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本简介

　　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是在国内划定一定范围，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较国内其它地区更加开放和灵活的特殊政策的特定地区。在我国，是中国政府允许外国企业或个人以及华侨、港澳同胞进行投资活动并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在经济特区内，对国外投资者在企业设备、原材料、元器件的进口和产品出口，公司所得税税率和减免，外汇结算和利润的汇出，土地使用，外商及其家属随员的居留和出入境手续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

　　从特征上讲，经济特区是我国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吸引外部资金、特别是外国资金进行开发建设的特殊经济区域;从功能上讲，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这既是对经济特区特殊政策、特殊体制、特殊发展道路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经济特区承担的历史使命和实际作用的概括和总结。

　　特区之“特”， 主要是指它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如减免关税等经济上的优惠待遇，提供理想的投资环境和组织完善的领导管理体制，以及增加外资投入和外汇收益，借此促进该国家的经济发展。

　　2发展历史

　　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倡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顺应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新趋势，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步骤。

　　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有一个突破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排头兵。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福建两省上下互动，酝酿利用两省毗邻港澳台、华侨众多的优势，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和试办特区。

　　一、经济特区的酝酿与决策

　　1977年11月11-20日，邓小平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当广东省委领导汇报一些边境地区的农民外逃出港问题十分突出时，邓小平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邓小平指出：“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比较明确，要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什么是自己要解决的，什么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决的，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这为此后提出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伏笔。

　　1978年4月10日—5月6日，受国务院委派，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组织考察组，对港澳实地调研。考察组回京后向中央提交《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

　　1978年4月19日，邓小平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指出：“广东搞出口基地，要进口饲料，应该支持，试一试也好嘛。”

　　1978年12月23日，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指出：“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1979年2月14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报告，原则上同意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的规划设想。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联合向李先念副总理、国务院上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县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由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县境内临近香港地区的地方即蛇口公社设立工业区。

　　1979年1月13日，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请示，提出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属省辖市建制。3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革委会报告，批准宝安、珠海撤县设市。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同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提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同月，邓小平还在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来信摘报》上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到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谷牧听取交通部关于招商局筹建蛇口工业区汇报。李先念最后在文件中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2月2日，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会议，落实李先念副主席的批示。谷牧指出：“原则已定，大家要支持，总共就300亩这样一块地方。交通部先走一步，试一下，现在就这样‘照此办理’起来。”“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1979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产生了在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吴南生通过电报向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二书记习仲勋、杨尚昆作了汇报。3月3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吴南生提出：三中全会的精神是解放思想，我提议广东应当拿出一个地方对外开放。最好从汕头开始，可以在汕头建一个像台湾搞的那样的出口加工区。习仲勋当即表示：要搞，全省都搞，除了重要侨乡汕头外，毗邻香港澳门的宝安、珠海也可以同时搞。他要求先拿出个意见，4月他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带去上报中央。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港督麦理浩谈到内地偷渡香港的情况时指出：“现在应该采取两个途径解决：一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减少一些人进入香港，减轻香港的压力;另一方面，香港要鼓励私人资金来广东进行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长远来看，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能够逐步得到解决。”⑩

　　1979年4月5-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4月17日，邓小平出席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习仲勋又提出：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插话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小平还说到：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会议期间，谷牧向邓小平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根据邓小平提议，会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划出一定地区试办出口特区。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行试办。

　　1979年5月11日—6月5日，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考察，指导两省起草向中央的请示报告。6月6日、6月9日，中共广东、福建省委分别向中央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正式提出了实行新体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6月23日，华国锋在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省代表团讨论会时说：“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和别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面对着港澳，实现四个现代化，广东能够发展得快一点。中央同意在深圳、珠海搞特区。”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至此，中央正式作出了关于试办特区的重大决策。

　　1979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组建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担任“两委”主任，具体负责中国对外开放和试办特区的工作

　　1979年9月25—28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参加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办特区问题作重要指示，要求广东省委放手搞，加紧搞。要宽一些，快一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邓小平还说：将来台湾回来，香港收回，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

　　1980年3月24—30日，受中央委托，谷牧副总理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50号文件的执行情况。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采纳广东省的建议，将“出口特区”名称改为内涵更加丰富的“经济特区”。同时提出，根据目前两省的财力物力可能，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四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至此，完成经济特区设立的决策和立法程序，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

　　二、经济特区的政策完善与发展

　　1979年7月8日至1982年，各经济特区相继动工建设。为促进特区更快更好发展，党中央、国务院不断调整政策、优化布局。

　　1981年5月27日—6月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这次会议纪要。会议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制订了适合特区性质和要求的10项政策措施，指出：深圳、珠海的特区应建成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厦门、汕头的特区目前应建成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同时发展旅游等行业的特区。特区的建设首先要搞好基础设施，由小到大，逐步发展，量力而行。11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决议，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有关的法律、法令、政策规定的原则，按照各省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1982年6月15日，邓小平找谷牧谈话。邓小平说：现在，对特区说好话的多了。特区要坚决办下去，不能动摇。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

　　1983年6月29日，国务院批准调整珠海特区范围，将东片和中片连成一体，面积14.10平方公里。原西片1.06平方公里仍按原定区域不作变动。调整后的特区面积为15.16平方公里。

　　1984年1月24日—2月10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特区，并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邓小平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18} 2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3月26日—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提出，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1992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深圳市制定法规和规章的决定。

　　2009年5月27日，国务院批准《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将深圳定位为“一区四市”：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国际化城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

　　三、关于经济特区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经济特区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

　　在中国大陆实际上除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5大综合性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两个新区以外，还先后建立54个国家级高新区、15个保税区、62个出口加工区、9个保税物流园区、13个保税港区和9个综合保税区。实际上中国目前几乎囊括了经济特区的所有主要模式。经济发展遵循从“点”到“线”再到“面”的发展路径，而经济特区是做“点”的最好形式。经济特区是中国利用境外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来发展本国和本地经济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形式。

　　(二)经济特区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发挥重要的试验和示范作用

　　1984年，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21}这是对创办和发展经济特区的目的和意义的深刻揭示，是对经济特区地位和作用的精辟概括。经济特区在我国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有：一是在体制改革中发挥“试验田”的作用。二是在对外开放中发挥重要的“窗口”作用。三是在自主创新中发挥重要的排头兵作用。四是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示范区”作用。五是对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和繁荣稳定发挥重要促进作用。中央领导多次指出，发展经济特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三)认真总结经济特区创办的历史和经验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我国经济特区创办时间虽短，但却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息息相关。中国经济特区的创办与成功实践，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精彩缩影与生动反映，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光辉杰作，对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有力印证。经济特区的创办，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成果，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一直发挥着试验、探路和积极推动的作用，并以自己宝贵的经验为丰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做出了历史贡献。中国经济特区的实践和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超出了国外搞经济性特区的做法和经验，而且其意义超出了特区本身。它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国际创新意义。

　　3提出时间

　　“经济特区”一词，1979年由中国首先提出，并在深圳加以实施。按其实质，经济特区也是世界自由港区的主要形式之一。[1]以减免关税等优惠措施为手段，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以达促进特区所在国经济技术发展的目的。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并坚持以外向型经济为发展目标。

　　我国先后设立：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 确定上海市、天津、北海、湛江、广州、福州、宁波、南通、连云港、青岛、威海、烟台、大连、秦皇岛等14个城市为沿海开放城市;为便于记忆——大、秦(晴)、天，改革开放以来为加快经济发展， 青、烟、通、云， 上、宁、温、福(浮)， 广、湛(展)、北 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渤海地区等沿海经济开放区， 中国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大都位于沿海地区， 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发展

　　新华社深圳10月13日电题：中国创立经济特区的世界意义

　　40年前，中国创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它们在改革开放最前沿见证了中国从极度困境到发展奇迹的嬗变。

　　经济特区为中国快速健康发展蹚出了新路，也为世界后发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方案。

　　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

　　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一段视频还原了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的场景，那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

　　经济特区这一崭新事物在古老大地上宣告诞生，开启了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探索。

　　在传统观念意识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是一对悖论，是不能相容的。

　　年逾70的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部原总经理梁宪回忆当年遭到的非议说，国内有人甚至指责深圳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试验场”。

　　中国经济特区被赋予了突破理论认知的“试验田”角色。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992年初，邓小平到深圳视察，给中国带来了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

　　如今，深圳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8.5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平均每天逾70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2019年人均GDP接近3万美元。

　　2万张照片，85岁的摄影师李志均用镜头记录了珠海的沧桑巨变。“40年前，一个警察、一条马路、一组红绿灯是珠海的写照。”

　　如今，珠海已成为闻名遐迩的国际旅游休闲城市。

　　坚持市场化导向，是经济特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信条。邓小平再度视察深圳的同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沿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向，中国首批四大经济特区一路闯关，从“三来一补”低端制造到自主创新占据产业链中高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40年来，座座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在厦门经济特区拔地而起，产业结构脱胎换骨，跨国企业纷至沓来。厦门已从紧张封闭的海防前线崛起为国际资本青睐的开放之都。

　　英国《经济学人》曾如此评价：“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

　　“经济特区奇迹，靠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这是在长期经验探索基础上的重大理论总结和突破。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也避免和消除了市场经济的先天缺陷。”郭万达说。

　　“本质上是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他说。

　　创新增强自身制度生命力

　　在深圳的南头古城里，南北街装扮一新，店家们8月26日开始恢复营业。昔日杂乱的“城中村”变身为整洁的“文化街区”。

　　南头古城已有近1700年历史，被称为“深港历史文化之根”。改造前，这里有各类房屋近千栋，物权利益相互交错，难以形成发展合力。

　　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和实践，是中国制度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创新表现。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许多西方政治分析人士断言：“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产生和失败，将是20世纪留给人类的两大遗产。”

　　然而，“西方断言”在“中国奇迹”面前崩碎了。

　　在4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特区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各领域改革，成为展现中国制度生命力的“橱窗”。

　　2018年，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成为“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国建成的首个跨越粤港澳三地的超大型跨境基础设施。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如火如荼，一个包括深圳、珠海在内的世界级城市群将崛起成为全球经济新坐标。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表示，经济特区的探索发展，是通过创新不断增强中国制度生命力的进程表现。

　　如今，全国的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自贸区等已达45个。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发展战略协同推进。

　　“每个国家都应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都应通过创新增强各自制度的生命力。”吴思康说。

　　开放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午后的塔可墨西哥餐厅生意依旧兴隆。室外，宽边大草帽之下，顾客们享用着正宗的异国美味;室内，伴随着动感的马里阿契音乐，顾客们将冰爽的啤酒一饮而尽。

　　餐厅老板埃塞基耶尔·圣克鲁斯·克莱门特来自墨西哥，他不曾想到自己在深圳一住就是10年。“深圳的文化包容，已成为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

　　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追求社会繁荣进步，追求个人幸福尊严，追求全人类合作共赢。在中国经济特区发展进程中，时时处处展现着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和坚守。

　　在中国的经济特区，各类文明文化在和谐包容、交流互鉴中共存，成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例如，凭借对葡语系国家的地缘优势，珠海正携手澳门大力推进中国与拉美国家交流合作平台建设，有望成为中拉合作的中心城市之一。

　　从“百载商埠”到“活力特区”，汕头的发展与“对外开放”“侨资侨力”紧密相连。

　　1984年，泰国侨领谢国民回到家乡，投资兴办了汕头第一家外资企业。40年来，汕头累计引进外商投资企业5000多家。

　　厦门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学习、就业、定居。其中，仅厦门官任社区就集中居住着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人士。

　　厦门大学教授、福建省第一位获得在华永久居留权的美国人潘维廉说，美丽开放的厦门，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有着灿烂的现代文明融合。

　　今年以来，各国交往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但人心之间架起的文明桥梁未断。

　　“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数以万计的一次性医用口罩从深圳发往釜山，包装箱上印着韩国古代诗人许筠的诗句。而从深圳宝安区发往法国阿维尼翁市的防疫物资货箱上，则印着法国名言“向前走，胜利终将到来”。

　　“携手抗疫，本身就是各种文明交流互鉴、共克时艰的生动实践。”深圳市委外事办副主任孙怀忠说。

　　自1986年以来，深圳已与56个国家和地区的88座城市结成了国际友好城市。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陶一桃表示，人类文明滋养了中国的经济特区，它们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中国13个经济特区3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