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白鹿原》人物精神图景的独到之处,朱先生与徐先生朱先生

2023年3月13日刊| 总第3174期

编者按

《白鹿原》是由申捷编剧,刘进执导,张嘉益、何冰、秦海璐、刘佩琦、李洪涛、戈治均、雷佳音、翟天临、李沁、姬他、邓伦、王骁、孙铱等主演的年代史诗剧。

这部剧于2017年5月10日在江苏卫视、安徽卫视正式播出。它改编自陈忠实的同名小说,将原文的魔幻气息适当保留,非线性叙事解构重组,大小人物改写重塑,是一部成功的名著改编剧。

时光飞逝,《白鹿原》的播出即将满6周年,我们编发一篇深入浅出的剧中人分析文,以飨读者。

从经典走向经典,电视剧《白鹿原》不愧为文学作品改编为影像作品的典范之作。能否成功改编原著?这是剧集主创一开始面临的最大困难,甚至可以说是质疑。

毕竟,文学作品的叙事风格与影像呈现之间的差异性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白鹿原》是在深度怀疑之中诞生的。剧集播出后,影像文本以其承续与创新的艺术再造魅力,征服了十分挑剔的观众和评论家们。影像向文学发起挑战,不甘心对文学作品进行简单模仿和低层次复制,展现了今天中国电视剧创作者的艺术阐发能力。

《白鹿原》文学文本和影像文本研究评论的角度很多,本文主要从电视剧即影像文本本身来探讨《白鹿原》中的人物。之所以选择人物为切入点,是因为文学作品的成功得益于文字语言构造的宏阔世界和魔幻意境,而影像文本的成功则是因为剧中的人物群像和曲折故事。

影像文本对文学文本中的人物或增删、或简化、或改造、或裁并,两者得失比较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只从影像文本本身来分析人物。

人物得以站立,是因为其精神及在精神指引之下的人物行动。 电视剧《白鹿原》中人物精神世界既具有传统文化明确指向的符号式象征意味,又具有在剧变世界面前触发的淋漓尽致地碰撞、冲突、调整、蜕变,以及涌动而生的无限性、丰富性和延展性。

人物的精神意涵,既具有“不易”的质的规定性,又具有“变易”的彻底变革性,唯“简易”之道如此沧桑,呼应了华夏大地近现代历史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应和了中华民族经历的惊涛骇浪。

就精神意涵构建而言,电视剧《白鹿原》将人物的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或更多。艺术展现直抵深处,无斧凿之痕迹,几近做到了戏剧冲突的自然呈现,这是电视剧《白鹿原》人物精神图景的独到之处。

朱先生与徐先生

朱先生(刘佩琦 饰)显然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理想人格的代表。

学问贯通古今,豁然通达,心无挂碍,挺立白鹿原,环顾苍茫,沉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的绝唱。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以此为提领,剥茧抽丝,展现传统中国读文人的大境界,是这一人物立得住的关键。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黄钟大吕,恰是关中学派张载发出的著名“横渠四句”。张载是关中人,影像文本是以陕西为背景的,朱先生无论学问衣钵还是行为方式都深植大地,具备圆满的自洽性,无生硬之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无畏勇气和使命自觉不可能只是空洞的口号,须历经磨难,方得大境界,传统中国读书人的人格传承有力量支撑。

以现代眼光来看,剧中朱先生的出场实在滑稽可笑,顶一个方帽子。读书人不像读书人、道士不像道士,不伦不类,对着黄土高原喃喃自语,不知所云。然而就是这种看起来滑稽可笑的装扮、如同神经病般的自言自语,隐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密码,蕴涵着中华民族探索这个世界的能力和自信。

朱先生一介书生,以实心行实事,平生做过两件大事,一是置生死于度外独闯清兵大营;二是临危受命赈灾饥民,体现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大无畏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民本情怀。

朱先生贯穿全剧,对白鹿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红白喜事、生老病死,还是拟订乡约、塑造乡土法则,无论是家族争斗,还是国家社稷,他都始终在场。他以自己的方式,直接、间接地对这片土地产生深刻影响。

当然,朱先生不是万能的,当世界发展潮流汹涌扑来,以不可阻挡之势影响到古老华夏,现代性力量大举渗入,他不再是那个俯仰万机、淡然自若、明了时势的先知,在这个巨大的怪兽面前他也困惑迷茫,因为在书本和经验世界中,这几乎不可能发生。

如果我们把朱先生的智慧抽象为古老中国解读世界的能力的话,这种解读能力在千年骤然之变局面前,仿佛突然之间不知所措了、滞后了,不合适宜了,继而对这种能力产生怀疑。

西学东渐,西强我弱,“旧思想”俨然在被抛弃之列。然而,面对古老中国革命开始的惊涛骇浪,尽管阶段性地表现出超出既往经验的意外和迷茫,但朱先生却以天人之际、历史古今积淀的大智慧,很快就在方法论上拥有新视角,并在国共两党历史对决的紧要关口“卜了一卦”。当然,这一卦是以民心向背为基础的历史推断,“天下是百姓的天下,谁能让贫苦的老百姓吃饱肚子,谁得天下”。

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古老中国解读、把握世界的智慧,其吸纳修复再生能力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华传统文化的接续主张即是明证。

朱先生既超然世外,又对历史大势、现实人生都有深刻体悟,既能以书生之力独闯十万军阵,力挽狂澜,又能萃取人间烟火,在大地上从容行走。

清王朝的灭亡,在朱先生看来不过是一棵死树,在此巨变面前只需顺势而为,不必学遗老遗少高唱挽歌。白嘉轩娶妻,连续“克”死六房,但朱先生运用智慧,以“白鹿仙踪”巧妙化解人心之结。当他驾车拉着怀孕的妻子在白鹿原上走过,乡民们嘲笑朱先生这个贤人、圣人,晚上也是“干那事的”。面对无端的讥讽,朱先生一笑解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夫妻之事,在朱先生那里,不过是顺应天地的自然造化而已。

朱先生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贤人、圣人,显然是被简单化、妖魔化了的古板想象。他知行合一,以行动为榜样,教会了白嘉轩认识到“人有比命还重要的东西”。充分反驳了道德大旗名义之下的无稽之谈,真正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生机勃勃,绝非故纸堆里的腐朽虚伪。

如果说朱先生是读书人的理想人格,那么徐先生(侯岩松 饰)就是读书人的现实人生,如果说朱先生是飘在云端的文学想象,那么徐先生就是落地的生动白描。

徐先生是乡土中国“私塾先生”的代表,他没有“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的圣人修为,更谈不上“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的境界。他只是散落于传统中国大地无数村落中的一个普通的教书匠。

他到白鹿村,适逢何县长到白鹿原送仁义碑,刚好碰上白兴偷吹糖货郎的钱、孩子们哄抢吃糖人,徐先生就对白鹿原的“仁义”大肆嘲讽,他因此称送碑之举为“官民合演的仁义大戏”。

徐先生对外界近乎洁癖,满肚子不合时宜,看什么都“世俗”,与朱先生一见面就掉书袋子,满嘴“天理”“格物致知”云云,是“穷酸”秀才的典型,但肚子饿了,就顾不得坐而论道,顾不得斯文体面,大吃大喝,油泼面吃了一碗又一碗,一下就显出凡夫俗子的原形。

白嘉轩请他留在原上教书,他也摆个谱、拿个架子。他自诩“生来不为名利、不为钱财,更无畏色相”,行为端正,同时迂腐气十足。写在书上、挂在嘴上的道德学问,与道貌岸然、锱铢必较的日常行径,徐先生竟能奇妙地兼二者并序。

他教书时是用心的,只不过完全照本宣科,他教书是有理想的,就是让“仁义白鹿村这块碑”在村里真正立起来。这是秀才的真实模样,他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让人同情、慨叹,同时还有几分敬畏感。

正是这些“穷酸”秀才,在认真教授学问和传承文化,在最底层让延续千年的文脉不至中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让人唏嘘的是,徐先生遭遇文化大变革时代,西学东渐,他的教学传统在历史洪流中过时了、被淘汰了,最终彻底在大地上消失,他的身影定格成为历史永恒的群体记忆。

白嘉轩与鹿子霖

白嘉轩(张嘉益 饰)与鹿子霖(何冰 饰)同样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白嘉轩是仁义当头、不折不扣践行传统规则的乡村理想士绅,而鹿子霖则是名利当头、不折手段彻头彻尾的乡村土豪劣绅。现实乡绅的人生也许更接近于二者的混合体,不大会如此泾渭分明。 用文学典型形象的滥觞来理解,特别适合这两个人物。

白秉德、鹿泰恒是传统乡绅的代表,他们之间的竞争更接近于乡土士绅之间的“君子”之争,虽然他们深知“怂恿你起事的是他们,热闹时往前凑的还是他们,都是林中的鸟,有个风吹草动的,一个都不剩”,但是维护宗法体系的良性运转,“守住这个原”是其共同目标,方式方法更文明,显现出道德、礼教对行为的约束,懂得识大体、顾大局、进退腾挪。

而到了白嘉轩、鹿子霖这一代,则惨烈得多,白嘉轩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一个接一个,而鹿子霖则阴险无比、毫无廉耻,在关键时刻可以随时撕下伪装,露出凶恶贪婪的本性,发出凌厉的进攻。

全剧一开始,白嘉轩与鹿子霖进城,鹿子霖就“被革命”剪了辫子。从“剃发令”到“剪辫运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而全之,也当生而归之”的圣人古训,历史更替中因时因势上演的“剃发易服”,甚至在特定阶段上升到生死存亡的惨烈斗争,在剧中是以喜剧的形式再现的。这预示白鹿原巨变的到来——传统与现代之争由此开始。

白嘉轩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是以身践行“仁义”训示的代表。他缺少深邃远大的历史眼光,但具有感知大地人心的体悟能力,他能够在社会冲突碰撞之中伸张正义,为了“守住”白鹿原,他坚决以正压邪,奉行“守着天地守着家,别起歪心和坏心,那世道变成啥样咱都能过”的信条。白嘉轩不畏惧一切,甚至生死也不过是“一副臭皮囊”,“人有比命还重要的东西”,坚信正义之力。

白嘉轩维护一切,包括鹿子霖所做的一切坏事,他都能做到以大局为重,左右支绌,隐忍负重。面对“人心散了,不比以前了”的境况,面对历史新旧更替传统秩序趋于崩溃的窘境,白嘉轩都不曾退缩,他相信祖先的遗产、传统的力量。

鹿子霖同样是经验主义者,但他的行为处事“经验”是来自于对“名利”的求索。他完全谈不上历史眼光,却深刻琢磨明白了名利对人生的无情驾驭,臣服于利益、臣服于权力、臣服于本能,无底线追逐利益、攀附权力、追逐声色是他人生的至上哲学。

白嘉轩与鹿子霖之争贯穿全篇,族长之位、家族势力、田产地产、子孙后代、光宗耀祖、红白喜事、大事小情……一切都要争个高低上下。白嘉轩是仁义白鹿村的继承和维护者,鹿子霖是仁义面纱的破坏者,白嘉轩坚信“仁义”能够深入人心、化为行动,构建乡土秩序。

而在鹿子霖那里,仁义、乡约等不过是写在纸上、刻在石碑上的空头文章,是招摇撞骗的遮羞布。读书也不过是为了“当官、在祖坟前放铳子”,驱动人心、行为选择,必须以利益为第一考量、必然以自私为第一本能。白嘉轩与鹿子霖所使用的武器截然不同,两人无休止的拉锯战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白鹿原的精神历史。

如果说白嘉轩与鹿子霖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对子女的守护,他们都体现出基于传宗接代,承续祖宗“香火”,对子女无限付出的“可怜天下父母心”。但命运如此波云诡谲,正是他们可为之倾其所有的子女,一步一步拆解了他们的人生信条。

白嘉轩并非完人。在换地一事上他表现出的狡黠和算计,是人之常情,而且他很快在朱先生的影响下改变主意,没有将利益全部占有;种植罂粟买卖修祠堂,是他一生的败笔和耻辱,虽然他没有将罂粟用作“大烟”买卖,而是卖给中药铺做药,却诱惑白鹿原上的村民种植罂粟,恶魔的种子就此种下。赌博、抽大烟等恶俗弥漫开来,“白鹿原乱了”,淳朴的民风自此走向危险境地,埋下大祸根。这些都没有压垮白嘉轩,他都能够想办法应对,负重前行。

白嘉轩维护仁义信念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于家庭。西安城解围后,白嘉轩到城里找到白灵,要白灵回家,白灵坚决不回,“爸,我要让这世界都变得干净起来,你信不?”,白嘉轩无法理解,只是感叹“白养这么大了,没良心。没良心,都不知回头看我一眼了”。

面对想要改变世界的白灵,白嘉轩一句“就凭你”,既包含对传统力量的坚守,也包含对改变秩序的怀疑。对白灵的变化,白嘉轩尚还可以承受,只是感叹 “这世道变了”。

而“败家子”白孝文的所做作为,几乎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白孝文最终染上了鸦片瘾,这是冥冥中的天命,是上天对白嘉轩最为残酷的考验。面对白孝文的最后滑落,他几乎成了失语者,他最为憎恨的败坏乡风民俗的田小娥,却成了他寄予厚望的儿子白孝文的不归之地。

面对残酷的打击和挑战,他在绝望中挣扎,以断绝父子关系的决绝来维护乡土仁义的一丝微光。

鹿子霖算计一生,以利益为准绳度量一切,祸害一切,机关算尽,却怎么也算计不出来生了个不识时务的“逆子”鹿兆鹏。鹿兆鹏关于信仰的选择完全超越了鹿子霖的认知,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比白孝文之于白嘉轩还要让人不知所踪。

白孝文的滑落好歹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败家子”,无非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失控,而鹿兆鹏的信仰是鹿子霖从未见识过的事物,他完全搞不懂这漂浮在天边的信仰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竟然能让儿子抛家舍业,毅然决然把斗争搞到自己头上,竟然对冷秋月这种知书达理大户人家的媳妇碰都不碰一下,断了祖宗的“香火”都不在乎,甚至拿命都不当一回事,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信仰是价值选择,与利益选择水火不容,这个陌生的儿子将他放在火上烤,甚至几乎反过来要了他这个“老子”的命。这是生活跟他开的最大玩笑,是他永远都无法理解的玩笑。

田福贤、白孝文、鹿兆海

田福贤(扈耀之 饰)是出身于白鹿原上,后来到县上谋了“一官半职”的人物,严格说他只是一个“吏”,是连接乡村底层与统治者之间的重要人物。

他的行事逻辑是奉旨意完成差事的同时,最大限度谋取自己的利益。他熟悉这片土地,明白这片土地的处事规则:“虽然我是从咱白鹿原上出去的,在县里头谋了个一官半职,但是我的心还是在咱原上呢嘛,对吧?谁拿我当外人,我心寒嘛!”口蜜腹剑,精于算计。

在征粮一事上,他善于抓住关键,“只要把村里这几个有头有脸的人都给稳住了,其他的人成不了大事”。他深知白嘉轩在白鹿原上的影响力,但由于不是一路人,便一直通过抬高鹿子霖来对其进行打压。但世事变幻,在不得不请白嘉轩出任第一保障所乡约时,他说“你水有多深,土有多厚,我知道。”他精通官场哲学,“表面上是大多数人的爷爷,背地里是一个人的孙子”“咱给人家个面子,人家给咱里子”。

白鹿原遇有大事,无论是“朝代”更迭,还是县官更换,对他来说都没有关系,无非是换个主子,不同的主子都需要以他为代表的力量实现统治,所以他的口号喊得最响,诸如“为革命做点贡献”等,借各种名号来捞取好处和利益。他见惯了各类主子的统治手段,因此耍起手段来,心狠手辣。

田福贤被农协打倒后进行报复,实行恐怖主义,无所不用其极。在救鹿兆鹏一事上,他又表现出老道精明的一面,鹿兆鹏坚定执着和不怕死的气概,让他隐约感觉到国共之争国民党可能会最终失败,所以他想办法放了鹿兆鹏,以备万一给自己将来留条后路,但仍然不忘“捞一把”。他左右逢源,但最终未能逃脱白孝文的报复性惩罚。

白孝文(翟天临 饰)聪明伶俐,在江山朝代更迭之际,未能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教育。他一开始就是被白嘉轩当作未来的族长培养的,但只学到了皮毛,始终搞不明白父亲当族长的能力是从何而来的。他的想法停留在书本上,停留在口号上,他是最“知书达理”之人,但书生气换不来领导能力。

他小时候读书就自称将来要当族长,迷恋的却是谁不听话就要打谁,为了大人一句夸奖从小就学会告恶状,但是看见白兴偷吹糖小贩的钱,却又不敢检举……他权力和地位意识浓厚,却没有获得权力和地位的能力,在左冲右突中做事总做不到点子上,书呆子气,小气算计,全无父亲的格局和魄力。

仗着挂在嘴上的“体统”,他本可以做一个平庸的族长,却最终失败,成为臭名昭著的“败家子”。他的失败是深刻的,一直生活在强势的父亲阴影之下,在不得志中郁郁寡欢,在与田小娥的男女关系中走向堕落,在引诱之下一步步撕下从小所受教育的道德面纱。父亲冷酷无情的执法让他彻底丢掉了做人的“面子”,破罐子破摔,终于卸下虚与委蛇的面具,走向不归之地。

在放浪形骸之中,他体会到了毁坏道德教义的快感,但他很快发现,堕落是多么沉重,面临的是生存下去的困境。对权力的渴望、人性欲望的种子,不时在他心中撞击,他不甘于无望的平庸,再加上他受过教育,一旦获得机会,他的心智就从表面肤浅走向深刻无耻。

他加入县保安团,风生水起,甚至背叛了小时候与黑娃认兄弟时不告恶状、遇危难必出手相救的誓言,做局逮捕了黑娃,从此一步步走上追逐地位权力的冒险之旅和黑暗深渊。当然,地位和权力并没有给他提供真正的安全和庇护,当历史的车轮翻转,他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鹿兆海(邓伦 饰)离开原上读书,接触了新思想,见证了世事变幻、风云激荡之后,他最终选择了各自顾各自的现实人生。

他刚开始选择进步思想、选择革命,但在目睹了人间世事之后,思想冷却了、理想退场了,他对白鹿原上的民众革命不抱希望,不相信国民革命能够在乡土白鹿原上真正实现。但他与田福贤、白孝文等有本质不同,他毕竟经历过革命理想主义的洗礼,是理想幻灭之后的实用主义,良知尚存,不至于堕落到不择手段的无耻地步。

在这人间乱世中,他只想拥有自己的爱情,拥有自己的生活。他真诚地追求白灵,视白灵为唯一,为了白灵甚至可以牺牲自己。但因道路不同,认知不同,他们最终未能走到一起。在这大变革之世,个人命运难以逃遁、幸福无处安放。抗日战争爆发,鹿兆海投身战争,英勇杀敌,彰显了中国青年的民族气节,但奈何旧政权的腐朽,他最终壮志未酬。

白孝武、鹿三、仙草、冷家父女

如果说白嘉轩、鹿子霖是传统乡土的士绅代表,是带头者,那么,冷先生、白孝武、鹿三、仙草、冷秋水、冷秋月等则是最具伦理象征意味的千千万万普通勤劳善良的乡民,他们是中国传统乡土伦理最为坚实的大地基础,正是他们最为坚定和彻底的践行,伦理的力量和魅力才显现出来。

仙草(秦海璐 饰)是白嘉轩的妻子,她不仅是勤劳、隐忍的“贤内助”典型代表,还是夫唱妇随的典范。

她平时谨守夫妇之道,谨小慎微,但在关键时刻,却是丈夫最为坚强的支柱。在“交农起事”这一可能“掉脑袋”的危险行动中,她刚开始感到恐惧害怕,第一反应是劝丈夫放弃自保,但看到白嘉轩决心已定,她最终选择坚定支持丈夫,一句“该咋办就咋办,我男人啥都不怕!”显示出巾帼英雄之气。

白嘉轩种罂粟卖钱修祠堂,虽然是卖到药铺做药,但仙草敏锐地感觉到可能会带来的恶果,多次劝诫丈夫,深明大义。白嘉轩入狱,处在人生悬崖的边缘,仙草可以“赴汤蹈火”,舍弃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去营救白嘉轩,真正显示了中国妇女为了家庭不顾一切的高贵品质。

鹿三(李洪涛 饰)是雇工,与白嘉轩的关系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但他们不是一般的雇佣关系,他们在伦理和命运上都是一体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血肉相连、相依为命的关系。

鹿三恪守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伦理理念,在关键时刻可以命相报,所谓“仗义多是屠狗辈”,体现出普通人的侠义精神。

鹿三只想过清清静静踏踏实实的平常日子,他也有反抗的举动,如交农起事,但都是出于对白嘉轩的绝对信任,出于“仁义”的信念。白嘉轩以性命换性命,去换回坐牢的鹿三,结下了过命的交情,从此,“我以后就是白家的人了”,誓死追随白嘉轩一生。

但他万万没想到出了逆子黑娃。黑娃带回田小娥,在鹿三看来就是“奸夫淫妇”,在伦理上决不能接受。田小娥勾引白孝文,败坏了原上的淳朴风俗,导致白孝文从一个读书人沦为乞丐。鹿三将这一切归罪于田小娥,“她害人太多,我不能让她再害人”,终于动了杀心,手刃儿媳。忠厚善良与礼教杀人体现在同一人身上,以致最终酿成大悲剧,成为他一生的梦魇。

白孝武(王骁 饰)是勤劳、忠厚、老实的农民代表,他一出身就注定属于这片土地,一辈子默默耕耘、默默守候白鹿原。

他虽出身大户,却没有其它兄弟姐妹的灵气,行事木讷,不具备领导者的气质。白孝武小时候拙于读书,与白孝文一起背诵乡约,理解记忆能力比孝文矮了一大截,但他却是朴素乡约最为忠实的执行者。

他既不想当官,也不想做族长,“乐子”就在“这地上、这牲口身上”,他此生最大的快乐就是体会到饲养家畜、下地劳动的价值,这是身为体力劳动者最为感性、朴素的幸福。他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一员,也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冷先生(杨皓宇 饰)是白鹿原上的“郎中”,他医治人的身体,是原上众生生命的守护者,德高望重。医者仁心,因为看病,他获得了乡民的认同,积累了足够的信誉,他同时懂得世道人心,在关键时刻有相当话语权,土地交易需要公证时,他做中间人;推选族长时,他是主持……白鹿原每每出现变故时,他都会出主意,是重要的参谋角色,在一定意义上也扮演了“人心”的医者。

冷先生奉行传统伦理观,朱先生的夫人难产,冷先生因为“男女授受不清”不肯去接生,最后在鹿兆鹏不肯去接生就是“杀人”的激将之下才去接生。冷先生不是万能的,面对超出他医术能力的瘟疫时,他宁愿相信避鬼驱邪符之说,也不去了解“洋党”铺洒石灰防治瘟疫的方法。这都反映了冷先生的医者仁慈与伦理观念的深刻冲突。

冷先生从来不笑,但在与白嘉轩攀儿女亲家时意外地笑了,两个女儿是他一生的寄托和幸福。他为了营救女婿可以倾家荡产,在所不惜。但女儿的亲事成了他无法医治的“心病”。女儿冷秋月与鹿兆鹏没有爱情的婚姻,导致了冷秋月的不幸,他不仅不能医治,从某种意义上还扮演了冷酷无情的角色,“我们家闺女从一而终,这是门风”,要求女儿必须坚守妇道,即使被丈夫抛弃,也应该守活寡,这是最终压垮冷秋月的伦理之踵。

女儿被逼上吊自杀后,刚开始他还认为,是“她自己命不好,嫁给谁都一样,上辈子她没积下福,她怪谁嘛”。但进而他的良知受到了严厉拷问,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逼着她在鹿家待,我逼着她在鹿家守一辈子,我对不起她,我这爹怎么当的啊?”

无论外在相貌、内在伦理,冷秋月(南吉 饰)都是传统妇女的理想典范,但她遇到的夫君是白鹿原上的“叛逆者”鹿兆鹏。她试图通过贤惠、隐忍、温情来感化鹿兆鹏,她只认自己是鹿兆鹏的媳妇,鹿兆鹏是自己的男人,她应该尽妻子的责任。

但她的丈夫鹿兆鹏却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有她无法理解的伦理观、爱情观,因为没有“爱情”而无法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尽管鹿兆鹏试图解释、“改造”她,但观念已深入骨髓,难以改变。这些,注定了他们的悲剧结局。冷秋月遇见鹿兆鹏是历史的错位,是新旧世界的悲剧、新旧伦理的悲剧、新旧时代的悲剧, 让人无限唏嘘、感慨。

冷秋水(曹馨月 饰)则是幸运的,他与白孝武的结合是完美的,晨起而作、晨昏而息,夫唱妇随,孝敬公婆。冷秋水的伦理坚持是“守住这个原”最稳定的基础。

和尚、黑娃、石头、桑老八、白兴儿、跛子爷

三官庙和尚、黑娃、石头都是不甘于命运前定的代表,天生就有反骨,他们对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等,有着天然敏感,不愿逆来顺受。忍无可忍之时,他们要么出走另寻出路,要么索性站起来反抗。

但他们反抗的目标是阿Q式的,只不过其路径不是幻想,而是行动。他们的抗争总体上来说是为了一己之私,为了改变自身地位,希望“发达”之后做人上人,盲目又暴力。

三官庙和尚领头交农起事,带领一盘散沙的村民汇聚成巨大力量,逼迫县长宣布加收粮食的命令作废。当被簇拥的人群抛向天空狂欢的时候,他体会到了反抗的力量,但随后立即成为官府缉拿的对象,落草为寇。

黑娃在白鹿原上天不怕地不怕,就怵白嘉轩,白嘉轩的“腰杆子太硬了”。黑娃从小目睹了父亲鹿三被抓走,白嘉轩以命换命去营救父亲的“仁义”,这让他见识了道德义气的力量。

他从小就对疑惑之事要问个为什么,父亲因赌博向白嘉轩下跪他要问个为什么,乡民离开白鹿原当麦客他要问个为什么,白嘉轩给他起名说有根了他要反问“有了名字就有根了吗”……他的疑问都是自发的,是野性的萌发,不能上升到自觉理性思索的高度。黑娃对参加革命的理解是“当官”,老婆田小娥要当官太太。

黑娃对这个世界是强硬的,但是他也有柔软的一面,那就是对女性的袒护与同情,他从小就护着白灵;后来外出谋生帮助田小娥出逃,除了男女之情,他们之间还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互同情。对于“进祠堂”“进族谱”,黑娃从小就不稀罕,一语成谶,这成了他一生的梦魇和锁链。

他发现,进不了祠堂、进不了族谱,不只是物质上的疏离,他感觉到了身份认同上深刻的被遗弃和被隔离,抬不起头来。但是他天生叛骨,“是一头养不熟的狼”“不可教也”,他在“叛离”和“归属”之间拉锯,左右摇摆,他试图对抗这一切,但这片土地上的宗族力量如此强大,任何人都必须“认祖归宗”,否则就是土地的弃儿,无家可归。

他一方面感觉传统力量落网密织,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必须反抗才有出路。另一方面体内流淌的血液不断昭示他,必须与父亲鹿三相认、必须认祖归宗,“只要是生在白鹿原村炕头地上的,迟早都要归到祠堂里的”,这是植根于血脉中的人性和伦理,是必要的身份认同。它如此强大,让黑娃一生纠缠不止。

在千百次的冒险和苦难中,他最终还是归属于这片土地。他最终在顿悟中与自己和解,“学做好人”,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

石头、白兴、桑老八等是白鹿原普通的乡民,他们是为了“一口食”活着的典型,为了一丁点个人利益就可以无风起浪、闻风而动、没有立场、随时摇摆。

石头因赌博家破人亡,白嘉轩竭力帮助他,他却恩将仇报,协助土匪绑架白嘉轩。鹿子霖扇他耳光时,他本能地决绝反抗,威胁要弄死鹿子霖。但他并不是彻底没有是非观念,白嘉轩惩罚他,甚至要整死他,他都“认”“乐意”,而鹿子霖欺负他则不行,这说明他的良知尚未泯灭。

石头后来因无法忍受贫穷、要面子,离开白鹿原,“一直往东走”做了“麦客”。石头当麦客,长了“见识”。他见识了外界,见识了西方传来的花花世界,带回了各种“洋派”物件:火车、洋酒、秋千,甚至女人……但他的能力受眼界所限,看到学到的只是物质皮毛,对精神价值全无体悟。

他以自己浅薄的见识反抗、嘲弄宗族规矩和“家法”,鼓吹婚姻“自由”,完全不顾及传统家庭伦理和责任,“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分开不就完了嘛”,导致了家庭的解体,最终酿成家毁人亡的大祸,甚至自己也走火入魔了!

跛子爷是白鹿原上的守夜人,白天逝去、暗夜降临,他开始巡夜。他知道白鹿原上夜晚发生的所有见不得人的事情,赌博、盗窃、偷奸、夜奔、闹鬼……他既是白鹿原的守门人,也是白鹿原所有秘密的知晓者,所有阳光之外的事情都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

他的使命是将黑夜之下的秘密告知族长,让族长进行处置,以达到宗族治理的平衡。他忠于职守,成为古老白鹿原的意义象征。

白灵和鹿兆鹏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用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形容以白灵、鹿兆鹏为代表的白鹿精灵,最合适不过。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时,总有仁人志士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鹿兆鹏(雷佳音 饰)小时候目睹朱先生禁烟义举,就立下志向“我长大以后就学他”,最终鹿兆鹏选择了革命信仰,并以生命许之。白灵受进步思想指引,在鹿兆鹏的影响下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他们的信仰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来自书本上的豪言壮语,而是目睹了旧中国千疮百孔,历经了大地上生死悲欢之后的坚定选择,是引领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道路选择,他们是那一代中国人最为杰出的英雄代表。

白灵(孙铱 饰)和鹿兆鹏出生在白鹿原,生活的是同一个原,长大的是同一个原,但他们看到的不是他人眼中的原。睁眼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他们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历史的潮流中落后了,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白鹿原如同中国的千千万万个需要改造、重塑的乡村,也需要革命的暴风雨洗礼。信仰要落地生根,必得经得住血与火的残酷考验。

鹿兆鹏生于白鹿原,他的仁爱、侠义皆受之白鹿原。他从小耳濡目染了白嘉轩的“仁义”之举,朱先生的大智慧,这些根植于他的内心,尤其朱先生,更是他的信心基石。改造和重塑乡村并不只是说说而已,是需要面对生与死、血与火的洗礼和涅槃。这些,鹿兆鹏都做好了准备。

但他面临最根本的障碍,是深入骨髓的伦理。鹿兆鹏革命的第一关就是父亲,他的父亲鹿子霖是白鹿原要革命的重点对象。父子之情、革命对象,缠绕在一起,鹿兆鹏以极大的理性对待,基本上做到了公私分明。

鹿兆鹏的第二关是革命伴侣的背叛。鹿兆鹏在革命中结识的章子君,是“心有灵犀的爱人,相互扶助的战友”,原以为已经牺牲,成为鹿兆鹏一段时间里最痛苦的记忆,但后来发现章子君没有死,真相是其在残酷的斗争中退却了,放弃了“没用的信仰”,背叛了革命,而且不惜出卖同志、出卖他。

这是鹿兆鹏最不能过去的坎,也是其面临的残酷考验。在无尽的黑暗中,是白灵给他带来些微的光亮,让他继续前行。

白灵因从小目睹白鹿原上女性们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再加上白嘉轩打小娇惯宠出来的任性天性,这个“疯丫头”从小具备了追求自由的基因。她自小不受礼教拘束,不仅不裹脚,还学习文化,充满灵气,写出来的文章让朱先生赞叹“巾帼不让须眉”“立意高远、文采了得”。

她冲破父亲的桎梏,走出藩篱,进城接受现代教育,在学校接触了进步思想,又目睹了军阀混战后的生灵涂炭、当局者的腐败无能。她逐渐明白了白鹿原与外界的关系,国与家的关系。

必须改变现状,必须改变制度,必须改造乡村,才不会亡国灭种。她与鹿兆鹏一道经历了革命生与死的考验,在残酷的斗争中锤炼斗志,越加坚定,最后在战争中牺牲,彰显出信仰的崇高力量。

二豆

二豆这个配角设置得匠心独具,从戏剧的角度充分保留了文学文本的“魔幻”色彩。二豆的形象既具备充分的丑角气质,同时又让人难忘,实实在在地接了地气,避免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象征”属性的混沌。

朱先生和白嘉轩闯清军大营归来,乡民站在白鹿村口迎接,二豆不明就里奔向土坡欢呼,愉悦的表达中包含了大难不死的悲喜。

鹿子霖吹牛皮说自己与朱先生闯军营,“白鹿原上头一个剪辫子的革命党,知道是谁不?那就是我……誓与革命共存亡嘛……就我这话音一落,当时那天阴的一兜水一样,咔一个雷就下来了”,二豆重复“咔一个雷”,乡民问“哥,劈着没?”顿时将鹿子霖的牛皮拆穿成笑料。

田福贤来白鹿原征粮,宣扬“革命尚未成功,大家还要节衣缩食,为革命做点贡献”,二豆以他的沉默张望看这出戏上演,极具讽刺意味。鹿子霖当上乡约,正在和田福贤商议如何气白嘉轩,二豆放鞭炮,吓两人一大跳。

白鹿宗祠建成庆祝,二豆摇手欢庆,白嘉轩就任族长,二豆跟着呼喊:“信得过!”。何县长到白鹿原立仁义碑,骑高头大马威风凛凛进村,二豆在旁边跟着,刹那间成为荒诞喜剧。

白兴偷吹糖小贩的钱被行族法,何县长见机在祠堂作秀训话,“一个县,一个省,乃至一个国家,如果都像白鹿原今日,那我们就……”,二豆在一旁喊“打!打!”,让这出“政治秀”顿时被解构……

从小事到大事,从小人物到大官,从喜事到丧事,从日常到巨变,二豆都是“在场”的。他的在场看似无关紧要,不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却是全篇叙事的重要手法,具有十足的戏剧价值和文学价值,是出人意料的点睛之笔,更是联通文学文本和影像文本的神妙之笔。

以二豆唱秦腔为开篇,以二豆原上挥手告别为结尾,宏阔背景大幕之上,鲜活丰富的人物画卷徐徐展开。影像《白鹿原》让我们在艺术观赏中走进历史深处,深刻窥探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宽广深厚、永存不死的心灵密码。

【文/朴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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