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宏量的学术信息，不仅让学者们望论文洋兴叹，也会让相关领域的学者们难以消化吸收所有信息，更给普通民众和科普工作者带来许多制约因素。如何克服和解决这个问题，是当今时代对科研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学习和阅读本领域学术信息是每个学者必需进行的工作，在工作之余，对自己课题组的研究，包括本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整理，将最新的学术思想和成果，用尽量简单和准确的语言，介绍给大同行和普通公众，这不仅是宣传本领域，扩大学术影响和交流效果，吸收更多关注度的必要手段，也是一个学者开展研究工作的必然延伸。例如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进入公共新闻领域的只有4.4%，其他领域也大概相差不会太多。如果能对自己的研究通过博客和微信进行传播，我们将可以使自己的学术论文曝光率快速成倍增加。我个人从2008年介绍氢气医学进展，至少我把90%的这一领域的进展通过博客进行了宣传，我相信氢气医学在中国的宣传效率十分高。相对来说，比氢气生物学研究规模更大，层次更高的硫化氢研究领域，却很少见到新闻报道。有不少来自民众的问题，说为什么氢气看上去包治百病，其实从研究角度看，这十分正常，因为学术研究往往是限制在特定条件下的效应分析，和实际应用的区别巨大。硫化氢和一氧化碳也具有广泛效应这个特点，看上去也好像是包治百病，但很少有人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唯一的原因是没有给公众介绍，公众对学术研究缺乏客观准确的认识造成。

本文是阅读以下资料的感想，

  科学媒介中心
当今时代，学术期刊数万，每年新发表学术论文数百万，快速增加趋势有增无减。PubMed数据库显示，自从上世纪中叶到现在科研论文数量整体呈指数式增长。2014年论文数量（51.4万）是1990年（13.6万）的3倍多，是1950年（4,432）的120倍多，1940年（153）的三千倍多。

图PubMed每年论文总量变化趋势（1990-2014）

爆炸式增长的科研论文数量能让人类更好地理解世界、解开自然界的谜团吗？我们对未来科学技术不乏信心，但仍无法绕开一个问题：大规模增长的论文数量真的于社会百益而无一害吗？我们的科研论文数量是否过多了？过多的研究成果是一件坏事吗？

一、漫天飞舞的论文

如果留意新闻，科学界的种种丑闻或许曾传入过你的耳中。例如违背研究伦理，看似严谨结论却不具可重复性，手段高明的学术欺骗等。近来，越来越多的文章从学术期刊上撤稿，其增加速度超过了论文数量的增长速度。

科学界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不断，甚至还有人怀疑科学是不是已经变味。尽管许多因素造成了这些问题，难以归为某个单一原因。其中科研人员生存压力重，不得不保持高论文发表率是广泛认可的影响因素。衡量研究人员的标准仅仅是论文发表数量，他们很容易被诱惑，进行学术欺骗，因为论文越多，回报也越丰厚——终身教授的身份、升迁、来自名校的任教合同……。

尽管瞒天大谎式的学术欺骗不常发生，但科学家会迫于生存压力而一味追求论文数量，这种行为带来的危害并不亚于学术欺骗。科学家也是人，也会受利益诱惑。当面对终身教授身份、升迁等机会时，平日里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也会一时被冲昏头脑，做出不当选择，例如进行了多组数据分析，却只披露符合预期结论的数据，或根据最后数据来“设定研究假设”（Hypothesizing After the Results are Known），不遵循正常研究规律。这些行为也许比直接捏造数据好得多，但于科学的真实性有损，科学的透明度降低了，也被掺入了更多的主观因素。

上述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幸相关的纠错机制也已建立，有助于规范学术行为。但是科学的真实性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问题更加严峻：论文越来越多，如何更加有效地管理、组织、交流新的科学发现？以及，如何保证公众可以从科学进步中充分受益？

二、学界的烦恼

今天发表的科研成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但是社会充分受益于科学进步了吗？

这些问题总是难以回答。首先，科研的价值并不一定会即刻显现，基础科学尤为如此。现实的应用性并不在基础科学首要考虑的范畴，但是它的发展却为以后更为实际的应用研究铺平了道路。

其次，科研价值的评价标准并不是尽善尽美。目前，评价论文的一项重要指标是引用率。拿心理学举例，一篇经典论文发表后5-10年间，很少被人引用。但是不被引用是否就代表这篇论文不重要呢？这是不是反映出我们学界的沟通机制有问题呢？一篇重要的论文是不是有可能被淹没在庞杂的论文堆中，难以引起关注呢？或许有众多重要的论文在学界未曾引起大家注意，这令人惶恐，但并非不可能。

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家非常努力，为了熟悉学科的研究趋势和最新成果，他们阅读每一篇新发表的论文。但是论文越来越多，阅读新文献变成了一件劳心伤神的事。比如，想要在某个病种上（例如癌症）与最新研究保持同步，科学家需要每周翻阅130篇期刊，阅读27篇相关文献。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意味着每个工作日得付出75%的工作时间。当然每个学科的论文发表情况有所差别，但不可否认的是，于个人而言，想要100%跟上学科的最新发展，总是很难的。

三、公众的遗憾

跟上学科最新发展，对于专业科学家已经如此困难，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就更困难了——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又没有由同事、学生等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协助。

那么，越来越多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到底对公民对科学和世界的认知有无影响呢？公众的科学素质会不会因此提高？或者会不会对公众的科学素质起反作用？例如，如果公众觉得科学如排山倒海一般涌来，个体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他们会不会就此对科学失去耐心和兴趣？

公众能接受科学知识的深度是多少——或者更具体点，目前公众通过大众媒体接受到的科学知识有多少？

四、公众知晓多少最新研究成果？

多数情况下，公众是通过大众媒体来了解最新的科学发现的，例如报纸、杂志、网站、博客、播客等。这些最终抵达公众的科学发现，占到了科学发现总数的多少？

本文举的都是心理学研究的例子，它们或许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但是也要记得，切勿将以下结论推广至所有学科。

为了调查有多少研究通过大众媒体与公众见面，认知心理学家布瑞恩•库瑞拉（BrianKurilla）调查了科学网站Eurekalert.org上，媒体向公众报道了多少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通过查阅去年“科学新闻”栏目下所有的新闻以及含有“心理学（psychology）”、“期刊（journal）”字眼的文章。库瑞拉找到了217本期刊发表的486篇文章，并从其中挑选了158本，精确地统计出了2014年论文的发表数量（共22,482篇论文，平均每本期刊142.29篇）。那么，多大比例的论文被大众媒体报道了呢？仅4.43%。

五、公众的科学素养与论文发表的数量有关？

在心理学领域，仅有4.43%的科研成果经过大众媒体的报道，最终与公众见面。另外，可以假设，公众也只是阅读了其中一小部分。再次重申，切不可随意将在心理学领域得出的结论推广至其他领域。事实上，媒体对其他学科的报道也确实多于心理学。但除非其他学科的媒体报道比心理学要高出很多，否则仍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讨论如何有效地促使科研成果向大众普及。

或许，我们应该庆幸公众目前尚未被过多的科学信息包围而感到信息过载。但是，科研成果以指数式速度增长，但只有一小部分被报道，到达了受众，这不得不令人忧心忡忡。如果说，有95%的科研成果都不曾被公众注意，那么公众岂不是被最新的科技进步甩在了身后？

有研究表明，美国成年人的科学知识，比20年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一些重要议题上，美国公众并未形成与科学家一致的看法。根据皮尤调查的数据，在以下问题上，美国公众与科学家存在着认知鸿沟：1）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2）科学实验中的动物使用；3）农药使用的安全性；4）人类在气候变化中的影响；5）自然选择过程中的人类进化；6）人口过剩的危险；7）核电的安全性；8）浅海钻采；9）儿童疫苗的安全性。根据调查结果，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上，公众与科学家的认知差异最大。88%的科学家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但却有57%的公众持相反意见。气息变化问题上亦是如此，87%的科学家认为主要是人类活动导致了全球变暧，但只有50%的公众持同样观点。

尽管证据充足，人们还是愿意相信相反的观点，原因有很多——宗教信仰、意识形态、认知偏见等。但是有没有可能科研成果在大众媒体上的发表率过低也是原因之一呢？换句话说，某些重要议题，学界甚为关注，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公众却不太关心。

为寻求真相，库瑞拉再次通过标准直线回归分析计算1994年到2004年的论文数量增长率。

总体而言，针对某个议题，发表的论文越多，科学家和美国民间的认知鸿沟就越大。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相关议题的论文数量越多，说明学界认为这个问题越重要，然而相关议题却没能引起公众的注意。

六、改进科学传播的一些建议

尽管各个学科间存在差异，但是目前每年新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过多，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跟上最新趋势，理解并消化新内容。如果我们无法找到合适的途径和方法来归类整理我们的新研究成果，这些数量庞大的论文会阻碍我们的科学沟通。

上个世纪，科学研究的数量呈指数式增长，但是仅有一小部分经媒体报道与公众见面（在心理学领域，这个比例是4.43%）。虽然相关调查显示，美国人的科学素养比20年前提高了不少，但数据也显示，在特定议题上，美国人却显得无知。这些议题通常是学界尤其关注的。过去20年前，这些议题论文的发表数量增长迅速，未来它们的重要性和紧急性只会有��无减，例如气候变化。

所以，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善科学沟通呢？显然，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已经有许多科学家、教育家、以及科学期刊为之努力几十年。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万能药可言。库瑞拉建议，学术圈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公众可以将新的科学发现用于回答生活中的问题——例如某种食品是否安全，气候变化原因是何，干预治疗对于心理疾病的效果如何。由于障碍重重——接触科学的渠道缺乏、日益增多的科学研究以及媒体对于科学的报道不足——都导致公众难以判断在某个议题上，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什么。所以，一般的公众除了盲从个别专家，别无选择。这并不是说，科学家或者学术期刊不值得依赖，而是说公众应该知道这个结论是基于哪些数据得来的。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科学家和科学传播人员的工作要更细致，要更多地报道科学的整体趋势，而不是事无巨细地报道个体研究，因为读者很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尤其是当一些研究结论相互冲突的时候。

想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传播者要积极拥抱新媒体和新技术。与其单独报道那些“突破性”的新闻，我们更应该为读者呈现完整的科学画卷，按议题介绍相关的研究，并把最新的研究还原到具体的语境中。这或许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报道依赖性地减弱，例如基本文本的叙述、论文、文献综述等，而更多地运用非故事化的数据，例如1)文本挖掘和文本分析，探究最新的研究趋势；2）元分析，对某个特定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统计、归纳、对比，3）交互式可视化，大量的类似研究中提取数据，做成可互动的交互式可视化作品。

在一个论文数量爆炸性增长、信息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的时代，我们需要对于大众科学传播做出些改变。我们需要以数据为工具，使得公众能更轻松地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毕竟大多数人都知道任何科学研究都是有局限的，因此我们对任何单个研究都需保持质疑，只关注个体研究对于民智提升、决策制定、科学素养的提高并无裨益。如果我们未能以数据为基础去报道科学的趋势，而仅仅报道个别抓人眼球的研究，我们的科学传播工作就没有做到位，不是尽职的科学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