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认真的人，他认准的理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季福根
我的父亲季新业，生于1924年，卒于2022年，享年99岁，应了那句老话：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父亲13岁那年，右腿生恶疮，因买不到青霉素落下残疾，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了。比残疾更加残酷的是，腿疾转化为骨髓炎，这种病的发病频率很高，有时一年犯几次，每当发病时都疼得大汗淋漓。此病没有特效药，只能硬扛。
“屋漏偏逢连阴雨”，同一年我的奶奶撒手人寰，家里只剩下爷爷和父亲两人相依为命。爷爷看着可怜的残疾儿子，担心父亲受到继母的虐待而不肯续弦。
童年丧母和身体残疾的双重打击，没有让父亲沉沦，他告诉爷爷，要考师范，将来自食其力。他从旧书摊买了一本《四角号码字典》和一本《升学指南》，自学高级小学课程。经过两年独自寒窗苦读，终于圆了升学梦，考取了他梦寐以求的蓬黄联师，毕业后从教直到离休。
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没有老师辅导的情况下，通过自学考上师范，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不只在整个家族，就是在方圆几十里内也是首例。
难以想象的是，他是怎样忍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一点一点地啃书本，弄懂那些繁杂的四则运算、盈亏问题及鸡兔同笼问题的。孟子说“生于忧患”，意思是忧愁和祸患能使人生存发展，父亲的成功再次印证了孟子的话。
父亲工作认真，执教能力强，有管理才能，被提拔为小学校长。他担任校长期间，从来没有收受一分钱的贿赂，更没有贪污一分钱的公款，在三尺讲台默默耕耘30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父亲不会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不请客送礼，不拉帮结伙，工资是校长中最低的。他拖着一条瘸腿，靠着微薄的薪水养活一家八口。
家庭生活窘迫，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尤其是1959年到1961年间，我经常饿得睡不着觉，父亲从学校食堂打的馒头，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舍不得吃，总是带回家让我们吃，让我感受到无言的父爱。
父亲一生酷爱研究发明，在工作之余买来一本有关收音机的书籍反复研究，并买来各种元件，按照书中的插图焊接组装矿石收音机、电子管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终于获得成功。离休后，他又利用对数计算尺发明了潮汐计算尺和干支年计算器。
有人劝他申请国家专利，他说，我不为名利，纯属爱好，国家发给我的退休金已经够了。
父亲是一个认真的人，他认准的理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每当星期天回来，他便一头扎进屋里，经常通宵达旦地忙。母亲为此埋怨他浪费火油，父亲说：“我不喝酒。”母亲说：“你不喝酒，喝火油。”细想起来，父亲得的心脑血管病与年轻时熬夜有很大关系。
父亲继承了我爷爷幽默诙谐的基因，走到哪里便把欢笑带到哪里。
由于腿脚不方便，他走路摔跤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他从芦洋小学办公楼二楼摔下来，师生们都惊慌失措地围拢过来，只见他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笑着对大家说：“这下好了，我的右腿能打弯了。”
哪怕是到县里开会，也总是有人趁闲暇把他围起来，让他讲笑话。他讲笑话都是信手拈来，一开口便是活脱脱一段单口相声。
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头一年，我家的一圈粪堆在门口被人偷走了，要知道农村有句谚语“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没有粪就没有好收成。换作别人，说不定会骂大街甚至报警，他却一笑置之，说：“要是把我家的欠债掺在粪里就好了。”
退休后的第一年，他和一个钓友一起去钓鱼。那天风大，鱼不咬钩，钓友只钓到一条，他却一条也没钓到。回到村口，有人问他钓了几条，他指着钓友告诉那人，比他少一条。
“文革”时期，父亲这个小学校长也成了“走资派”。很多小学校长被查出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对清正廉洁、作风正派的父亲，造反派找不出一点瑕疵。但父亲在检讨书中写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工作之余，晚上办公之后研究收音机是不对的。”
中风偏瘫后，父亲不得不常年卧床，他对这种囚徒般失能的生存状态深恶痛绝，一度悲观失望。但后来受到保尔和霍金的影响，他坦然面对现实，把注意力转移到读书上。
父亲生前喜欢读奥勒留的《沉思录》，两本《沉思录》都被他翻烂了。到了90岁高龄，他又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父亲一生不善交际，有几个和他合得来的老伙计也都先他而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除了家人和亲戚，来看望他的人越来越少。当我们问起有谁来过，他尴尬地说：“不才明主弃，久病故人疏。”
人情如纸，世态炎凉，不要说他一个耄耋老人，连我们这些中老年人也感受到了。人的一生都是匆匆过客，有缘同行，缘分没了，一切归零。好在血浓于水，他的身边有他的子子孙孙几十人，这就够了。
父亲走了，他要去另一个世界了。他走得很从容，仿佛奔赴另一个工作岗位；他走得又很匆忙，急着要去陪伴我那同样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别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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