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三毛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这几年经常做展览和演讲，总是讲：三毛是什么？她是一个从小就自己做决定的人。
今天我们很多的孩子，都是家长在替他们做决定，报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等等。可是三毛从小就是自己做决定。
她出生在重庆黄桷垭。那时候每家都有一个大水缸，她爸爸说：不能玩水。她不听，结果掉下去了，她用手撑住缸壁，两只小脚啪啪地打水，被家人听到了，出去把她救出来。她也没哭，就是喊了一声：感谢耶稣基督。这是三毛一生最牛逼的一个决定：我不能死。
后来她在台北女一中，被老师体罚，在脸上画鸭蛋。她回家就说：没法念书了。也是她自己做的决定。她在社会上混，跟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混得不错了，她还是决定，背着包去外面闯荡。绕了一大圈再回来。26年前的今天，1月4日早上，她飞掉了。那也是她自己做出的决定。
她一生都是一个自己做决定的人。我们今天也很难认识到，她怎样做出的最后这个决定。
每年都有人找我聊三毛，聊我当年给她拍照的事。连三毛家里人都觉得，大陆和台湾还是真的有一点区别。他们很欣慰，觉得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么多人谈及三毛。大陆有好多年轻人、90后在读三毛，可能在台湾就没有这样了。
三毛的姐姐叫陈田心，弟弟叫陈杰。她还有一个弟弟在美国。我跟他们像家里人一样的关系。
2011年，他们和皇冠出版社（出版三毛书籍的出版社）还有三毛的一些朋友，画家、作家……6月份来北京，把三毛的手稿捐给当代文学馆。跟那些当代文学大师的手稿放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
在见三毛家人之前，我又读《敦煌纪》这篇文章，想：我要去见他们了。不行，我非要再去敦煌一趟不可。我就买了张机票，独自去了敦煌。
在1990年，也就是我见到她的几个月前，三毛去了一趟敦煌。很多人没有看过她的一篇文章，叫《敦煌纪》。三毛把内心的很多感受，都通过那篇文章表达出来了。比方说，其中有一些文字，说她要去敦煌之前写了好多明信片邮给朋友，说：我要去敦煌了，要去看飞天了。当你们下次见到三毛的时候，肯定是一个不同的三毛。明天是我的大日子，明天我就要面对千年的壁画和洞窟，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得到更多。
后来她看到黄河的时候，还轻轻喊了一声：祖国，妈妈。她居然有这样的情感在里面！
在这篇文章里，三毛提到了一个叫张伟文的小伙子。三毛飞掉的两年以后，我专门去敦煌找了张伟文。
三毛去的时候，张伟文安排了她去一个洞。她在里面跟弥勒佛、菩萨有对话。洞里面是交脚佛，其实就是弥勒佛。
那个洞里面是漆黑一团的，需要手电。但是当张伟文他们出去以后，三毛把门一关，看到菩萨大放光明，用左手摸着她的头说，苦海无边，你悟了吗？
她不能作答，问：是不是你从兜率天下凡人间，下面的人看到你，才会太平？……就这样，她感受到了她和弥勒佛、菩萨的对话。
我第一次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根本看不懂。我后来学了佛以后才懂一些，觉得特别牛逼。
看完之后，三毛看到洞窟外头的沙漠里有一些墓碑，就问：这是什么人？
张伟文说：这些是跟我一样的人。他们年轻的时候在这里临摹画，死了以后就留在这儿。
三毛说：这是我的家，我死了以后埋骨的地方。
张伟文说：是吗？那你选一个地方。三毛就指了一个地方，说：无论如何我都会回来的。如果你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我，你就可以看天上的星星。
这句话说得特别玄，特别飞。
有一个人叫陈达镇，他是台北的一个中学老师，和三毛的妈妈关系特别好。他受到三毛妈妈的委托，带着三毛曾经用过的东西——我不想用“遗物”这个词——来大陆找三毛曾经的好朋友。一个是我，一个是贾平凹。然后又去敦煌，把《敦煌纪》的手稿等一些东西埋在了敦煌。我翻拍了一下手稿。特别棒。
三毛的骨灰现在台北金宝山墓园，跟邓丽君在一起。他把我带到那里说，三毛，肖全来看你了。然后他就让开了。我跟三毛叨叨叨叨说了半天。
走的时候我一看：旁边不就是邓丽君的墓吗？这样很好，她可以天天听邓丽君唱歌。
我去过三毛所有生活过的地方。她的家人跟我在北京吃饭的时候，每个人讲自己跟三毛的故事，讲五分钟。姐姐先讲弟弟讲，然后是我讲。我跟陈杰讲：有个朋友，说三毛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很高很高的地方生活得很好。她弟弟就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肖全，你是我姐姐的恩人。我姐姐一生中最好的照片是你拍的。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
他当时正因为三毛图片的事情跟人打官司。
我最满意的，是三毛光着脚坐在地上的那张照片。
当时拍完以后，我们又往那个胡同走了一下。我架了个三脚架，拍了几张合影。她说别拍了，赶紧拿烟给我抽。她一天要抽三包烟。
往回走的时候，她说：肖全，你能不能晚上辛苦一下加个班，我很想看到这批照片。我在台北出名的不是我的写作，而是我的旅行。我一直想找一个摄影师跟我合作。
当我晚上把照片洗出来的时候已经三更了，第二天早上她看到的时候高兴极了，把照片摆了一床，目光就没有离开过那张照片。
我说我好喜欢这张，无论是人物的情绪，还是构图，都是那么完整。她说：肖全，我告诉你，这不是完整，是完美无瑕。十几年前，我就是一个人背着包到处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人。你瞧，这是一个多么倔强的女人。她用的词是“倔强”，我一直记得这个词。
然后她说：我现在要去重庆，去杭州，去完成一本札记，作者像就用这张。
回台北以后，她就忙于电影《滚滚红尘》的宣传，然后1月4号就飞了。
我听到消息以后，还挺责怪她的。她说，明年夏天她来找我，咱们找个凉快的地方，你拍照片，我来写字。
有一次，我去一个电台做关于三毛的录音。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哽咽了。不是说好了吗？不是说好了吗！为什么你先跑了？
我当时真的挺责怪她的，不是说好了夏天来找我吗？
当我明白三毛再也不可能来找我了，再也不可能去拍照片的时候，我把给她拍的底片，不到四个胶卷找出来，做了《天堂之鸟》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两块多一本。
结果这本小册子被杨丽萍看到了，派人来找我说：杨丽萍请你拍照片你愿意吗？我说：好吧。
就这样，我跟杨丽萍认识了。其实是通过三毛。我经常说，打开一扇门，你可以看到另外好几扇门。