页。德鲁埃既是律师，也是学者，为欧塞尔科学院和贝桑松科学院院士，他充分利用前人的补遗与修订工作，并完整收入了某位名叫帕拉塔尔（Platel，生卒年不详）的人主编的第二十二版修订本。帕拉塔尔的修订内容超过之前任何一个版本，比罗克版多了一万多条词条。

不过，当德鲁埃版开始发行的时候，《辞典》也走到了历史尽头。狄德罗和达朗贝主编的《百科全书》改变了公众的喜好，他们需要的不再只是知识，而是批判的思想。当读者，尤其是上流社会争相订阅《百科全书》之际，《辞典》最终难逃“在书商的书店里腐烂”的命运。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大概只有专业人士还会记得莫雷里的《辞典》。曾参与编校《辞典》的教士马斯巴雷（Joseph du Masbaret，1697-1783）去世后，将自己未完成的笺注本《莫雷里辞典注释》（ Remarques sur le Dictionnaire de Moréri）留给了利摩日修道院，四开本，四大卷，后为目录学家巴比耶（Antoine Alexandre Barbier，1765-1825）所有 （Antoine Barbier, Examen critique et complément des dictionnaires historiques les plus répandus，Paris: Rey et Gravier, 1820, p. viii）。巴比耶为革命后法国图书的抢救和整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决定从法国流行最广的历史辞典辑出最好的词条，汇编一部新辞典，这就是1820年出版的《流行最广的历史辞典的批判研究与整理完善》（ Examen critique et complément des dictionnaires historiques les plus répandus）。巴比耶对莫雷里的《辞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认为自己这项浩大的工程乃是承接自这位教士的不朽工作。这也是他决定只整理1759年之后出版的各类历史辞典的原因。另外，一些非常专业的辞典会提到莫雷里的名字。《天主教神学百科全书辞典》有“莫雷里”词条，语词极为感人：

该《辞典》成了他的生命，他以不懈的热情从事这项工作，并与1674年在里昂出版了第一版，对开本单卷。当时，莫雷里三十岁，时任阿普特教区的布道神甫，他的庇护人加亚尔允许他不知疲倦地从事他的工作。

但是，莫雷里对自己的年龄，对自己年轻的活力太自信了，而且无法抵制《辞典》带来的巨大成功，急切渴望回应各种反对与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有些因地理类词条的错误导致，有些针对历史类词条的内容缺乏考证，有些是批评家谱表格太多；他继续工作，完善他的《辞典》，身体却越来越差。1680年，第二版第一卷出版，同年7月10日，莫雷里去世，葬在巴黎圣塞弗林墓地（Saint-Séverin）……

莫雷里的《辞典》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无论是对皮埃尔·贝尔还是其他同类的辞典编纂者而言，都是如此。他们对莫雷里《辞典》的词条进行辑取、摘录、删节、扩展以及翻译；比如艾瑟林（Iselin）主编的《德语辞典》逐字逐句翻译了莫雷里的《辞典》，但没给出任何注释……（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 la théologie catholique，Tome XV，publié par les soins du Dr Wetzer et du Dr Welte，Paris: Gaume frères et J. Duprey, 1862，pp. 335-336）

伟大的文学家雨果在创作过程中很依赖莫雷里《辞典》。我们可以肯定，他有一部1683年第三版《辞典》，而且在写作《历代传奇》（ La Légende des siècles）过程中，经常查阅。学者贝雷分析雨果的笔记与写作手稿后，发现《历代传奇》中那些与欧洲中世纪相关的信息，包括人名、地名、历史故事等，不少来自《辞典》，比如描绘八至九世纪西班牙王族的诗歌《加利西亚的小国王》（Petit Roi de Galice）中，无论是王族的名姓，还是自然环境与城市村落，都是参考了莫雷里的《辞典》 （Paul Berret，Le moyen âge Européen dans La légende des siècles et les sources de Victor Hugo，Paris：H. Paulin, 1911, pp. 133-134）。

事实上，这种“知识掠夺”（intellectual plundering）在十八世纪中叶就已经明目张胆地出现了。借助PAIR技术，学者们已经发现，狄德罗和达朗贝主编的《百科全书》在很大程度上“掠夺”了《辞典》的内容。

PAIR技术全称为Pairwise Alignment of Intertextual Relations，直译为“文本间关系配对”。这项技术设计初衷是为了寻找文学作品中的类似段落，但它所采用的序列分析技术则被广泛地用在不同领域中，比如在生物信息技术中，PAIR可以用来为基因组测序，也可以用来检测剽窃。在比对文本的过程中，PAIR为语料库中的每一个文本生成一组重叠的词序列碎片（word sequence shingles），然后存储和索引这些信息，以便对照其他文本的碎片进行分析。以《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为例，PAIR先将这句话分为k元语法模型（k-gram），k指的是碎片的长度，比如以3位（单词）为例，那么《社会契约论》第一句话“L’homme est né libre, est partout il est dans les fers. Tel se croit le maître des autres, qui ne laisse pas d’être plus esclave qu’eux（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人更受奴役）”则可以分解为以下几组“三元碎片”（tri-gram shingles）：homme_libre_partout、libre_partout_fers、partout_fers_croit、fers_croit_maître、croit_maître_laisse、maître_laisse_esclave。再与待比对的文本进行对照，找到文本间的共有碎片，进而确定不同的引用方式，是直接全文（全段落）引用，还是更模糊的、归属性不明显的引用。

借助PAIR技术，阿兰（Timothy Allen）带领的科研团队对十八世纪的法语辞典、各类百科全书等，进行了跨文本的比对（他们还依赖另一项技术，即建立“向量空间模型”（Vector space model，简称VSM，相关介绍参见 ，以及 ）。他们发现，《百科全书》与1759年的十卷本《辞典》至少存在着五百八十个共享的语法模型，其中有四百一十八个语法模型为两部辞典明确共有。这种“知识掠夺”的情况有很多，比如在内容接近的词条解释中使用类似的程式化的表述，或是在类似的词条中引用同一段材料，亦或是赤裸裸地逐字逐句地“掠夺”，比如《百科全书》的“古兰经”词条 （“Alcoran,”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Tome 1, Paris: chez Briasson, David l’aîné, Le Breton, Durand, 1751, pp. 250-251）与《辞典》的“古兰经” 词条 （“Alcoran,” Le 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Tome 1, Paris: chez les libraires associés, 1759, pp. 312-314）中有一整段内容完全一样。这说明，《百科全书》尽管代表反对天主教世界观的立场，而且在《前言》中明确宣称要同像莫雷里《辞典》这类天主教辞典保持距离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Tome 1, p. xxxiv），但事实上却延续并继承了莫雷里《辞典》的知识传统。而且，也正是通过这种隐匿的方式，莫雷里尽一己之力，蒐集并编纂的庞杂的知识得以延续到今天。

参考文献

Pierre Bodard, “Un érudit du XVIIe siècle , M. l'Abbé Louis Moreri de Bargemon (1643-1680),”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Études Scientifiques et Archéologiques de Draguignan et du Var, Tome XVI, 1971, pp. 48-82

Arnold Miller, “Louis Moréri's 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in Notable Encyclopedias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Nine Predecessors of the Encyclopédie, ed. Frank A. Kafker, 伏尔泰基金会出版社1981年版，pp. 13-52

Lugt, Mara van der, Bayle, Jurieu, and the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A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Vol. 9, Brill出版社2017年出版

Georges Huard, “Le Petit-Picpus des ‘Misérables’ et les informatrices de Victor Hugo: Mme Biard et Juliette Drouet,”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Jul. - Sep., 1960), 60e Année, No. 3 (Jul. - Sep., 1960), pp. 345-387

Paul Berret， Le moyen âge Européen dans La légende des siècles et les sources de Victor Hugo，Paris：H. Paulin, 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