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为什么不惜花费数千万白银死磕大小金川，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必要吗？
解决大小金川问题是很有必要的，但打成这个样子，还是清朝和乾隆本人的特殊性导致的。
之所以大小金川土司成为川西的严重问题，最初的缘由是在1656年，刘文秀收复川西的雅安、嘉定等地，而且开始经济建设，“田粮专上谷米豆草，不用民间钱粮，虽夫役征繁，而井里饱暖，民忘其劳焉”。“蜀中有司、绅士”有很多投奔刘文秀。
而清朝控制的川北地区，经过连年战乱，经济一直未能恢复：“切川北—隅合计钱粮征额每年止五千一百五十余两，各文官俸薪每年共该银八千余两，一年赋额不足抵各官一年俸薪。”税收都不够官员的工资。夔东十三家截断三峡，清军在四川的军事开支全靠从陕西转运。
正是由于在四川用兵困难，清朝便采取了以藏制汉的策略，拉拢嘉绒地区诸土司来对抗刘文秀。后来清朝和李定国进行最后决战时，入滇的三路大军也都没有走川西地区，这里沦陷得比云南还晚。
刘文秀也在拉拢土司，为了和离土司更近的刘文秀争夺土司，清朝就采取了和当年给吴三桂封王、许诺封唐通侯爵、让郑芝龙当闽粤总督一样的策略，哄抬物价，反正川西压根不在自己手里，瞎许愿呗，能不能兑现以后再说。因此，这些土司投降清朝之后，没有受到任何管束，完全是独立王国。
这倒问题不大，反正明朝对他们的管束也不多。但是，清朝入关之后的前四十年，都在忙着祸害中国老百姓，腾不出手解决土司问题。直到1684年，郑氏在去年已经投降，清朝解除迁界禁海，军事工作的重心才从屠杀汉人转移到边疆问题。
首先是本来在1658年就应该打，但是当时因为忙着屠杀云南人而没顾得上打的雅克萨之战。打完雅克萨，噶尔丹已经开始攻打喀尔喀蒙古了，清朝没时间再打尼布楚，就把蒙古人的圣地斡难河让给俄国了。
打完噶尔丹，也就进入18世纪了，康熙的儿子们开始争皇位，康熙也开始变得懒政。《清实录》记载：
康熙五十年三月，偏沅巡抚潘宗洛陛辞，上谕之曰:“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意也。驭下宜宽，宽则得众，为大吏者，若偏执己见，过于苛求，则下属何以克当。”
当时清朝正在进行湘西的改土归流，湘西土司是靠当年袭击闯军，毒箭射死高一功的战功在清朝获得地位的。皇帝都对偏沅巡抚这种直接负责湖南土司问题的官员这么指示，自然别指望进度有多快。湘西都没改完，自然轮不到川西。这一时期，清朝在川西有平定昌侧集烈之乱的军事行动，但是大体上没有动土司的权力结构，还是采用拉一部分土司打另一部分土司的老办法。
然后，就发生了大策凌敦多布奇袭拉萨的事件，清朝开始驱准保藏。此时的清朝，面临严重的兵力不足问题。
四川绿营的数量非常多，有三四万人，是除直隶外绿营兵最多的省份。平定昌侧集烈时，四川绿营兵出动上万人，出力很大。
但是，四川绿营在清朝的政治体系中和其他绿营一样是下等人。比如说当年围攻夔东十三家的时候，从陕西来的西安驻防八旗兵“栈道崎岖，马匹困惫”，四川总督李国英就下令自己属下的绿营兵把马匹都交给满洲兵，“鼓励汉兵荷戈步走”。
不禁让人想起《地下交通站》中的名场面（小林伸二反正那集）：
刘副官：皇军，您去哪里？
日本兵：我的，小便的干活。
刘副官：我也陪您厕所的干活。
黄金标： 刘副官，让皇军先尿，记住喽！
三藩之乱后，清朝立刻裁撤在平定三藩过程中出了大力的绿营，导致了1688年湖北绿营在小卒夏逢龙的率领下起义，攻占武昌，击毙湖北巡抚柯永升。清朝对绿营，一直是既利用又提防。
绿营干的活比八旗更苦更累，待遇却不如八旗。驱准保藏的部署刚一开始，1717年，四川提督康泰的标营1200人哗变。康熙不可能给绿营和八旗一样的待遇，他公然宣布：“若绿旗兵丁，任伊众多，朕心亦难倚任。”指责绿营兵“稍不如意，即至相怨”。朝廷只不过是给你们的军饷被长官克扣了之后还不够全家买米，然后让你们爬青藏高原去打硬仗而已，你们怎么还不高兴呢？
于是，康熙从荆州调来八旗兵2000人，监视四川绿营，以免哗变部队“鼓感在省之兵，致生他衅”。他又觉得四川绿营的汉人将领“万一领兵出口，难保不蹈前辙”，得有满洲将军来监视才行，“命副都统法喇前往四川，会同年羹尧料理军需”。
法喇是正白旗满洲人，姓那木都鲁，他父亲敦泰在厦门之战中被郑成功击毙了，他才当上这个官职。实际上，法喇根本没出任何力，仗都是担任前锋的副将岳钟琪打的。法喇不仅对绿营兵不好，对满洲兵也没好到哪去，他的军中有巴牙喇自杀，他瞒报此事，因此被罢官，可很快在康熙办千叟宴的时候又复官了。
满洲兵太少，绿营兵信不过，那就得调土司兵了。岳钟琪斩杀了一部分不服从的土司，但是那些出兵配合的土司，在驱准保藏之战后势力更大。雍正元年，年羹尧建议：“大金川土司之土舍色勒奔者，曾因出兵羊炯，著有勤劳，应请给以安抚司职衔，以分小金川土司之势。”
进入雍正年间，改土归流进程加快，到了乾隆年间，清朝首先考虑对瞻对地区用兵。1746年，瞻对之役结束，“在碉贼番男妇约计七八百人，尽行烧毙，鸡犬无一遗存。”老幼妇孺烧死这么多，结果让首领班滚跑了。
这一仗清军的表现还是挺正常的，无非就是有军纪不严、赏罚不明、主帅不在前线、号令不一、部队松散、虚报战果、滥杀妇孺之类的毛病，哪个王朝到了中期都这样，不足为奇。
但是清朝的特殊性在于，他们认为这些土司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互相攻伐，既不是这里恶劣的生存环境导致的，也不是土皇帝一般的土司制度导致的，而是土司雇用的汉人幕僚从中挑拨离间。
1745年，大金川兼并了小金川，但是清朝忙着解决瞻对问题，只想息事宁人，派人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要善良。随后事情越闹越大，到了1747年，终于到了不大规模出兵不行的地步。
在土司的碉堡面前，清军死伤惨重，统兵将领张广泗过去在贵州打土司用过的地道、爆破、炮击、断水等战术在川西的险绝地形下都不管用了。
于是乾隆又派了军机大臣钮祜禄·讷亲来做经略，讷亲是遏必隆的孙子，他姑姑是康熙的皇后。根正苗黄，就一点小缺憾——从来没打过仗。然后乾隆又崇祯附体，让讷亲赶快破敌，结果当然是又吃败仗。
吃了败仗，不能怪皇帝瞎指挥，得怪讷亲轻信“汉奸”。清廷抓了张广泗的两个家奴，一顿大记忆恢复术，让他们承认他们勾结“汉奸”，也就是金川土司的汉人幕僚王秋等人。再把张广泗抓起来，一顿大记忆恢复术。最后判张广泗死刑，讷亲赐死。
实际上，金川之役打得如此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合适的火炮摧毁土司碉堡，张广泗在奏报中多次提到这一点。
报闻，是日张广泗又奏言，攻克坚碉必须大炮，各营现有百子、劈山、威远等炮，仅能对敌于行阵之前，无益于摧坚之用。纪山所铸大劈山炮重三百余觔，分发各路，应用颇为得济，然尚嫌力微，而再议加重，则又移动为难。
小炮打不动碉堡，大炮太沉了在山路上没法运输，这是清军在金川失利的核心症结。
根据《平定金川方略》卷五的记载，张广泗请求在成都制造大号劈山炮。与此同时，乾隆见普通火炮不起作用，实在是没辙了，才“谕旨颁发八旗存贮九节炮十位运往军营”。
九节炮的特点就是炮身像竹子一样有九个节，可以拆成开运输，进了山再组装起来，其他方面比起同时期欧洲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所用的火炮都没什么优势。就这么个玩意，乾隆跟老母鸡抱窝一样捂着，只准在八旗的仓库里存着，不到万不得已不发下去。
就连张广泗认为不好用的威远炮，都是只有八旗才能用的，数量极少，“查省中尚有存营威远将军铁炮三尊”。冲天炮、威远炮这些臼炮，能曲射，甚至能发射爆炸弹，但是管理及其复杂，内务府造炮，工部造弹药，八旗炮局负责保管。打仗的时候，由钦天监派出测量员，测量仪器还得从内务府调。把炮送到前线，还得有御前侍卫参与，用完了立刻收回。
所以缅甸之役后，清军虽然有爆炸弹，但因为太麻烦了，没有普通火炮实在打不动的强敌就压根不用，汉官汉将根本没接触过这东西。到了鸦片战争的时候，连林则徐都不知道清朝是有爆炸弹的，认为“向来俱用实铁弹，于致远攻坚，已属得力”。其他汉官也表示：“飞炮炸弹之法，内陆罕见，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
在清军中，操炮技术不是由军队中的炮兵军官掌握的，而是由钦天监的官员掌握的，实属一大奇观。因为清朝的数学教育，就是一开始由八旗官学负责，到乾隆年间转到钦天监，只有皇族和八旗世家子弟能学。都八旗世家了，谁愿意当炮兵啊。
连仿自准噶尔的赞巴拉克大鸟铳，一开始都是不允许内地绿营使用的，直到镇压白莲教起义时才普及。
不管谁当皇帝，大小金川都得打，因为军队腐化和地形因素，也都会很艰难，但是艰难到如此离谱的程度，绝对少不了乾隆和他劣祖劣宗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