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城南山入口这个地方的地名志，据北宋张礼游城南记
西安城南山入口这个地方，形象的是南郊电子城一带，据这座城南明珠的基本村情介绍，唐长安城外围城墙有3个大门，其中安化门现在位于北山入口以东约220米处。中曰明德门、清和民国初年印发的地图均被称为“原在安化门有三个城门洞”，随即民政局篇“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以下简称“地名志”)……相传明嘉靖年间三门口村传出部分人在此地建村，而据明德门遗址有5个门洞的‘北宋张礼’游城南记“说。”
西安城南山门口这个地方，1994年我曾因公去过一次，印象中就在南郊电子城一带，是雁塔区一个改开后发展较早较快的地方。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的西安青训总队（初称“爱国青年第六巡导总队”，后改“西安绥靖公署特种训导总队”，简称“西安特训总队”，为囚禁被俘共产党军政人员集中营），也曾一度卜驻于此。然而对其名字的写法及其得名之由，并没太多留意。后来在志办看到一传阅件，内有《雁塔区史志资料》（以下简称《资料》）之二十八一件，以《雁塔名村 ——北山门口村》为题，推出这颗城南明珠的基本村情介绍。文章写道：
据《唐史 长安县志》记载，唐天宝年间，曾修建“安化、启夏、明德三门”，驻设驿站。驻扎的将士和家眷、奴仆以及后来到此种田的农夫在此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村落。《雁塔区志》142页载：“三门口村形成于唐代，唐长安城外郭城墙有三个门，其中安化门位于今北山门口以东约220米处。”又据北宋张礼《游城南记》记载：“盖京城之南凡三门：中曰明德门，今谓之五门；西曰安化门，今谓之三门。”可知“三门”在宋代已有此称，清和民国初年印制的地图均称为“三门口”。由此可知，“三门”的称谓，原指安化门有三个城门洞，村名便是由此而来。由于村落庞大，遂分为南、北二村，又因“山、三”谐音，历代沿用的“三门口村”，何时改名为“山门口村”，受限于历史条件等因素，具体缘由无从考证......
其中“《唐史 • 长安县志》”的写法，明显是个常识性的错误，但其关于此地历史的叙述和某些说法却颇引起我的兴趣。于是随即翻检民政局编《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以下简称《地名志》），想趁便弄个究竟。只见该志列有“南山门口”和“北山门口”两个词条。
前一条略称：
……相传明嘉靖年间由三门口村迁出部分人于此建村，仍称三门口村。《两县续志》分南、北三门口二村。民国年间将“三”字改为“山”字 。
后一条介绍：
……相传唐代有村。省文管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资料》载：“明德门西为安化门，其位置在今之北山门口村以东约220公尺，……有宽度为7.2公尺宽的门洞三个”，又载：“明德门遗址原有五个门洞”。据北宋张礼《游城南记》记载：“盖京城之南凡三门：中曰明德门，今谓之五门；西曰安化门，今谓之三门。”可知，三门口村，原以唐安化门有三个门洞而得名，早在宋代已有此地名。清《长安县志》为三门口，《两县续志》为南、北山门口，民国二十四年西京市平面图》亦为南、北三门口。后讹为山门口。
两相比较，这份《资料》和《地名志》的说法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一、这个村子唐代就有了；二、村子原名三门口，系因唐安化门有三个门洞而得名，且宋代就这样叫了，后来不知何故变成了“山门口”。不同的是，“三”字改“山”，前者说是“民国年间”（此为“南山门口”释文，“北山门口”则是“后讹为山门口），后者则说是民国二十四年尚称三门口，则其“三”之改“山”，自是1935年以后的事情，也许还在民国，也许是解放以后。
鉴于这种情况，尤其是感于改名时间的分歧和他们对原名来历的解释，我干脆放下正在进行的“文革”研究，按材料和志书中提供的线索，查阅了相关方志文献，结果遗憾的发现：
第一、没有一件直接可靠的资料证明这里唐时就已经形成村落，而这个村落正是后来的“三门口”和今日“山门口”的雏形。仅仅依据唐安化门有三个门道，就将该村称作“三门口”，说此村唐时即已出现，显属揣想之词，实在太过牵强。因为村以门名，门在村先，并不见得有了门立马就有了村子。倘若如此，则《隋书.地理志》之“京兆郡”载：“开皇三年，置雍门。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东面通化、春明、延兴三门，南面启夏、明德、安化三门，西面延午、金光、开远三门，北面光化一门……”证明隋文帝开皇三年亦即公元583年，安化门就已经存在了，是否可以说这个村子隋代早就出现了呢？。
第二、以门命名和以门洞（或曰门道）数量命名是两回事情，“三门口”的得名是因为“安化门”俗称“三门”，而不是由于 “安化门有三个门洞”，门洞（或曰门道）的多少与安化门所以叫“三门”有关，与这个地方叫“三门口”则笃定无涉。而且，“三门”和“三门口”也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安化门因其特点在正名之外另获的别名，后者则是强调此村子紧在“安化门”（三门）不远，两下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随便混淆。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人张礼《游城南记》所谓“盖京城之南凡三门：中曰明德门，今谓之五门；西曰安化门，今谓之三门”云云，也充其量只能说明安化门在宋时已经有了“三门”这个叫法，并不能说明“三门口”这个名称宋代就已经存在！换句话说，“三门”这个名称，也许宋以前或宋时已经出现，“三门口”这个地名则可能是宋以后才有的，张礼的《游城南记》，并不能作为“三门口”宋代即已出现的充要证据。至于这个名称何时出现，尚需另找史料说话，不能就此轻下断语。
第三、“三”字改“山”的时间和缘由，确是一个很难考实的问题，但也不是根本无从做起。经查嘉庆《长安县志》卷四《乡镇图》“姜村廒图”和卷十《地理志》上“南乡三廒”的“姜村廒”，这个地方都写作“三门口”；又查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一《长安南乡各廒图》之“姜村廒”和卷五《地理考》下“姜村廒”，这个地方也写作“三门口”（《地名志》说此志已称它“南、北山门口”不确。另外，嘉庆《长安县志》仍称“三门口”，《两县续志》才称“南、北三门口”，此志把“南三门口”的历史追至明嘉靖年间，亦显太早）只是有了南、北之分；再查民国三十三年（1944）西安再次设市并成立市政府后出现的《西安市行政区域图》，这个地方除了区分南、北名字，还写作 “三门口”；
一直查到1955年，当时绘制的《西安市政区图》上，这个地方才写成了“山门口”。由此说明，“山门口”这个名字，应该是解放后才出现的（至少正式文献如此）。会不会比1955年早，目前还不好说，但《地名志》说“民国年间将‘三’字改写为‘山’字”，似乎并不准确。至于为何改写，《资料》说 “三、山”谐音使然，似是而非，实际吾陕方言，“三”“山”音同，习惯上极易混淆，“下马陵”作“蛤蟆岭”，“娑罗巷”作“索罗巷”，就是很好的例证。另外，“三门”，又指佛寺大门或泛指寺院，经常也写作“山门”，钱起《题延州圣穴》诗：“默默山门宵闭月，荧荧石室昼燃灯。”《水浒》第四回：“不可剃度他，恐久后累及山门”，都是显著的例证。虽然此次改名不见得与佛寺有何关联，但是“三门”之可以写作“山门”，却未必没有潜在的、习惯上的影响。
因此质实言之，《资料》和《地名志》说“三门口”这个村子唐代就有了，我以为颇值得商榷；《资料》和《地名志》说“三门口”这个村名宋代就有了，我觉得也有可商之处；就是“三门口”改“山门口”的时间和缘由，两者说的也同样不可尽信，还有待进一步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